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向阳 淄博报道
《管子》是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是最能代表齐文化核心精神的重要典籍。它被誉为先秦百科全书，诸子思想之精要，兼收并蓄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百家之学，形成独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甚至有人认为《管子》是诸子百家的源头。
以法治国，德法并重
管仲去世后，齐国境内仰慕管仲、追随管仲，继承并发扬管仲治国思想的几代齐国人形成了管仲学派，主要在齐国稷下学宫时期，撰写了很多文章。到了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编校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他将认为是记载管仲言行事迹、继承演绎管仲思想的文章共计86篇，编纂成册，取名“管子”。这就是今天看到的《管子》一书。
“《管子》中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观念。统治者指导、提醒百姓不错过农忙节令，按时耕作，就能使五谷长得茂盛。农粮丰收了，百姓的生活就会富裕，就会吸引其他国家的民众，来到自己的国家。劳动力增加了，大量偏远的土地会得到开垦。这样，国家的物力、人力就会得到增强。《管子》认为百姓富裕了，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而更容易懂得礼仪荣辱的重要性，进而践行礼仪、辨识荣辱，正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生活富裕了，应该及时对百姓加以礼仪教化，即礼治。《管子》认为，仅让百姓丰衣足食、讲求礼义、辨识荣辱是不够的，还需要法治。法可以建立朝廷的权威，保证国家政令顺利执行，使坏人恐惧从而安分守己，可以制止纠纷、解决争端从而保护各自的利益所得。一句话，借助法可以使国家安定、社会和谐。治国以礼，又强调治国以法，亦礼亦法是管子政治思想的特色。”耿振东说。
管仲纪念馆（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管仲“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对之前的周礼批判性继承，同时又融入法治的元素，采取“见怀思威”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策略。耿振东说：“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就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认为‘礼义廉耻’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德法并重才能维护社会安定，使国治民安。”
“对于这种治国理念，管子非常自信。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使百姓亲近；彰明知识和礼义，就可以使人民受到教育。统治者遵循礼义的要求，在百姓面前示范引导，审定典章制度对百姓加以规范，设置乡官对百姓加以指导，然后用法律政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老百姓就会遵礼守法，就会乐于做好事。这样，就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耿振东说。
“九惠之教”，扶危济困
“民体以为国”，管仲始终把人民作为立国之本。《管子》中充满浓厚的民本意识，表现为对人民这一历史主体的尊重。书中还提出“顺乎人性，合乎人情”的立法思维。管子说，政令通行的原因，在于它顺应民心；政令废弛的原因，在于它违背民心。 制定出来的法，怎样在政治生活中落实呢？耿振东说，《管子》认为要法令先行，首先让民众知晓、熟悉法令。法令既已颁布，君民上下应该共同遵守法令规定。在贯彻法令的过程中，擅自删减法令的人，要严惩；擅自增加法令的人，要严惩；不执行法令的人，要严惩；扣留法令的人，要严惩；不服从法令的人，要严惩。五种情况，绝不姑息。在执行法令的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客观、无私无偏。管仲强调立法者要以身作则，国君虽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不能逍遥于法令约束之外，相反要率先垂范，立法自正。管仲还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做到“法律平等，贵贱共守”。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还注重民生，他结合齐国的实际，推出一系列惠民改革，最为著名的是《管子》中“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赈困；九曰接绝。”国家在城邑和国都设置专职“九掌”官吏，随时了解民情，负责对老幼、孤寡、病残、贫困家属进行管理照顾。
所谓“老老”，就是尊老爱老。规定70岁以上老人，可免除一个儿子的征役，负责敬老事务的官员要每年三个月给老人送肉食；家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两个儿子征役，每月都要给老人送肉；家有90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九惠之教”解决了“惠民、利民、恤民、安民”等问题，让百姓老有所养，残有所助，病有所医。
义战慎战，至善不战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兵戈不断，《管子》中丰富的军事思想不可忽视。据耿振东介绍，其中的军事思想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军队理论，二是战术理论。军队理论中，首先是对军队功能的认识。《管子》中认为，军队是实现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的关键保障。具体表现在，征伐暴乱的国家并稳定天下秩序，需要军队；禁止邪恶以镇压叛乱，需要军队。除此之外，军队可以帮助统治者成就王霸之业。针对当时儒家学者、墨家学者反对战争的言论，作者反对无条件偃兵息武，指出军队不可废置。
