“哎，小兄弟，别去他们家买东西，那就是一家奸商，还说不定是特务呢”
“特务！那我不去了，不去了”
就在两人交流间，一个穿着旗袍磕着瓜子的女人走出来，犹如泼妇般骂道：“尽多管闲事，谁往我们家泼脏水，小心撕烂你的嘴”。
1953年，新乡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前，一个泼辣的女子骂完就往店里去了，谁知道自家的小闺女却哭着回来：“人家说爸爸是资本家，说咱家都不是好人”。
祁文山
这时女孩的父亲走出来，抱着女儿道：“爸爸不是奸商，爸爸是好人。”
这个男人叫祁文山，他是潜伏在特务身边长达27年的革命战士，是“现实版的余则成”，隐秘而又伟大。
但在这个时候，他只能安慰女儿，却不能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生逢乱世，祁文山从小便目睹了各种疾苦与不堪：黄包车车夫卖力跑上一天，所得酬劳寥寥；本该是无忧无虑玩乐的孩童，不得已要以背着马桶掏粪的方式来生存；马匹无精打采，赶马车的匹夫年岁甚高，满脸皱纹，佝偻着腰，眼神中透着绝望与无奈。
街头时常有国民党抓捕共产党员或者先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场景，恐惧与惊慌笼罩着整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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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计，14岁的祁文山到河南焦作投奔三哥。
与此同时，他开始在焦作扶轮学校读书，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两位启蒙老师——李导民和杨洗压。
如果说三哥给予祁文山的是物质上的支持，那么这两位老师给予祁文山的则是精神上的富足。
两位老师都是中国共产党员，祁文山在与两位老师相处中，受其熏陶，耳濡目染，渐渐了解共产党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革命理想，有了想要加入其中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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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文山的表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表兄珍藏了几本革命书籍，像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及一些革命日记。
祁文山总是会向表兄借这些书，趁得空的时候拿来品读，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上瘾。
后来表兄在游行时不幸中枪，祁文山悲痛万分，抱着那几本革命书籍大哭。
痛哭后又眼神坚定，边抚摸着书的扉页边说道，“表哥，你未完成的事业就由我来继续吧。革命总要有牺牲，你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献身，这是光荣的。我也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一个又一个党员前赴后继，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打败所有的强权、剥削与压迫。”
表兄的死深深刺激了祁文山，使他革命热情无比高涨。
或许在那时，想要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信念就在祁文山心中扎下了根，他憎恶国民党，憎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杀人，憎恶他们打击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反抗强权、争取独立民主的爱国热情。
他渴望平等和自由；渴望数以万计的同胞不再担惊受怕，有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有安定幸福的家庭，有可爱的孩子们；渴望中国不再向列强低头，渴望所有中国人能在蓝天下畅快生活，扬眉吐气地自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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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 九运动”，祁文山在焦作组织的游行队伍中冲锋在前，面对敌人的枪口脸不红心不跳，展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也正是这场游行，给祁文山招来麻烦，国民党特务在全城大肆搜捕参与游行的人，祁文山首当其冲。幸好杨洗压老师提前通风报信，祁文山才躲过这一劫。
尽管如此，祁文山深知特务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到那时不仅自己会被抓，还可能连累三哥及其家人。
三哥待自己情深义重，他万万不能陷三哥于危险之中，所以他只能选择离开焦作。
临行前，他给三哥留了张纸条，纸条上这样写道：“三哥，感谢你这几年的照顾，让我于乱世中感受到可贵的亲人温暖。中国现在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为国家谋太平，为百姓谋幸福，匹夫有责。我愿意追寻党，以自己的方式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勿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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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祁文山开始了一年多的漫无目的的漂泊生活，而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在大街上找零活干。
在祁文山心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与组织建立联系。
终于，在1936年的某天，他与李导民老师在街头重逢，两人相拥而泣。不过一年时间没见，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书生饱经沧桑，身上多了几分硬朗汉子的样子，导民老师满是心疼。
他为祁文山举行了简单的入党仪式，同时告诉给祁文山党下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对祁文山来说，能够重新和组织建立联系是件无比开心的事情，而他也要踏上新的征程——去洛阳陇海建立地下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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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文山来到洛阳，直接打入了工人兄弟们的群体中，在洛阳当了一个铁路工人。
白天祁文山和工人们一道抬煤、开机器、装货物，晚上开会和工人谈心交朋友，还要刻蜡版、印传单、 同反动工头作斗争。
革命思想逐渐在工人群体中渗透，不少工人纷纷加入了反抗国民党、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浪潮中，建立起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洛阳陇海地下党组织不断壮大，该组织在以祁文山为分支书记的带领下，为反国民党运动及抗日战争输送多次重要情报。
为训练成为更出色的情报人员，保证党的每次任务能够圆满完成，祁文山还被派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情报收集和爆破技术，学成归来后就到敌占区工作，执行任务的地点是东北某地，具体任务是一旦日本北进，进攻苏联，就爆破指定目标；如果日本南进，按另一个方案行动。
并规定了特殊任务：单独过组织生活，不准与任何人、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任务完成与否，均不得暴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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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祁文山离开延安，开始到敌占区单独执行任务。
而这也标志着祁文山潜伏生涯的正式开始。
到敌占区后，其先后在天津、北平、新乡等地一边收集日伪军军事情报，一边寻找党的关系。
在敌占区潜伏的近四年时间里，祁文山每日身处风口浪尖，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但革命的信仰支撑着他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一个又一个艰难的任务。
祁文山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躲避国民党的围剿，被迫转移到延安的时间里，他不能像其他战士一样“抛头露面”，不能合影留念，祁文山并不感觉遗憾。
因为组织之后还要派他执行潜伏工作，他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以免被敌人察觉出破绽而让任务功亏一篑。
