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百年诞辰。何遂曾于1928年5月至1929年5月担任广州黄埔军校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之职权，主持军校工作。
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定都南京，3月6日宣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吸收了1926年10月在广州黄埔入学的第六期和1927年秋天招收的第七期学生，3月24日国民政府任命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何应钦。蒋坐镇南京，而李则留守广州，黄埔军校形成了以南京为主，广州为辅，两地办学的局面。
一、代校务的任命、业绩与辞职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载：“1927年底，中央乃派南京本校筹备主任刘光到粤代理校务，刘代校务因与第⼋路总指挥李济深（即本校副校长）交涉经费，返京请示。⼗七年（1928年）⼆月复由京抵粤，再与第⼋路总指挥部多⽅交涉仍⽆结果，愤然离职，校务仍陷于停顿。蒋校长乃于5月2日派何遂代理校务。何⽒即由京赴粤，于15日偕李教育长扬敬（1月14日李副校长令前教育长李扬敬复职）莅校就职，学⽣复课。惟当时学⽣赴京杭两地已多，留校者不过⼋百余⼈。”“是年5月15日本校奉命改称为国民⾰命军军官学校，校长及副长仍旧，何遂代理校务，教育长为李扬敬。”
可见何遂的任命是蒋介石与李济深妥协的结果。何与蒋并无深交，但与李1915年在北京陆军大学同为教官，成为知交；更有何遂于1909-1911年在广西主办陆军干部学堂，成立同盟会广西支部，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奠定了与新桂系灵魂人物李济深休戚相关的基础。在接受军校任命之前，何遂已被李济深聘为第八路军的总参议，人已在广州。
蒋介石之所以能接受何遂，缘在北伐期间何曾助了蒋一臂之力。何遂的四子何达在“何遂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前后”（载于《何遂遗踪》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记叙了这段往事：
有⼀天，陈铭枢突然来访，对他说，蒋总司令（蒋介⽯）有事情找他，请他去⼀趟。何遂到南昌，在⼀列⽕车的临时办公室里见到了蒋介⽯。蒋很客⽓，让他到河南去，利用与直系的旧关系，策动吴佩孚的部下，特别是吴的主⼒靳云鹗部倒⼽响应北伐。蒋的意思是，只要不再听吴的指挥，部队不改编，由武汉北伐军政府委以新职。何遂答应遵命照办。
何遂先与李书城、吕公望同到武汉，取得合法身份，然后潜赴河南信阳、郑州。当时，吴佩孚的主⼒是靳云鹗部，其次是魏益三部，田维勤也有相当实⼒。靳云鹗长期受吴佩孚压制，⼆⼈积怨甚深，曹锟曾把他们比做⼀对“活冤家”。靳与胡景翼交好，胡原属陕西靖国军，是通过孙岳、何遂牵线进⼊直系的；何与胡是契友，因这层关系，何遂与靳云鹗换过帖。魏益三原为奉系郭松龄的部将，郭松龄倒奉失败被杀害，他继续举“国民军第四军”的旗号反奉，被奉系通缉追杀，被迫归附直系，他和吴佩孚的关系不深。田维勤本是靳云鹗的部下，曾⼀度整建制为国民军第⼆军胡景翼收容。何遂在信阳秘密会见了靳云鹗、魏益三和田维勤。魏益三先⽣在他的遗稿《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中，在“我怎样归附了北伐军”⼀节里，写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蒋介⽯、唐⽣智派⼈到河南拉拢吴佩孚的部下，写明了“何遂等⼈到信阳来见靳云鹗和我，劝说我们归附北伐军”的情节（见全国政协⽂史委编《⽂史资料选集》第五⼗⼀辑）。魏先⽣⽣前在另⼀篇回忆他接受北伐军政府委任的⽂章中，也谈到了他和靳云鹗、田维勤与何遂会晤并共餐的情况。何遂作为北伐军的密使，确实把蒋介⽯的意思直接送进了三位旧友的耳朵里。后来，在⼤势所趋的背景下，也基于直系军阀固有的⽭盾，靳云鹗和魏益三倒⼽响应北伐；田维勤没有接受北伐军的委任；吴佩孚被迫率残部狼狈逃往四川，投奔了杨森。显赫⼀时的直系军阀集团，⾄此便彻底垮台了。
这段经历有时会在何遂⼼底泛起，20世纪50年代末他画了⼀幅《浔阳秋⾊图》，在天头题道：“⼀九⼆六年⼗月，同李书城、吕公望⾄汉，任河南前线反正事。吴逐靳降。直奉⼤战因成奉军出关之局云。青⼭红树爱清霜，江影澄鲜帆影长；老屋⼏间泉⼏叠，销魂千古是浔阳。时蒋为友也”这段⽂字中的吴指吴佩孚，靳指靳云鹗，蒋指蒋介⽯。