战争，虽然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但正义战争必须支持。创建王霸之业，也是当时统治者普遍具有的政治理想。《管子》将战争的性质划分为“义”和“不义”。坚持战争的正义性，“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主张“义战”，“动众用兵，必为天下之正理”，也就是说战争必须是为了匡扶正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而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管子》还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提出“至善不战”，与《孙子兵法》“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管子》还认为“治民为治军之本”，“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可见已充分认识到国家实力的强弱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认为发展经济才是富国强兵、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
在军队建设方面，《管子》有关于将帅、赏罚、训练、装备等方面的精辟论述。作者提出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施以厚利，战士就会视死如归，与统治者同忧患；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一体化机制；三是选练士卒，严明军纪；四是加强武器装备，使武器装备天下无敌；五是主明、相知、将能。也就是说，将领赏罚分明、士卒严格训练、兵器的精良，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是天下无敌的保证。
“在战略战术方面，《管子》也有精彩论述。提出了知己知彼、有备无患、择机行军、以强攻弱、变幻无形等多项兵法原则。作者重视战前对天下大势、敌方国君将帅及军政士卒的了解，只有对敌方了如指掌，才能在交战时游刃有余，无往不胜。要做好战前的人员物资准备，抓住时机，主动出击，在双方交锋中，注意避实击虚，以强攻弱。两军对峙，不能让对方识破自己的行军与阵营部署。要用假象‘示形误敌’，使对方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力量、真实意图，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耿振东说。
2000多年前“商战鼻祖”
《管子》最突出的思想特色，是它的经济思想。耿振东说：“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胡寄窗先生曾评价说，《管子》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有近二分之一的内容是谈论经济，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但凡封建国家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货币、物价、外贸、金融、粮食、储蓄等等，各种经济策略与思想全被包括在这本书中。”
据介绍，《管子》中有《轻重》十六篇，专门论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轻重论包括价格论、货币论和商品轻重关系论，体现了对价值规律的认识。《管子》还提出国家控制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介入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与销售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货币和价格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加强国家财力和打击富商大贾，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为此，管子首开盐铁国营，实行官督民营，称之为“官山海”，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实行粮食准平等经济策略，也就是丰收年国家把粮食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管仲还实行最早的“招商引资”，为齐国境内的外贸活动大大降低了关税和市场税，并且完善服务设施，使各国富商大贾纷纷拥入齐国，齐都临淄很快发展成为海岱之间的商贸大都会。由此，有人称《管子》为穿越两千年的经济大师。
不止于此，《管子》最早提出以贸易战代替军事战的思想，这一思想常常通过经济寓言表达。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管子学刊》主编耿振东教授
耿振东向记者讲述了2000多年前的商战。当时，齐、鲁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鲁国有一种丝织品绨很有名，管仲让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官员、百姓也穿。并下令齐国百姓不准织绨，全部从鲁国进口。绨的价格猛涨，鲁国人赚了很多钱。于是，鲁国国君下令让百姓都去织绨。一年之后，鲁国的农业全部荒废了。这时，管仲不让齐桓公再穿绨制作的衣服，齐国百姓也不要再穿，同时关闭齐国与鲁国的关口。十个月之后，鲁国人都处于粮食短缺状态。鲁国国君想恢复农业生产，但已经来不及了。齐国正常的粮价是十钱一石，而鲁国人购买齐国的粮食，是一千钱一石。迫不得已，鲁庄公派出使者向齐国求援请求借粮，并表示决不再找齐国的麻烦了。管仲建议桓公接受鲁庄公的请求，开仓向鲁国放粮。
此外，《管子》中还记载了“买鹿制楚”的故事，通过类似的商战，齐国兵不血刃，制服了本来很强大的楚国。用商战代替军事战争，是用商业贸易活动降服其他国家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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