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他父亲李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是到武德后期尤其是玄武门之变时才呈现才尖锐起来，早在武德前期建唐之初已存在了。当时朝廷重臣裴寂和刘文静之争，就是这个矛盾的初步公开化。
裴寂、刘文静都是李唐的开国元勋，新、旧《唐书》都是以裴刘合传居功臣传之首。其实此二人各有其政治背景，裴寂是李渊的亲信，刘文静则是李世民的人。尽管经《大唐创业起居注》核对已确认无论《裴传》《刘传》都是贬抑李渊歌颂李世民之作，但其人和李渊、李世民的特殊关系仍可看得很清楚。
先看裴寂，《旧唐书》卷五七《裴传》说：
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采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高祖〕大将军府建，以寂为长史，赐爵闻喜县公。从至河东，屈突通拒守，……寂进说曰：“今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通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高祖两从之，留兵围河东而引军入关。及京师平，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转〔高祖〕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这是讲到建唐时裴寂与高祖李渊的关系。裴寂先后为李渊大将军府长史、大丞相府长史，李渊称帝为尚书右仆射，当时左右仆射都是实职宰相，“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言无不从”，都说明其人确是李渊身边最亲信的第一号人物。只是其时的具体劳绩包括种种深谋秘计已被史官抹掉了。上一节所引李世民通过他劝说李渊起兵，以及这里所说是否引军入关的讨论，乃是为了抬高李世民才写上的。进宫女，上米、杂采和甲以供军用，更算不了什么，因为不进不上难道便不为李渊所有。而受禅之事，更本系李渊所安排，劝进云云是今之所谓走过场。都不足以使李渊有“使我至此，公之力也”之言的。
建唐以后讲了武德二年裴寂自请出任晋州道行军总管拒刘武周而战败，继而镇抚河东又未能敉平吕崇茂作乱，致“被征入朝”“以之属吏”“寻释之”，又都是裴寂不甚光彩的事情。接着仍说对他：
顾待弥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谋反，讯之无端，高祖谓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岂有贰心？皂白须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贵妃三人赍珍馔宝器，就寂第宴乐极欢，经宿而去。又尝从容谓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其年改铸钱，特赐寂令自铸造。又为赵王元景聘寂女为妃。六年，迁尚书左仆射，赐宴于含章殿。高祖极欢，寂顿首而言曰：“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愿赐臣骸骨。”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俄册司空，赐实封五百户，遣尚书员外郎一人每日更值寂第，其见崇贵如此。
这里虽仍经史官做手脚，如李渊本未想过要退位当太上皇，退为太上皇是玄武门之变后为李世民所逼迫，这里怎么可能有“我为太上”之说。但所记裴寂在武德朝终其富贵自是事实。
再说刘文静。此人为晋阳令与裴寂相友，又结交太宗李世民，“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等等，已见上一节所引《旧唐书·刘传》，虽然其中所说太原起兵出于李世民和此刘主动实属曲笔。但所说“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以及他请连突厥，战败桑显和，追执屈突通，高祖为大丞相，他“转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禄大夫，封鲁国公，高祖践祚，拜纳言”，均是事实，说明他一直是仅次于裴寂的重要人物。可这二人很快就出现矛盾，这就是《刘传》所说：
时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曰：“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而当朝㧑抑，言尚称名；又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帝不纳。
这里牵涉到古人的起居方式。原来古人用于坐卧的都叫床，东汉末刘熙所撰《释名》卷六“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小者曰独坐。”可见当时多有不止供一人独坐的大床，这种方式延续到唐末五代才被完全取代。《裴寂传》所说“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就是讲李渊称帝后上朝时，要让裴寂和他同坐在一具大床上。这里的“重臣”当然也指裴寂，“引重臣共食”是指和裴寂同坐在大床上进食，所以刘文静要借用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推辞之词，说这是“太阳俯同万物”，不合适。
刘文静为什么要这么反对裴寂，连与李渊共食都不放过？《刘传》下文作了解释，说是“文静向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其实根本原因仍在于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这次刘攻击李渊的亲信裴寂而李渊不纳，可以说李渊、李世民父子间的裂痕已开始呈现。
武德元年（618）七月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拒薛举，“以文静为元帅府长史”，说明确是李世民手下的第一号人物。这次战败，“文静奔还京师，坐除名。俄又从太宗讨举〔子仁杲〕平之，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武德二年从太宗镇长春宫”。《高祖纪》说：这年冬十月“杀民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
