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6日，被迫出国考察的杨虎城乘船抵达香港，受到香港各界人士以及原十七路军将领的热烈欢迎。
杨虎城回国，本身就是为了参加抗战，所以他决定，先去南昌面见蒋介石，然而当时延安方面驻香港代表张云逸登门拜访，极力劝说杨虎城：
“我们建议杨将军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先生，由周先生安排你直赴延安，南昌那边，是万万去不得的。”
杨虎城对周恩来的盛情表示感谢，但仍然固执的要去南昌：
“你代我问周先生好，至于延安，我是没有考虑的。”
眼见杨虎城不顾劝阻，张云逸也有些着急了：
“张汉卿一片愚忠，至今没有自由，他那是送老蒋回南京的呀，一片诚心，一片美意，尚且是这样的结局，望将军临事慎重，引鉴前车。”
尽管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但杨虎城仍然摇头。
事实上，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还是有些天真，如果他不回国或者说直接到西北，或可避免大难，但他执意要先去见蒋介石，却是掉进了蒋介石预设的陷阱中。
当杨虎城回国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蒋就已经计划，要把杨骗来南昌，甚至还授意戴笠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件事。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就已经动了杀念。
一
1937年11月30日，杨虎城在南昌被蒋介石扣押，从此以后失去了消息。
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最初并没有随同丈夫一起到南昌，而是先去了西安，到西安以后四天，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被蒋介石扣押了。
从得到消息的那天开始，谢葆真便始终积极努力的营救丈夫，她把四个女儿拯美、拯英、拯汉、拯陆都留在西安，因幼子拯中年龄太小，离不开母亲，所以被她带着。
同年12月4日，谢葆真抵达汉口，期间一直不断地托关系打听丈夫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探听到任何消息。
事实上，就在杨虎城被蒋介石关押以后，谢葆真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无从知晓，当时是否有人劝说过谢葆真，提醒她注意自己的安全，但即便真有人劝说，谢葆真也会毅然决然的去搭救自己的丈夫。
剥离开杨虎城夫人这一重身份，谢葆真其实还是一个革命者。
谢葆真虽然出身贫苦，但她自幼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923年秋就读于西安女子模范小学（书院门小学）。当时这是一所进步小学，学校里还有党组织以及不少进步人士，也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促使谢葆真后来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2月，谢葆真进入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创办的“中山学校妇女运动班”学习，后来受党组织委派，进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总司令部直辖的“前线文工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个前线文工团团长是中共党员宣侠父，而这个前线文工团又隶属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时任副部长是中共党员刘伯坚。
得益于两人的教导，谢葆真在参加前线工作的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之后，谢葆真被调到了杨虎城的部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
不难看出，杨虎城与谢葆真最初并无很深的交情，杨虎城比谢葆真至少大20岁，而且还曾娶过两任妻子，而谢葆真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时代的妇女，两人有着很大的距离。
无疑，谢葆真那时太耀眼了，杨虎城也把目光注意到了这个年轻姑娘身上。
渐渐地，两人产生了感情。
1928年春节前夕，在征得组织上同意以后，杨虎城与谢葆真喜结连理。
有人曾问杨虎城：
“你为什么选择和谢葆真结为夫妻？”
杨虎城曾回答道：
“因为她思想进步，可以在工作中帮助我。”
谢葆真也在一旁说：
“我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
应该指出的是，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杨虎城、谢葆真夫妇生活得一直很幸福，杨虎城除了同发妻育有一子一女外，与谢葆真育有七个子女。
