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岁末，我搬进了河滨大楼。这一年，我来到上海工作。虽然之前因为旅行和出差的关系，我对上海并不陌生，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在这里长居。因此，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与这个城市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了解上海，我决定从研究我所居住的这栋历史建筑入手。我发现，我的楼下曾经是小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一家的住所。
鲍威尔一家三代与中国结缘，他们创办并主编了一本英文杂志，带领了一支被称为“密苏里新闻帮”的校友团体。他们的新闻理念和实践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新闻事业，还影响了英语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1946年夏天，老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身体抱恙，坐着轮椅前往东京审判，为日本侵华罪行作证。1997年8月，78岁高龄的小鲍威尔再次飞赴东京，为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作证。跨越50年，父子两代先后在东京出庭，为中国的二战受害者作证。作为外国人，这样的经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密苏里新闻帮”的远东抱负
1917年2月，当老鲍威尔首次来到上海，也许未曾想过，他的家族未来100年如何与中国产生关系。老鲍威尔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并担任着该学院讲师，密苏里大学校友密勒（Thomas Millard）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拍电报表示想要在上海办报，为此要聘请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来协助，威廉推荐了老鲍威尔，开启了“密苏里新闻帮”对中国新闻行业长达三十多年的影响。
1915年，密勒把《大陆报》（China Press）卖掉，着手创办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重要一页的《密勒氏评论》，1911年创刊的《大陆报》是第一家由美资控制的在华媒体，也是第一份由职业新闻记者、而非商人或传教士创办的近代在华英文报纸。
虽然早于老鲍威尔来华的还有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校友Karl Crow，以及最早创办《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的密勒也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念的是采矿与冶金专业），老鲍威尔无疑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影响最大的。
密勒曾先后给北洋政府和蒋介石做私人顾问，早在1922年就把股份全卖给了老鲍威尔，而Karl Crow则于1918年离开新闻业在上海创立了第一家西方广告公司。
1920年密苏里新闻学院校友柏德逊（Don Patterson）协助圣约翰大学在普通文科内创办“报学系”，这是中国大学正式设立新闻学系的开始，由柏德逊担任第一任系主任。柏德逊来华之前是美联社的编辑。他仿照密大新闻学院的课程，为圣约翰报学系设计了一套美式的新闻学系课程。
这背后是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办人、院长威廉（Walter Williams）的远东抱负，20世纪20年代，就曾到北京、上海教授过新闻学，并在1928年筹资5万美元帮助当时的燕京大学恢复重办新闻系。根据燕京大学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协定，两校还互换过教授和研究生，密苏里新闻学院在1929年派出了第一名留学生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做交换研究。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提供了教学模式，校友网络更是提供了工作机会，如今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传承分别始于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斯诺作为密苏里毕业生拿着威廉的推荐信来到《密勒氏评论》做助理编辑，后来北上北平做燕京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并作为特派员于1936年11月14日、21日在《密勒氏评论》以《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为题，首先向外界介绍了毛泽东的身世和谈话，同步刊发了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著名照片，也是毛泽东身世、形象和言论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正面报道走向世人，起到了重大宣传影响。斯诺第二次陕北之行与毛泽东的谈话，后来也刊发在《密勒氏评论》上，最终结集为《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改名《西行漫记》）。尽管老鲍威尔并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依然承担着压力发表了，这也贯彻了密勒创刊时的精神“我们想要什么内容就刊登什么内容”。
据史沫特莱披露，1937年春，在斯诺的影响和史沫特莱的安排下，老鲍威尔曾拟前往苏区访问，但因国民党特务的干涉而取消。
1940年12月，斯诺夫妇（居中）在上海与老鲍威尔（右一）合影。