何遂是具有强烈民主科学精神的新一代军人和军事教育家。在清末1904年时，15岁的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第二期预科，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青年志士，第二年，因鼓动反清革命被开除。1907年，他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二期（即后来的陆军大学，也称为保定军校），与孙岳等一起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毕业后，他受邀赴广西桂林办学，任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创立同盟会广西支部，由此与桂系人物结缘，也开始了他从事现代军事教育的生涯。1911-1913年，何遂参加了辛亥起义、民国肇建，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返国后，他又应陕西陈树藩之邀，赴同州，主办军官教导营，胡景翼、岳维峻等当时皆为学员，因此与渭北豪杰相识，与西北系军人结缘。
1915年，奉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召，赴京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而与李济深同事。当时陆大为四期，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民国军政要员的刘汝贤、周亚卫、林蔚、徐永昌等。1916年何遂参加反袁护国运动，并于是年底，由黎元洪派遣，与沈鸿烈、徐燕谋等赴欧洲观战一年八个月，遍访美、法、意、英、比、瑞士诸国，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场，直接观察和体验了现代战争与西方文明，写下长达七万字的《参观欧洲大战记》。他提出多项颇具远见的建议,倡导引进技术人才，兴办现代军事教育，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中国。
返国后，何遂于1920年被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曹锟任命为直隶军官教导团教育长。1922年任大名镇守使孙岳的参谋长，驻守邯郸，还应胡景翼之邀，主办陕西第一师训练所，训练新军。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宣告成立国民军，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欢迎孙中山北上，何遂始终参与其事，并被任命为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国民军成立后，力量迅速壮大，形成与广东革命政权相呼应的北方革命势力，被各派军阀视为“南北二赤”。直奉军阀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即“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于是直奉晋鲁军阀便联合进攻国民军。1926年4月，国民军在北京南口和直系、奉系进行长达四个月的大战，把直、奉主力全部长时间地吸引在北京附近。
上述情况为广东革命政权进行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根据地和随后进行的北伐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南口大战，吴佩孚部损失惨重，北伐军趁南方空虚，挺进极为迅速。南口大战后，吴佩孚再以疲兵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很快被击败。对此，作为黄埔军校校长、两次东征总指挥和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是心中有数的。
在北伐军占领北京，宣告“北伐”完成，他在国民革命军举行的祭奠南口阵亡将士大会上说：“当革命军自粤出发，未及下桂趋湘，彼时正西北军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赖诸烈士之牺牲，直军不能南下守鄂，北伐军遂长驱北上，冲破长岳。后日西北同志，虽退绥甘，而北伐大军，已似破竹之势，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政府于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烈士，革命同志，勿忘之也。”
统一广东根据地和战胜北洋军阀，是当时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南口大战后，国民军已瓦解，何遂离开军队，至多在好友军中担任闲职。因此，蒋介石对在国民军中担任过要职的何遂出任黄埔军校代校务是放心和欢迎的。
1928年5月，何遂接受任命，担任广州黄埔军校代校务，成为他从事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最后一站，并在广州黄埔军校的余辉中，为后代留下了最多的军校纪念建筑。
在任内，他承接了留在广州的黄埔第六、七期学员的教育与训练。1929年2月，他主持了第六期的考试与毕业典礼，并举行陆海空三军大演习，检验了主持复学以来的教学成绩，贯彻了他从事军事教育和欧洲观战所获得的现代军事理念。
