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钓鱼台11号楼,是江青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阎长贵,这个毕业于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是11号楼工作人员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

1967年1月,他正式来到了11号楼,开启了自己秘书的职业生涯,他也是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阎长贵的角度,去看看在11号楼里面当秘书,每天的工作都是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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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当11号楼的秘书,最主要的一个任务是收发和管理文件,这个工作量可不小,而且压力也很大。

仅仅只是那些很重要的文件,譬如重要人物、重要单位发送过来的文件,每天都有几十份,最多的时候甚至有上百份,堆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尺半的厚度,字数差不多也得有个十多万字了。

这些文件你不能全都一股脑的丢给领导,全部丢过去,她是没时间也没那个精力看的。

这就需要秘书进行挑选了,看看哪些适合送过去,哪些可以缓一缓,哪些可以不用给领导过目。但是呢,倘若无关紧要的文件,你没有送给领导看,她倘若是从别处得知某某某看过了,而她自己没看过,那就要挨批了。

用阎长贵的话来说,会被这样挨批:

“......说我扣了或是贪污了,其罪过很大.....”

即使有些文件阎长贵送过去了,但是毕竟数量太多,她也看不过来,而她如果从旁人口中得知了,也是一样会挨批。

阎长贵是首任机要秘书,来之前也没经过岗位培训,所有的经验都需要自己从挨批中摸索总结。

就说收发和整理文件这个工作,既不能不送给她,又不能笼而统之的送过去,因此,就必须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分类。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实际操作下来,用阎长贵的话来说,那是他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好在他是搞文字工作的,学历也高,对于整理文件这种工作,度过最初的适应期以后,也算是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的小窍门。他把那些送到11号楼的文件和材料,进行了一个大体的分类,总共有下面这三种分类:

1、必须要看的文件:这一类的文件通常是中央文件以及伟人等重要人物的传阅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部门或是个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这些信函除了要让她了解之外,有的还需要她给出表态和意见。

2、参阅件:这类文件大多是重要的内部材料,相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一定需要她给出自己的态度或者是建议。

3、浏览件:这类材料和文件,对于她而言属于是可看可不看的,但是也得送过去,有时间了就看,没时间就搁置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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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每天都要准备三份卷宗,用来分别装不同的文件。

江青的生活习惯和常人不同,她通常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起床的时候通常是九点以后,倘若昨晚熬得太晚,第二天大概率就得中午才能起来了。因此,每天领导起床前,阎长贵就得提前把三份卷宗送到办公室。

11号楼只有二层,除了她一个人住在二楼之外,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住在一楼,这二楼是她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她的办公室距离卧室很近,阎长贵就把卷宗放在沙发右边的茶几上,一般情况下,这是每天的日常工作流程。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些标注“加急”,尤其是“特急件”的材料送过来,那就分秒都不能耽搁,必须第一时间送过去。如果恰好碰到她睡觉的时间,那就只能等她醒来之后再送过来。江青的神经有些衰弱,入睡很浅,她当年刚入住钓鱼台的时候,是住在5号楼。但是这5号楼的围墙外面就是一条大马路,严重影响她的睡眠,没住上多久,就搬到了这环境幽静的11号楼了。

因此,她睡觉的时候,是千万不能打扰的,哪怕是“特急件”送过来,也要等她睡醒后在处理。

每天送过来的文件,她看过之后,有的会批示,有的不会批示,只要是看过的,她都会顺手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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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她批示过的文件,又得分成两种情况来处理:

第一种:她写了信,而且还封口了,并且贴上了密封签。这类批示,阎长贵是不能看的,也是不能打听的,他只需要负责登记好以后,转交给机要交通员。

第二种:由她口述,阎长贵进行批示,随后写信封装好以后,转交给机要交通员。

上午,阎长贵把卷宗送过去之后,就下楼等着,约莫等她处理好以后,就上二楼去取她看过和批示的文件。该登记的登记,该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分类存档;当然了,那么多的文件,一个上午是批示不完的,下午的时候,阎长贵还得去二楼一趟,重复着上午的工作流程。

这三类不同的卷宗,第一类“必须看的”文件,她基本上每一份都会看,阎长贵去取的时候,里面常常是空的。第二类“参阅件”,她只会挑选一些重要的来看,并且会给出批示,要么是画个圈,要么是简短的写一些字。至于第三类“浏览件”,她看得就很少了,有时候甚至是动都没动。

第一类卷宗都是需要存档的,第二类卷宗,她看过或是批示过的,也是需要存档,至于第三类卷宗,她没看的就不需要存档,第二天再和新的浏览件掺和在一起送到二楼。

这些,就是阎长贵在11号楼每天的日常工作。

作为11号楼的秘书,阎长贵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即使是逢年过节也得24小时在岗。也就是只有领导午休和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是阎长贵的休息时间。除此之外,他一刻都不能离开办公室。

因为他不知道领导啥时候会按铃叫他,让若铃声响起,阎长贵没有出现,那就得等着挨批了。

在阎长贵的记忆中,他就遇到过一次。

那是在1967年的一个冬天,阎长贵有急事需要出门一趟,他想着出门的时间很短,办完事来回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于是就出门办事了。哪知道他前脚刚出门不久,按铃声就想起来了。

等他赶回办公室的时候,护士就急匆匆的跑进来,说:“你干什么去了?”

阎长贵这才得知,就在他出门的时候,办公室的按铃声响了,他心下这回糟糕了,也来不及和护士解释,就赶紧跑上二楼。还不等他开口解释,就挨了一顿训。

“......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耽误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真是,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这句话让阎长贵心里很是委屈,可以说是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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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楼的工作人员,只有阎长贵是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生,其他的工作人员大多都只上过初中,识得一些字;也有极个别是高中生,或者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但是,阎长贵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学历高,就骄傲自满,对工作不负责。

因此,那句话才会让他感觉很委屈。

那么,问题来了,在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呢?待遇好不好?

在11号楼,阎长贵的工资排在第二,工资加上其他的所有补助,每个月能有70元,这可是在六十年代,一个月70元的工资属于高工资了,怕是相当于现在的三万元了吧。工资排在第一的是厨师程汝明,他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助,能拿到150元,这薪水怕是相当于现在的五万了吧。

就这个工资待遇,如果换做是你,你会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