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美秀

民进党除了制造笑料外,还常常夸大其词。特别是在616这一天,于高雄举办的“青鸟”下乡活动中,民进党“新潮流”的民意代表表现得异常亢奋,仿佛服用了兴奋剂一般,频繁地摇头。他们甚至扬言,到2025年2月,要至少罢免10席民意代表这种口气显示了他们内心的自满和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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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罢免行动的关键人物无疑是赖清德和“新潮流”派系。他们所谓的计划是在2025年2月罢免10席民意代表,这种口气确实相当大。这10席涵盖了从云林以上选区的多位重要人物,包括高金、黄仁等,甚至在台北市,也涉及了王鸿薇、徐巧芯、罗智强等人。新北市则有叶元之,桃园有吕玉玲,新竹有郑正钤等。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罢免成功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首先,选区的特质,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是绿营的势力范围,或者国民党刚刚从绿营手中夺回,那么罢免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大。其次,需要增加目标人物的“仇恨值”,通过网络、侧翼节目等手段,不断放大其负面形象,使民众产生强烈的罢免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谁对我威胁最大,我就罢谁”的策略。

在第三个方面,如果某位候选人经过评估后,在该区域的选票从未超过五成,这不仅仅是指某一届选举,而是指历来如此,或者只是以微弱的2%—3%的优势领先民进党,那么这样的候选人很可能不会被成功罢免。至于第四个方面,罢免行动需要动力。仅仅依靠民进党的群众力量是不足以实现罢免的。这还需要结合青年学生是否愿意返乡投票,以及中产阶层是否愿意提供支持。因此,我们可以说,仅仅依靠民进党的力量,是无法成功罢免10位民意代表的。如果能够动员青年学生、中产阶层,并结合地方派系势力和社会力量,罢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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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当年蔡英文亲自指挥罢免韩国瑜的情况非常相似。首先,被罢免者虽然当选,但根基并不稳固;其次,通过制造仇恨值来削弱其支持基础;再次,通过抨击和嘲讽来进一步降低其声望;最后,依靠有影响力的人士的号召,最终成功实现罢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进党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罢免,是很难成功的。他们必须培植足够的仇恨值,并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因此,当民进党“新潮流”系民意代表在高雄大放厥词,声称要在2025年2月罢免10位民意代表时,我们需要对他们的票数进行仔细评估。除非他们能够持续进行“青鸟”下乡活动,否则要实现这一目标将非常困难。实际上,进行罢免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主要取决于投票率和得票率,也就是罢免率,我们需要这些精确的数据来论断一个人是否可能被罢免。以罢免某个人为例,如果过去支持该人的选民都不出来投票,导致无法达到法定的投票人数(即25%以上),那么罢免就会非常困难。

民进党之所以会发表这些大言不惭的言论,原因非常简单。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几乎都计划参加2026年的地方县市长选举然而,要进行罢免活动,究竟谁能够出来主持大局呢?除非有赖清德和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支持,再加上社会力量的协助,才有可能成功。但是,对于某些选区,如傅崐萁所在的选区,罢免就会非常困难。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该选区是蓝营的执政区,傅崐萁又被称为“花莲王”。如果真的成功罢免了“花莲王”,花莲也未必会成为绿营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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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进党现在一味地培植对手的仇恨值,这种仇恨值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演算出来的。仇恨值越高,罢免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这种仇恨值的培植需要配合民进党的侧翼力量,以及被罢免者本身所闹出的笑话等因素,才有可能成功。

以“3Q哥”为例,他由于频繁制造笑话,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感,这种情绪成为推动罢免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恨意往往成为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点有目共睹。从恨意的角度来看,罢免行动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运作,最终在特定时刻达到高潮。

民进党多次声称可以罢免10席民意代表,但实际上,国民党即便拥有8席民意代表,也最多只能罢免民进党3席。反之,民进党对于国民党的罢免,我们估算最多也只能达到4席。任何政党采用这种手段打击对手,都不是一种光明磊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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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民进党似乎陷入了集体焦虑的状态,他们尚未确定从哪个选区首先发动罢免行动。但要提醒民进党的是,如果他们真的采取这种策略,对于2026年和2028年的选举未必有益。通过暴力手段排除政治障碍,不仅得不偿失,还会引发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弱者。因此,民进党及其“新潮流”派系应谨记,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掌握政权,党同伐异只会牺牲自己的同志,最终可能导致政治反扑。希望他们能够深思熟虑,不要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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