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散文《乡下酒事》，介绍自己和酒的故事。
文人和酒的逸事，酒和诗文的关系，有无数有趣的话题可说。例如，在这篇《乡下酒事》中，作者就提到了对酒并没特殊感情只是喜欢喝两口的人，写道遇到高兴的事大家欢聚举杯祝贺的场面，也记下了借酒浇愁试图以酒解胸中之块垒的故事。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少人把曹操这句诗奉为知音之言，也有很多人亲身体会过酒入愁肠愁更愁的感觉。曹操善饮，也懂酒，但又曾专门颁令禁酒。身为孔子二十世孙的孔融，曾专门因此著文反驳曹操，为酒辩护。孔融的辩护，其实不是为了酒，而是借酒说事，借题发挥。孔融被杀，未必与此无关。可见，有酒，也未必能相忘于江湖。
“酒事江湖”无酒也可尽兴
孙郁的文章是应专栏“酒事江湖”之约写的。他说，自己因过敏体质，心存戒心，平素很少沾酒，但也有一些与酒有关的故事。
他提到自己下乡插队时的见闻：“有一年一个师兄因为招工的名单里没有自己，心里很难受，便一个人跑到代销点，几杯下来，热泪盈眶。此兄平时内向，少言少语，但酒后则滔滔不绝与老吴深侃。老吴见他放肆，还有些违禁的话，便和董兄把门关上，生怕外面的人听到。”
这是一个借酒浇愁的故事。
他也回忆了自己喝酒的往事。在参加高考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参加了一个为他举办的晚餐聚会。这当然是为他祝贺的，所以还杀了一头猪。菜做得香，来的人多，场面热闹。
他写道：“我的情绪也一时上来，连喝了几小盅。不一会儿，眼前的人影开始模糊，心跳得厉害。后来只听几个人的笑声渺渺远去，什么便也不清楚了。”
这件往事则是一个举杯欢庆的快乐故事。
孙郁与酒的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什么古怪离奇之处，但正是这种普通容易引人共鸣。古往今来，无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体验。
其实，还有不少人曾经因酒误事，这种记忆就是别人听起来都感到惨痛，但很耐人寻味的是，当这些情节走进文学作品时，往往就被乔装打扮地变了一些说法，整件事听上去更像是一次主动设计好的举动，而因为酒的加入又收获外人难以参透的妙处或玄机。酒的作用就是这么神奇。
文学评论家董胜这样说，从中国最早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一直到后来的《红楼梦》，一部中国文学的历史似乎无处不散发出诱人的酒香。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早已脍炙人口，而一卷盛唐的诗史，大约就是诗仙李太白的一部诗酒史。浸润着中国酒文化的中国文学在发展到现代之后，同样难以割舍与酒的情缘，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们，其中不乏饮酒、品酒与写酒的高手名家，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本色也都因酒的润色而更加光彩照人。
文人和作品中的酒趣与诗魂固然很有意思，但要把酒趣写好，除了技巧，更主要还是得有一种超凡的心境。
就如晋代名士王徽之，雪夜独酌，甚觉无趣，一时兴起欲访好友戴安道，一夜奔波，造门不前而返，人问之，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心中有此境界，与好友对谈是乐事，邀月相陪也能尽欢；有酒纵然甚佳，无酒也能尽兴。
“酒官司”并非皆酒之祸
看着这些故事，我想到了三国时期的山东老乡孔融。孔融和酒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况，与他自己喝酒或酒量大小并无多少关系。
孔融论酒，因曹操颁布的禁酒令而起。孔融曾直接写给曹操一封信《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意犹未尽再续一篇《又书》，反驳曹操的禁酒令，给酒和喝酒辩护，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文采又颇具力道。
说起来，孔融那个时代的人，对酒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恃酒放旷”，成为诸多名士身上的标签之一。很多人就写过《酒赋》之类的文章，都是为酒和喝酒代言的。在这种“君庶崇饮，日富月奢”的风气中，孔融当然也难独善其身。他为酒辩护，看上去说的是酒，但其实又不是酒，所谓醉翁之意本不在酒。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逐渐把持朝政，引发许多人的不满。慑于曹操之势，很多人虽心怀不满却又不敢公开随意表达，只好压在心里，或者找个其他由头发泄出来。孔融选了后一种。他把曹操的禁酒令当成了发表观点的由头。
针对这个禁令，他以给曹操写信的方式，写下《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并且再追加了一小篇《又书》，对禁酒令进行驳难。酒，被当成了一种斗争的工具。
《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不长，观点鲜明，文气充沛，读来颇有一种理直气壮之感。
孔融写得也很有策略，开头先把曹操表扬一番，称曹操当初前来辅佐汉献帝时，大家都非常欢迎，百姓都“抃舞踊跃”。然而，颁布禁酒令以后则大不一样了。换言之，禁酒之令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孔融认为，酒对于治国安邦能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以“酒之为德久矣”开始，洋洋洒洒进行论证。先是称“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因此“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继而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甚至说“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说到这里，就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了，所以也有人指其“持论不正”。
最后以一句“酒何负于治者哉”的反问收尾，表达对曹操禁酒令的不赞成和不满。
面对孔融这样其时已经名重天下的名士重臣，曹操收到这封信，也不敢怠慢，旋即回信一封，阐述自古及今诸多因酒导致祸败之人和事，痛陈酒之不堪和禁酒之必要。这封回信显然并未说服孔融。孔融针对这封回信，再写一札《又书》，继续反驳对方。
在《又书》中，孔融爽快地承认曹操提到的那些事，但最后称“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也就是说，他很直接地挑明禁酒只是个幌子，曹操所举那些例子也只是幌子，真正目的不过是为节约粮食罢了。
要说前边只是舞文弄墨的游戏，到这里才算点明了实质。曹操确实意在于此。曹操对酒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也很有亲近感的，还曾给汉献帝上书介绍老家的酿酒方法。按《后汉书》等史籍记载，曹操秉政以后，看到“年饥兵兴”，方“表制酒禁”。曹操看到战乱频仍，再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缺粮的形势比较严重，而酿酒又要消耗大量粮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遂下令禁酒。
针对曹操的禁酒令，孔融“频书争之”，而且文中还“多侮慢之辞”。很多人认为，孔融被杀，与他频繁上书驳难曹操禁酒令，因而惹恼了曹操有关。按学者考证，写此二书的时间，距孔融被杀尚有一年多。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关系。
虽然并无直接关系，但间接关系还是有的。孔融之驳难曹操的禁酒令，实非不满其禁酒，亦非真就认为酒对于治国安邦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而实是表达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满。
如此说来，孔融之谈酒，及他与酒的关系，既非举杯庆祝，也非借酒浇愁，更非因酒误事，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算是借酒生事，借题发挥。
曹操又焉能不懂其中深意？他本就对孔融积怨已久。不能不说，孔融这两封信，又让曹操对他的不满增加了几分。最后，曹操找个理由杀掉这位腹怀怨诽之士。
类似这种“酒官司”，实非酒之过也。（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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