2016年在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朝天宫库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上千张爱国将领何遂的旧照，涉及到自1911年至1937年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了二册和一些散页，展现了何遂担任黄埔军校代校务期间的工作，1929年2月黄埔军校第六期生毕业与海陆空三军演习的照片更为系统与珍贵。
在任内，为了传承黄埔军校精神，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何遂靠捐款募集资金，主持建立总理纪念碑，修复东征烈士墓，修建东征烈士纪念坊、军校学生北伐阵亡纪念碑、中山公园、济深公园，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用建筑物记载历史、传承精神是何遂作为现代军人和传统文人“武胆文心”的最好体现。1922年，他就曾支持直隶地方人士重修邯郸武灵丛台，收集古旧碑文，并亲作《丛台集序》。回想当年在欧洲观战时，看千年古国意大利、百年新邦美利坚重视对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以资凭吊，助美育，俾目击者如游心于历史中”；感慨“吾族有史四千年”伟大历史，强调重修武灵丛台之建筑，就是要“陈先烈、存旧迹、式先贤，资观感”。
北伐胜利，定都南京，纪念中山，传承精神，莫过于建碑立传，这成为何遂主持校务的一桩大事。这些建筑物成为今天黄埔军校旧址的胜景，闪烁着黄埔军校精神的余辉，成为国家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在任内，作为代校务，一方面要主持军校事务；而作为文化人，何遂也与广州文化界交往频繁。
1928年10月29日，在“总理纪念周”日，中山大学曾邀何遂为学生军训训话，两周后，11月12日，何遂则邀请了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到军校作报告。25日他又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语言历史研究所代主任、图书馆馆长顾颉刚访问军校。从这天起，至1929年2月24日顾颉刚离开中山大学，3个月内顾何相会达7次之多。何遂将所藏文物书刊寄存、捐赠给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应邀担任了该校考古学会、民俗学会名誉顾问。文科教授商承祚先生为考古学会主席，预科教授容肇祖先生为民俗学会主席。此二事于十二月廿七日已得校长覆函允许云：
兹将所请之名誉顾问名单列左：
邓尔稚先⽣⼴东东莞⼈，考古专家，现寓香港。
陈垣先⽣⼴东新会⼈，历史专家，现任北平辅仁⼤学校长。
谢英伯先⽣⼴东⼈，考古专家，现任市立博物馆常务委员。
容庚先⽣⼴东东莞⼈，考古专家，现任北平燕京⼤学教授。
何遂先⽣福建⼈，现任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著有绘园⾦⽯丛书。
赵元任先⽣江苏⼈，语⾔学专家，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研究所研究员。
傅斯年先⽣⼭东⼈，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研究所所长。（《中⼭⼤学语⾔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2月27日，第六集第七⼗期）
1929年3月26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李济深骗至南京，以“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于汤山，并开除党籍。李行前预感不详，告别时把一口袋钱塞在何遂手里，他知道何爱花钱不善理财。与何遂交好的桂系将领李、白、黄战败，出走香港，他们也都被蒋介石开除出党。黄埔军校尚留在校内的部分学生也借机闹事，欲铲除济深公园。还有学生前往南京，拥护中央反对桂系军阀，在中山陵留影，并将照片寄给代校务何遂。由于没有了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校长李济深的支持，黄埔军校经费日趋紧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载：“⼗⼋年（1929年）四月何代校务感经费之困难，苦于应付，晋京辞职。由第⼋路总指挥部（时李济深已被扣在南京）派李教育长主持校务……五月初李教育长辞职。”
何遂要与好友、举荐他为代校务的李济深共进退。他以参加奉安大典（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移置南京中山陵安放典礼）为由，致电蒋介石，请求进京。于5月辞去了代校务后，何遂带着长子何旭（世庸），用汽车装了一箱线装书，冲破警察阻拦，直闯汤山。见到李济深后，他向老友表示慰问，并将书留给李解闷。至此，结束了他从事军事教育的生涯，但为黄埔军校留下的宝贵遗产，那些承载真正的黄埔精神的纪念建筑在今天仍熠熠生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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