蒋介石、老鲍威尔和斯诺，约1929年/1930年在南京。来源：J. B. Powell Papers,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根据老鲍威尔1946年10月刊登在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的“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一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1910-1940年间，至少有75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先后到亚洲，尤其是到中国工作，还不包括后来者如1946年11月来到当时的北平后来成为《纽约时报》执行主编的Seymour Topping等。
老鲍威尔在中国的25年亲历了不少大事件，如实记载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里》，作为山东临城劫车案被绑架的外国乘客之一，他不可思议地参与了政府和劫匪双方谈判，并从内部及时发稿；采访过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一系列近代风云人物，同时广交美国政府内部的朋友如罗斯福总统夫人等，为推动美国制裁日本并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鲍威尔子承父业
1919年小鲍威尔出生于上海，1938年也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据郑保国《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在华专业报人与报格（1917-1953）》，1940年，他休学一年，未告知父亲便突然返回上海。这使得父亲非常气恼，只能安排他在《大陆报》工作。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小鲍威尔回到美国继续完成学业。毕业后，他进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外国广播监听部门工作。
1942年4月，小鲍威尔转到美国战争新闻办公室，作为地区代表被派往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负责分发新闻稿。在重庆期间，他学习中文，亲历日军的轰炸，并目睹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困境，包括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等问题。
1944年美国记者们在重庆的合影，居于正中的是小鲍威尔。来源：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T. Steele, Collection
小鲍威尔（William Powell）与他父亲老鲍威尔（J.B. Powell）大约在1940年于上海的《密勒氏评论》办公室。来源：Thomas Powell
1941年12月20日，珍珠港事件后，老鲍威尔因“从事对日谍报并作援渝反日宣传”被日本人逮捕，关进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恶劣的监狱环境导致他双脚坏疽且被误诊。1942年8月，日本军方允许他登上意大利籍邮轮“维迪号”，以交换战俘的方式返回美国。回国后，因伤势严重，他进行了两次手术移植双脚皮肤。1946年夏天，他前往东京军事法庭作证，计划从东京直接回上海，但因病情恶化不得不返回美国。
1947年2月28日中午，在一次密苏里大学校友会上刚刚做完演讲的老鲍威尔突然辞世。
小鲍威尔的儿子Thomas在给笔者的邮件里特别提到：
我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JB（老鲍威尔）是蒋介石的私人朋友，曾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采访过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层保持接触。JB支持商界、西方和中国民族主义，认为蒋介石是改革和进步的代表，与旧封建秩序和反资本主义的共产党人形成对比。1941年12月，JB被日本人监禁，个人资产被没收，杂志社办公室被洗劫一空。然而，他并没有太多个人财富，大部分家财在密苏里州的妻子手中，他住在一家住宅酒店（笔者注：先后在延庆路寓所和九江路美国俱乐部），并以成本价经营报纸。被遣返回美国后，因多次脚部手术，他在纽约医院积欠了巨额医疗费用，这笔费用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约为10000美元。（笔者注：据郑保国《密勒氏评论报》一书，“中国新闻学会也于1942年9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募捐声明，呼吁中华全国新闻协会的会员为老鲍威尔捐款。1943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华盛顿记者卢祺新将募集的11000美元支票交给了病榻上的老鲍威尔。《纽约时报》次日对此进行了报道”，11000美元约合今天的15万美元。）JB从未因杂志被没收、监禁和医疗费用而获得日本的赔偿。在东京战争罪行法庭作证时，他没有谴责日本宪兵对他的酷刑，尽管监禁无疑缩短了他的生命。不久之后，JB去世，享年59岁。
1945年10月，《密勒氏评论》由小鲍威尔复刊。据Neil L O'Brien所著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此时，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密》在一些外国顾问的建议下，支持美国的调停努力。1947年，老鲍威尔于2月28日在密苏里去世，与其关系深厚的《密勒氏评论》开始逐渐疏远国民党政府。未能来得及回国奔丧，3月19日小鲍威尔赴台湾采访报道“二二八事件”，是第一批报道“二二八事件”的三位外国记者之一。
国际左翼人士相继来华
根据《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第一封给小鲍威尔的信写于1947年3月3日，显示出小鲍威尔当时的立场倾向。同年，他加入了宋庆龄创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执委会委员。