《刘传》记被杀的经过是：
文静尝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击柱曰：“必当斩裴寂耳！”家中妖怪数见，文起忧之，遂召巫者于星下披发衔刀为厌胜之法。时文静有爱妾失意，以状告其兄，妾兄上变。高祖以之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谓群臣曰：“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而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
这里也明刘文静非反的萧瑀，据《旧唐书》卷六三《萧传》“太宗为右元帅攻洛阳，以瑀为府司马”，和李世民本有关系。李纲虽“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但和成为李世民对立面的太子建成弄不好关系，见《旧书》卷二《李传》。可见这背后又是一场李渊、李世民父子之争，诛杀刘文静是李渊、裴寂剪除李世民的羽翼。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皇太子，再迫李渊内禅当上了皇帝，裴、刘旧案当然非翻不可。大概是遵“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吧，最初还给成为太上皇的李渊留面子，敷衍一下裴寂。如《裴传》所说：
〔贞观〕二年（628），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寂辞让，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遂同乘而归。
这长孙无忌后面要讲，是李世民的妻兄，和李世民同在玄武门现场指挥的元勋。所以李世民这两句话直截了当地翻译起来就是：“你是太上皇的人，无忌是我的人。”这已颇见斤两。到贞观三年（629），就公开给刘文静平反，如《刘传》所说：“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对裴寂则“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蒲州”，这据《太宗纪》是在贞观三年正月辛未，也许比追复刘文静官爵还早一点。
《裴传》记他被免官的缘由是：
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倖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书杜如晦鞫其狱，法雅乃称寂知其言。寂对曰：“法雅惟云时候方行疾疫，初不闻妖言。”法雅证之，坐是免官。
这和杀刘文静的理由差不多，要知道加人以交通左道妖妄的罪名以兴刑狱，本是我国中古时惯用的手法。裴寂被放归蒲州后还再来一次，即：
未几，有狂人自称信行，寓居汾阴，言多妖妄，常谓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时信行已死，寂监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惧不敢闻奏，阴呼恭命杀所言者，恭命纵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纳封邑得钱百余万，因用而尽。寂怒，将遣人捕之，恭命惧而上变，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徙交州，竟流静州。
足见李世民对此政敌之愤恨。裴寂的结局是：
俄逢山羌为乱，或言反獠劫寂为主，太宗闻之曰：“我国家于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几，果称寂率家僮破贼。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时年六十，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
这大概是表示李世民的宽大为怀吧！但所追赠的官爵已比原先的司空、魏国公降了等级，说明当初在李渊身边的崇高地位仍不予承认恢复。
最后还有需要解释的，即是裴寂被免官放归本邑蒲州时，《裴传》所说：
寂请住京师，太宗数之曰：“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
案李世民这段话讲到了两点：其一，裴寂是武德时国家政刑的全面负责者；其二，当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第一点是事实，裴寂在武德时身为宰相，而且是宰相中最为高祖李渊所倚重的，武德时一切政刑当然由他辅佐李渊全面负责，这实际上已否定了裴寂“徒以恩泽”之说。第二点则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是把李渊也连带骂在里面，这和《旧唐书·高祖纪》记贞观八年太上皇李渊宴西突厥使者，李世民奉觞上寿时所说“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的话，又相矛盾。我认为这上寿时说的倒是事实。因为统一战争是在武德年间就完成的，其间秦王李世民只出任过几个战役的指挥官，整个战略上的事情得由主持全国军政的高祖李渊安排，而裴寂亦必参与，从裴寂晚年之能破山羌习于军事也可推知。至于政刑，奠定建国规模的唐律和唐令，也是由裴寂等因隋开皇律、令损益制定，在武德七年五月奏上的，事详《旧唐书》卷五○《刑法志》和《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贞观十一年重颁的律、令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修订。一定要说武德时“政刑纰缪”，无非是杀了刘文静和后来对秦府势力作过种种抑制，李世民及秦府中人认为是“纰缪”而已。
本文节选自《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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