不仅如此，谢葆真婚后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也仍然积极投身于革命，除了投身妇女运动外，还帮助丈夫积极联系社会各阶层人士，傅学文曾盛赞谢葆真是“女中豪杰”。
1936年西安事变后，谢葆真还组织“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积极组织宣传队、慰问团，宣传张、杨八项主张，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
二
尽管谢葆真明知道自己在追寻丈夫的下落，自己也可能难以幸免，但她仍然执着的想要去陪伴丈夫。
不过，谢葆真低估了蒋介石的狠辣。
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夫人于凤至曾陪伴在左右，谢葆真本来以为，自己丈夫被囚禁以后，和张学良处境差不多。
可实际上差的就太多了。
对张学良，蒋介石还尚存三分颜面，但对杨虎城就不是那么客气了，况且谢葆真之前本身就有中共党员的身份。
1938年1月14日，谢葆真动身到了南昌，蒋介石听闻消息后，立即秘嘱戴笠：
“自投罗网，严加管制！”
戴笠亲自出面，把谢葆真骗到了南京，随后便被关押起来。
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杨虎城、谢葆真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杨虎城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子杨拯中也被关押了起来。
一直到第二年夏天，杨虎城和妻子才在湖南益阳的桃花坪团聚。
杨虎城忍不住责怪妻子：
“有我一个人还不够，你还跟来？”
哪知道谢葆真一听这句话，竟然哭了：
“我们不来，你一个人多难啊！”
杨虎城夫妇两人都很清楚，此次被囚，日后绝难幸免。
与张学良差不多，杨虎城被囚以后，也转移了很多地方，可是在待遇上就要差很多，有时候就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保障。有个事儿值得一提，杨虎城被转移至贵州息烽后，有段时间与张学良住的地方特别近，但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一开始，杨虎城一家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看守所，戴笠检查后发现，此地距离公路太近，怕出现问题，就又转移至离息烽县城十多公里的玄天洞道观内。
玄天洞道观虽然历史悠久，是个名胜古迹，但在当时处于年久失修的一个状态，整体住宿环境并不好，杨虎城住的房子就在玄天洞边上，因地处深山，终年不见阳光，潮湿异常，对于一个西北大汉来说，这比酷刑折磨还难受。后来还是杨虎城自己要求出钱修建一处住所，戴笠勉强答应，才改善了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杨虎城还自费订阅了一份报纸，以便于他了解外面的情况。
尽管日子过得艰苦，但一家人总算还是在身边，这给了杨虎城很大的安慰。
谢葆真被囚以后，非常想念在外面的四个女儿，还写了很多信，但都石沉大海，后来丈夫劝她别再写了，谢葆真还不理解，杨虎城这才告诉她：
“你不要写了，你写的信都让人家给烧了，他们不允许我们通信。”
也不难看出，杨虎城夫妇在被囚禁以后，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很大。
据当时的警卫队员龚玉庭、张志才回忆：
杨将军有时也请他们一起喝酒、打牌，因为他身边没有多少钱，所以赌注下得很小，打一圈牌也输不了多少。杨将军在玄天洞无以寄托愁肠，他只能有时用喝酒、打牌的方法来消遣。
谢葆真后来在狱中先后生下两个子女，只有41年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活了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关押期间精神折磨。
1947年2月8日，饱受折磨的谢葆真病逝于狱中，杨虎城得知消息，顿时痛苦难耐，在他一再恳求之下，特务才允许把谢葆真的遗体火化，杨虎城用几块破旧的木板打了一个骨灰盒，将自己的妻子的骨灰放在其中。
一直到后来遇害，杨虎城将军都没扔下这个骨灰盒。
三
杨虎城将军是被特务杀害牺牲的，那谢葆真的去世却很离奇。
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杨虎城与谢葆真的女儿杨拯英偶然看到了一篇《吴晴珍》的文章，才知道父母当年在狱中的遭遇。
（注：吴晴珍文《囚禁中的杨将军夫妇》）
1941年，谢葆真生下女儿杨拯贵。
其实就在这个女儿出生之前，谢葆真的精神状况已经很不容乐观，因为所受精神压力极大，女儿出生以后，谢葆真自己并没有奶水。
在杨虎城一再恳求之下，特务们才从附近找来了一个叫吴晴珍的妇女给孩子当奶妈。
谢葆真很感激吴晴珍，对她就和亲姐妹一样，还时常从为数不多的钱物中，拿出一部分接济吴晴珍，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已经69岁的吴晴珍在接受采访时，还对杨将军夫妇十分怀念，并同时表达了对蒋匪特务的憎恨。
尽管杨虎城已经被囚，但蒋介石对杨虎城仍然很忌惮，看管的也很严密。