1947年5月，上海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小鲍威尔在河滨大楼家中藏匿了参加游行的麦伦中学校长、圣约翰大学兼职教授沈体兰一周。1949年上海解放后，沈体兰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包括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大游行以及民盟解散等事件之后，小鲍威尔的政治立场愈加左转。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小鲍威尔与时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Sylvia Campbell相识并于1947年12月27日结婚，宋庆龄出席婚礼并担任证婚人。婚后，Sylvia从格林文纳公寓搬到了河滨大楼410室，方便步行到对面的中国福利会办公。
有趣的是，负责新闻审查的魏景蒙（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6年-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上海办事处处长，1947年-1948年）住在他们隔壁的407室。小鲍威尔发现魏景蒙买通《密勒氏评论》的中方雇员获取了订户名单。
连儿子Thomas都不太清楚母亲Sylvia Campbell为何选择来中国，但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她毕业的Reed学院校董Benjamin H. Kizer有关。1943年，Sylvia毕业后先后在Kizer任职的机构工作，包括国际伐木工会、国家计划署等。1945年，二战胜利后，她追随被任命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中国总干事的Kizer来到中国，担任UNRRA的行政秘书和传播官员，直到Kizer1946年被免职，Sylvia也在同一年因为UNRRA的腐败与低效率辞职。Sylvia的来华可能是因为她追随恩师Kizer（尽管已经无法找到原始信件或者日记来证实）。
不仅职业志向一致，他们在政治信仰上也很契合。Kizer曾是被指控为亲苏亲共的太平洋关系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后因亲共倾向被调查。在中国期间，Kizer因接受国民党政府给其女Carolyn的奖学金而受到舆论抨击，但Carolyn后来在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就，1985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从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看，这笔奖学金投资并没有打水漂。
二战胜利后，数千外国专家和年轻人进入中国，任职于UNRRA，其中包括不少国际左派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李敦白、谭宁邦、阳早、寒春等。宋庆龄为来华的国际左派人士介绍工作，多在UNRRA和工合国际任职。
虽然Sylvia仅在中国生活了8年，但她先后为蒋廷黻和宋庆龄担任英文秘书。她与宋庆龄保持了长久的友谊，1980年底还赠送了礼物给宋。1949年后，宋庆龄前往北京，Sylvia的主要工作转为《密勒氏评论》助理编辑。
《密勒氏评论》招聘了不少中国记者、翻译和通讯员，其中包括杨绛的妹妹杨宓和《北京周报》创始人杨承芳。
最后一家在华关闭的外文报纸
1949年5月上海战役期间，河滨大楼被解放军部队进攻三天，临产的鲍威尔夫人不得不寻找大楼内距离交火区域最远的门躲避炮火，其第一个孩子于战役后6月12日出生。1951年，第二个孩子Thomas Powell也出生于河滨大楼。
二战胜利后，曾任路透社远东社长的赵敏恒短暂担任《新闻报》总编，1949年《新闻报》停刊后，据赵敏恒儿子回忆，1949年他们一家也搬到了河滨大楼三或四楼，与小鲍威尔一家成为邻居。尽管如此，《密勒氏评论》上并没有出现赵敏恒的署名文章。事实上，上海易帜后，《密勒氏评论》陷入经济危机；约一年后，赵敏恒受聘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搬离河滨大楼。
据Neil L. O'Brien的书中记载，1950年3月29日到4月16日，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大会，并在会上向记者们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四项指示。第一项是：报刊要更多地关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成果。工人们创造的新纪录、新桥梁的建设，或农民消灭虫害等故事可以将报刊和广大人民群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报刊还可以给人民以有意义的指导，并且将此融入报刊自身的工作中去。第二项指示是，报刊指导和管理工作由主编负责；第三项指示则鼓励报刊建立“记者网络”和“读报小组”，旨在加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也是报刊和记者进行自我批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的方式。第四项指示就是报刊应该担负起批评政府、官员、经济组织和干部的责任。小鲍威尔随之调整《密勒氏评论》的报道角度，将更多中国建设成果展现给英语世界。
这也是美、英、日政府认为《密勒氏评论》立场过于亲中而抵制该报的原因。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密勒氏评论》报道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引起美、英、日政府抵制，禁止邮寄该报。其在中国的订阅用户锐减至约1/3，广告客户纷纷流失。1950年8月起，小鲍威尔通过将周刊改为月刊压缩成本，最终于1953年6月不得不休刊返回美国，成为最后一家在华关闭的外文报纸。
小鲍威尔不愿接受出版署补贴成为合营媒体，以及子女教育面临外侨撤走后无国际学校的问题，成了他们最终选择回美国的重要原因。尽管宋庆龄等高层友人力劝他们留下，认为回美可能惹上官司，他们仍决定返回美国。
据Thomas回忆，他们在上海雇佣了一对中国夫妇Ching和太太担任管家和厨师，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养了一只叫Koo-chem的德国牧羊犬。鲍威尔夫妇每天下班后与孩子们一起沿苏州河遛狗，这种生活方式在新社会显得颇为招摇。
小鲍威尔一家于1953年搭乘S.S President Wilson号前往美国。来源：鲍威尔家族档案
不仅是鲍威尔夫妇，1945年《密勒氏评论》复刊后所雇佣的外国新闻团队也普遍左转。不过，在1950年前后他们也纷纷离开中国。