潜伏的任务是一个链条式的模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将会导致整个情报传递组织受到重创。
祁文山
倘若潜伏的革命者身份暴露，要么意志不坚定被屈打成招，然后出卖自己的同志，造成多个情报站被端掉，组织上不仅会损失一批忠诚的同志，也要花时间重新建立情报站；要么任凭敌人如何折磨也要死守秘密，最后特务觉得实在没有利用价值就枪杀。
而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对党组织来说，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照片可以等战争胜利后找时间拍，保护自己的身份不被发现才是最重要的，祁文山对此深以为然。
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冀鲁豫建立情报站，负责收集敌人的军事运输、军事调度等情报，地点就设在祁文山家中，祁文山任情报站负责人兼中共地下党组织书记。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组织上派王建淑千里迢迢从天津赶到河南，与祁文山组成革命家庭，掩护祁文山并承担一些放哨任务。
为了和军官太太们打成一片，同时减弱军官对自己身份的怀疑，王建淑要在短时间内学会抽烟、打麻将等事项。但是王建淑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淳朴姑娘，哪里接触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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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淑心里在打鼓，觉得组织上交给她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祁文山笑着和她说道，“别担心，我抽空教你打麻将和抽烟，这两样都不难学的。”
王建淑会心一笑，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那一刻，这个农村来的姑娘内心是喜悦的，是感动的，她敬佩祁文山深入虎穴的勇气，却也没想到他还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就这样，在祁文山手把手的教授中，王建淑很快学会了打麻将和抽烟，也会尝试在与军官太太们交流中获取有关战争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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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祁文山则是白天和情报站的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晚上则开会商量如何把情报传递出去，开会的时候一般王建淑就在外屋放哨，一直到深夜。
王建淑照顾着祁文山的衣食起居，有时候祁文山忙到深夜顾不上吃饭，王建淑会给他热一下饭菜或者煮点粥喝；祁文山则教王建淑识字，学着看电报密码本和发电报。
两人在慢慢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想来，这份患难与共的情谊真的很美好。
祁文山的家是情报总站，除此之外，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等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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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途经新乡的时候还曾提出去著名的“狗不理”包子铺吃饭，殊不知，那里正是我党设立的一个情报站。当时有人提出让狙击手埋伏，击毙蒋介石，这遭到了祁文山的反对。他认为，我们不能搞暗杀。
祁文山的分寸感可见一斑，为此他还受到了周总理的赞许。潜伏工作也让祁文山练成了“最强大脑”。
祁文山的女儿祁葆珠在对父亲的回忆录中曾谈到，“那时候，父亲和情报站的工作者们不敢在白区存放党员档案， 因为这样一定会让国民党一网打尽。
父亲是地下党组织委员，他的脑子就是档案室。” 所以，如果有同志被诬陷为假党员、特务分子而不能自证清白，就可以请祁文山来帮忙。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祁文山也跟着热血沸腾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他数十年的潜伏工作终于要宣告结束了，他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归组织，穿上那身象征荣誉与使命的军装，朝着升起的五星红旗注目敬礼。
然而党组织的决定并不遂祁文山的心意，党中央要成立平原省，要求祁文山仍然以灰色面目出现，继续隐蔽下去，而且祁文山家还要继续做隐蔽侦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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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做掩护、接待工作。祁文山非常能理解党组织的决定，当时的新中国尚在襁褓之中，遗留在内陆的特务分子蠢蠢欲动，随时都有可能策划暴动，从而威胁新中国的安全。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祁文山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集体利益，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于是，祁文山和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一起，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动态。
一次一个特务准备暴动，商量好了行动计划，祁文山了解了一切，与公安机关里应外合，成功挫败了这次暴动。
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地方盖了个大商店，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由祁文山当老板。
这是因为这个隐蔽侦察点，祁文山被误会为奸商、大资本家。这不仅使祁文山本人名声受损，也连累了他的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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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政治成分是上学以及工作非常看重的一点，但祁文山的子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因为父亲的“资本家”身份被歧视、被唾骂。
据祁葆珠回忆，“小时候要填家庭成分，我不知道怎么填，就写了个商人，被人看见后，他们会骂我，说我爸爸是奸商，同学们也会因为这件事，笑话我、排挤我”
这件事让祁葆珠自尊心受到伤害，她回家找爸爸哭诉，询问爸爸什么是资本家。祁文山轻轻拍着祁葆珠的脑袋，哽咽地说道，“爸爸是商人，爸爸也是好人”。
寥寥一句，道出了祁文山内心不尽的心酸与无奈。
祁文山在之后的生活中一直隐藏着，但组织也没有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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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年，组织为他提升了两个级别，定为十二级。最终祁文山在1968年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走到了阳光之下。
祁文山在结束任务后，笼罩在家庭及个人身上的谜团终于被揭开，众人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代号112的革命潜伏者。
1977年，祁文山回到了河南省政协工作，先后担任了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位。
1992年，祁文山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国家公安部授予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这份嘉奖，他当之无愧！
他淡泊名利，他和妻子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却从未拿过一分工资，更别提什么特殊化。在祁文山过世后，他的妻子每月也仅有120元的生活费。
祁文山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敢于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无私奉献。他曾形容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们的如今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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