戴笠安排的特务队专门看守杨虎城，特务队的队长李家杰遵照戴笠的指示，对杨虎城一家看管极其严格，除了必要的生活之外，几乎很难再有活动的空间。
高强度的压力之下，谢葆真的精神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时常痛骂李家杰等一班特务汉奸、卖国贼，并且还向他们吐口水，扔东西打，弄得这些特务很难堪。
一次，吴晴珍还在玄天洞，恰巧碰上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带着小老婆上山，他们朝着杨虎城居住的玄天洞指指点点，被谢葆真看见了，谢葆真很生气，回头就嘱咐吴晴珍：
“奶妈，坏蛋来了，快用床单把门窗遮上。”
不仅如此，谢葆真还把屋子里的砖头、凳子摔出去，搞得杨森一行很是狼狈。
杨虎城也知道自己妻子“病了”，几次提出要求要给妻子看病，但李家杰都不予理会。
一次，戴笠上山看望杨虎城，杨虎城借机提出换掉李家杰，但换人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成的，李家杰也知道杨虎城夫妇向戴笠告状，于是就变本加厉的折磨杨虎城夫妇。
李家杰后来借口谢葆真有精神疾病影响杨虎城为由，把谢葆真单独关押到了玄天洞旧居，拆散了这个家庭。
很长时间以后，戴笠才调龚国彦来接替李家杰的职务，1949年3月又由白公馆看守所长张鹄接任。
杨虎城后来曾评价看管他的三个特务队队长：
“李家杰官僚的脑筋，军阀的举动，唯利是图，不知民苦，我太太的病就是受他刺激引起的；龚国彦拨弄是非，爱钱如命，剥削阶级的典型人物，几年来整得我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这家伙厉害啊！张鹄，獐头鼠目，自尊自大，不把人当人看，纯粹的一个刽子手！”
抗战胜利以后，社会各界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声音特别多，但蒋介石硬是顶住不去办理，对杨虎城夫妇的看管就更加严格。
也正因为如此，谢葆真的病情逐渐恶化。
1946年7月，蒋介石暗中转移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杨虎城一家连同秘书宋绮云一家以及副官等等也被搬迁到了重庆杨家山。
当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是被分开关押，生活待遇也愈发的差了，杨虎城心里很清楚，虽然社会各界一致要求释放他，但很明显，蒋介石是不可能轻易放过他。
到1947年，谢葆真的病情已经恶化到十几天不能进食，在这样一种极度痛苦的压力下，她已萌生死志。
1947年2月，谢葆真在饱受精神折磨之下，从护士那里骗来了她手上戴着的金戒指，企图吞金自尽，医生闻讯前来抢救，但谢葆真拒绝救治，挣扎不断，考虑到她已经20多天粒米未进，医生给她输葡萄糖，但针头才刚插进去，谢葆真便停止了呼吸。
对于这件事情，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英后来在采访吴晴珍时有不同说法。
“药水瓶皮管的针刺进了她（谢葆真）的小腿，输药的时候，她一直痛苦地挣扎，她的眼球鼓出来了，脸色也变得青紫了。当‘医生’们收净物品，走出房门时，谢葆真已经停止了呼吸。”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调查组撰写的《回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被囚十二年及遇难经过的调查》也参考了吴晴珍的回忆文章：
“上午给谢打针的那两个人又进来了，他们让奶妈站出去，然后将谢的床抬到中间，就给谢打吊针。谢葆真不让他们打，他们就叫来几个人将她的脚按住，又把手捆起来，用针头往她的腿肚子上扎。谢葆真当时又喊又叫，“奶妈，你到我身边来，你救我一下。”奶妈先不敢进，后得到“医生”的允许，才坐到谢的床边，谢将奶妈的手使劲握住，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痛苦地喊：“奶妈，救救我……”过了一个小时，谢葆真的眼睛鼓起，睁得大大的，抓住奶妈的手渐渐放松了。奶妈一看情况不好，赶快喊来了拯中和张醒民等人。不到片刻，谢葆真的喉咙里便落了气，时在一九四六年的腊月三十。”
夫人的去世，对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事实上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囚禁岁月，将军的身体也已经很差，虽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妻子的离世有很大谜团，但他自己却无力去调查这其中的原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第二野战军的负责同志根据被捕的特务供述，于12月1日在重庆戴公祠花坛内挖掘出杨将军及次子拯中的遗体时，谢葆真的骨灰盒也被发现。
1950年2月7日，杨虎城夫妇被迁葬至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杜公祠西侧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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