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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割据图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虽然被称“天府之国”,但由于其偏处西南一隅,四周群山环绕,因此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下往往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辛亥革命前,正是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迫使清廷从湖北调走大批部队前往镇压,首府武昌城内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延续2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后,天下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巴蜀之地更是未能幸免,大大小小的军阀拉队伍、抢地盘,在连续20余年时间内平均每年1次大规模混战,至于小规模冲突更是从未间断。但自始至终,川军各部都保持一种默契,那就是一旦发现外部势力侵入,立即停止对抗,联手将其驱逐,因此无论邻近的滇军黔军,还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势力都无法在四川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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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团在川军中剧照

1935年初,这种闭关自守的情况被彻底改变,蒋介石派出“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由其亲信贺国光率领抵达重庆,协助四川省政府主席、“剿匪”总司令刘湘行使职权,并可代替蒋介石拟定作战命令,交刘湘等川军将领执行,俨然就是“太上皇”的架势;此外参谋团还派出督查员、政训人员等,分赴四川各地,督查各路部队作战,并负责政治训练、收集情报等。“四川与中央脉络不通者,近二十年。中央之有正式机关入川,殆自参谋团始”。

那么,长期封闭的四川军阀,为何会允许“参谋团”这种机构入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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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两大军阀头子刘湘、刘文辉

省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媒体和舆论对于四川军阀的抨击就接连不断。1928年,新桂系首领之一白崇禧公开批评四川军阀“都是一些没有眼光和没有远见的人”。1931年,国闻周报》发文指出,整个四川因军人的统治简直是“漆黑一团之区域”。不仅省外人士,四川人自己也痛恨军阀政治,种种尖锐批评不绝于耳,成都市商会向刘湘发电表示“川民憔悴于虐政久矣”。四川旅沪同乡会指出:“盖防区不破,割据终成,一切罪恶,万难消弭”,对刘湘等四川军阀形成很大压力。

1932年日寇侵占东三省、举国同仇敌忾之际,在四川竟然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刘湘、刘文辉叔侄俩40余万军队在巴蜀之地大打出手,更是激起全国舆论强烈抨击,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指责说:“罔顾国难,藉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捐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考试院院长、川籍中央委员戴季陶更是严厉指责说:“此次川乱,双方死亡至少当在五万以上,军费消耗不知若干万,人民直接间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不能数计。倘以如此巨量之财产人力从事建设,恐国内之第一伟大建设当已完成”。

面对媒体和舆论的猛烈批评和抨击,刘湘等四川军阀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只能再三表示“统一于中央权威之下”,对“参谋团”入川更是不敢有任何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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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视察中央军部队

中央军腾出手来,川军形成强大压力

面对四川的割据自为,蒋介石早就有统一四川的图谋。只是当时中原大地还有冯玉祥西北军、阎锡山晋绥军和李宗仁新桂系等多股更强的势力,蒋介石无暇他顾。随着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晋绥军和桂军分别退回山西、广西老巢,再也无力与蒋争夺天下,蒋介石及所属中央军主力终于腾出手来,可以对川滇黔等偏远省份下手了。

1933年,川陕交界的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迅速解放了嘉陵江以东10余县广大地区,打得川军各部望风溃败。1934年秋,长征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经贵州、云南进入四川境内,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同时,中央军薛岳部10万精锐也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地区,迅速夺占贵州,对四川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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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红军经贵州、云南进入四川

刘湘虽然名义上是川军首领,但能够调遣的嫡系不足20万部队,装备低劣,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更无力阻止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得已之下,只好向蒋介石低头,对蒋提出派遣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指挥协调“剿匪”事宜的建议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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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是名义上的川军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