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1小时没出来,这车你就开走,只是你要在我家门口守3天,但凡有人来找我,你要告诉他们我被抓了”。

1946年9月17日,时任军统上海某组组长的李时雨,接到一份副市长刘方雄的邀请函。在赴宴途中,他对自己的司机阿根交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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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李时雨真不愧是军统的,连去赴宴都能未雨绸缪,可是,军统的人不是鼻孔朝上横着走的吗?

李时雨究竟做了什么,让他预感到自己会出事?那他到底被捕了没有?他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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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是黑龙江巴彦人,这个时雨的名字是他长大后自己取的,源于《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

1928年,20岁的李时雨考入北京法学院,攻读法律专业。918事变后,23岁的李时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北平学生示威总指挥的他,曾带队南下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大学毕业后,李时雨回到东北,借助中学同学张学孟的关系,到东北军当了一名办事员,后又随张学良到了西安,担任剿总四处参谋,主要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主张,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并将东北军的情况及时传递给上级知晓。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很快被整编改组。

李时雨觉得自己再在东北军待下去,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他想上前线去真枪实弹地杀敌。

可是在前往北平的途中,77事变爆发,李时雨夫妇被迫滞留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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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当时天津成立了一个日伪机关,急需大量的工作人员。凭着当时在西安时的人脉,以及北大法学院高材生的金字招牌,李时雨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高级法院检察官。

当然,这是党组织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安排,对李时雨这样一个高智商的人

来说,作战前线并非他的最佳选择,毕竟好钢要放到刀刃上。

1939年,上级交给李时雨一个特殊任务,从租界运送一批电台的配件出去,交到指定地点。这些电台零配件是天津地下党组织费了很大劲才买到的,急需送到北平。

怎么运出去,才能避开日军的检查站呢?

李时雨想到了法院院长的小车,于是,他以想要妻子看到自己如今的风光为由,找院长借车,好满足下男人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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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听后哈哈大笑,李时雨是他最为看重的后辈,能力强,借车这点小事,当然满足。

于是,李时雨带着一个装电台的箱子,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这可是丈夫官员的高级轿车,免检。

第二次他又如法炮制,顺利将箱子都交到接头人手上,李时雨才抹了抹头上的汗,松了口气。

可没想到,没几天,上级又送来了第三个箱子,妻子回北平了,不好再找院长借车了。

他心一横,干脆拎着箱子,叫了辆人力三轮车送。

到了检查站,三轮车不让过了。

李时雨决定铤而走险赌一把,他一手拿着自己的通行证,一手提着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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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等待检查的行人太多,轮到李时雨,日军一看李时雨的通行证,大手一挥。

后来,李时雨被调到了书记长的岗位,他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潜入档案室修改或者抽出犯人的案卷烧毁,并以检查名义到监狱,寻机将案卷被毁的消息,告诉我党被捕的同志。

经过李时雨的暗中操作,地下党员冯骥等均被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