从研究小鲍威尔的学术著作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来看，这些西方左派新闻人纷纷离开中国的原因可能是待在中国有各种不便（从职业到个人生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鲍威尔夫妇像李敦白（李是鲍威尔女士在UNRRA的同事）那样加入过共产党。尽管他们分别在英、美呼吁西方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他们依然选择离开了他们热爱的新中国。
比如Alun Falconer，在英国出版了New China : Friend or Foe。他1948年为了拍摄工合国际创始人路易·艾黎的纪录片，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并为《密勒氏评论》等英文媒体撰稿。工合国际的国际秘书Peter Townsend，同时为《密勒氏评论》撰稿，在英国出版了China Phoenix。Peter Townsend后来在英国艺术评论界颇具知名度，曾任大伦敦艺术协会主席。
Thomas告诉笔者，他出于研究兴趣，重新与Falconer和Townsend的女儿们联系，通过口述史和档案，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在华外国人如何参与中国革命。
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小鲍威尔（William Powell）在第一儿童福利站工地。来源：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左二Sylvia，右二宋庆龄。来源：Thomas Powell
返美后的余波
小鲍威尔一家回到美国时，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很快被国会传召，要求说明他们是否属于“共产党小组”（communist cell）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尽管美国法律规定煽动罪行为应发生在美国国土或海域，1956年，小鲍威尔夫妇及副主编Julian Schuman仍被起诉煽动和叛国，包括13项煽动行为，主要依据是《密勒氏评论》的报道，如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等。这场官司持续了5年多，最终在1961年5月，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宣布取消所有指控。然而，小鲍威尔和Sylvia因受此影响，再也无法从事新闻工作，只能通过买卖旧房子和开古董店谋生。
1981年，沉寂许久的小鲍威尔分别在《关心亚洲学者通报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发表了两篇关于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文章，并接受《60分钟》专访，再次在美国引起了关注。小鲍威尔在文中披露美国曾经庇护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领以获取细菌战技术，且可能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至于美军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小鲍威尔称其研究只缺“冒烟的枪”（意指不容否认的直接证据）。
在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原《密勒氏评论》留在中国大陆的中外作者、读者和支持者在北京成立了声援鲍威尔案委员会，由路易·艾黎担任主席。《人民日报》在1956至1961年间共刊载了16篇文章声援小鲍威尔，使案件进一步被卷入中美政治。
小鲍威尔夫妇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最早获得访华资格的“老朋友”们。1972年10月30日宋庆龄在致廖梦醒的信中表示，打算接待小鲍威尔夫妇喝茶（因为感冒不能邀请他们赴晚宴）。宋庆龄告诉友人：“艾达·普鲁伊特、陆懋德和十几位一直为我们积极工作的其他朋友，让我为他们来华帮忙。我曾为鲍威尔夫妇申请过签证。”这个待遇也是不同一般的。
1972年鲍威尔夫妇访华，参加在锦江饭店的一场宴会。来源：Betty Barr
2015年，上海广播电视台导演王向韬筹备拍摄《战火围城》，实地走访了老鲍威尔曾被关押的大桥监狱，并在美国翻阅档案和书信，采访了其孙子Thomas，是国内媒体首次披露鲍威尔不为现代中国人所知的经历。2016年Thomas夫妇来华参加纪录片宣传。也是这一年，Thomas开始回顾已过世的父亲的研究与应诉文件，开始从艺术史研究转向朝鲜战争史研究。2024年，他出版了The Secret Ugly: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 Germ War in Korea，试图证明他找了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那把“冒烟的枪”。而他另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也在写作中。
参考资料：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美]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Powell）著，刘志俊 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在华专业报人与报格（1917-1953）》，郑保国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Neil L O'Brien, 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Routledge, 2015
Thomas Powell, The Secret Ugly: The Hidden History of US Germ War in Korea, 2nd edition, Edgewater Editions, 2024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伯纳德·托马斯 著，吴乃华、魏彬、周德林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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