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唐的皇太后武曌革唐建周，到她的女儿、唐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覆灭，这二十多年间中央政权老是处于不稳定状态，高层统治者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得极为错综复杂。其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由于当时建立过一个要以李氏居虚名、以武氏掌实权的畸形政权，姑名之曰“李武政权”。抓住这一点来观察剖析其时的政治事件，种种疑团就会迎刃而解。
我国实行帝制的时代，男性的皇帝家天下，只可能存在一家一姓的政权，如隋是杨氏政权，唐是李氏政权。前面讲过，唐载初元年（689）九月九日皇太后武曌“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己从“圣母神皇”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后，照例就可说建立了武氏政权。《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所说这月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神皇父赠太尉太原王士彟为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都是属于改朝换代后建立武氏新政权的排场。但进一步把这个武氏新政权健全起来却遇到了困难。因为武曌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是从被革掉命的先朝唐室的皇后、皇太后成为大周皇帝的，她亲生的儿子姓李不姓武，姓武的只是她娘家的侄儿。究竟应该让谁来充当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对女皇帝武曌来说是个无前例可援的大难题。
武曌亲生的儿子有四个，当时生存着的是第三子后来成为中宗的李显和第四子后来成为睿宗的李旦。前面讲过，李显在高宗死后做过两个月的皇帝，被临朝称制的武太后废为庐陵王，改立李旦做皇帝。革唐建周，李旦的皇帝当然也做不成，不过没有被废为王，更不曾像东晋南北朝以来的亡国之君那样遭屠害，而如《则天皇后纪》所说只是“降帝为皇嗣”，卷七《睿宗纪》还说让他“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这“皇嗣”是个新名号，“其具仪一比皇太子”者，说明他已不等于皇太子，不能算作正式的皇位继承人，但在名号上仍安了这个有继承含义的“嗣”字，而且住进只有皇太子方能住的东宫，又说明还多少保有候补皇太子的资格。可见当时武曌在皇位继承人这个难题上举棋不定，没有匆忙作出解答。
武家的人当然不能等待，新皇帝既姓了武，皇位继承人如何能不从武氏家族里来挑选。武曌兄武元爽之子魏王武承嗣，当年曾袭爵周国公，这时身居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内史事，名列武氏诸王之首，因此如《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所说，他“自为次当为皇储”即皇太子，并抄袭武曌指使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父老陈请革唐建周的故智，“令凤阁舍人张嘉福讽谕百姓抗表陈请”，不料武曌“竟不许”。《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详记其事说：
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此事《旧传》系于“延载初”（694），《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691）十月《考异》认为或是载初（689）之误，即发生在革唐建周之时。其后，吉顼、狄仁杰还都提出过和李昭德同样的主张。《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吉顼传》说：
初，中宗未立为皇太子时，〔张〕易之、昌宗尝密问顼自安之策，顼曰：“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于天下，则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恩李家，庐陵既在房州，相王（李旦）又在幽闭，主上春秋既高，须有付托，武氏诸王，殊非属意。明公若能从容请建立庐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岂止转祸为福，必长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间奏请。则天知顼首谋，召而问之，曰：“庐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顾托于陛下，当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则天意乃定。
卷八九《狄仁杰传》说：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
读史者切莫以为此李昭德、吉顼、狄仁杰是站在武曌的对立面，反对她革唐建周，绝非如此。其时反对她革唐建周、反对她称帝，甚至前此反对她临朝称制的裴炎、刘祎之、魏玄同、刘濬诸人，如《旧唐书》卷八七《裴刘魏传》及乾陵出土《刘濬墓志》所说，都被她坚决清除无一幸免1。而李昭德等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进言，不仅没有使她感到触犯，且为她接受采纳，说明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在为她尽忠效劳，出谋划策。上引《旧传》里的言辞盖多出事后追记，和开元时李邕所撰《梁公别传》里的匡复之辞同样未必尽属实录，但主要的论点是很明确且相一致的，即为武曌死后血食计，只能立李姓的亲儿子而不能立武姓的娘家侄儿。《李昭德传》所说“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吉顼传》强调“庐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狄仁杰传》“以母子恩情为言”，以及《通鉴》卷二○六圣历元年（698）二月据《梁公别传》所写的“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都是这个意思。这种言论在今天看来自毫无价值，单就人死为鬼要“血食”这点就荒唐不值一笑。但当时是封建社会，武曌逃不出封建意识的圈子，即不仅要做现实生活里的皇帝，还必须考虑身后“血食”这个大问题。她革唐建周时把李旦保留为“皇嗣”，就多少已从身后“血食”来考虑，李昭德等人也可能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敢反复进言。终于取得一致的认识后，在圣历元年（698）把庐陵王召还东都，正式立为皇太子，皇嗣李旦仍封相王，解决了皇位继承人这个大难题。
封建社会里并非皇帝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即使进入纯粹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仍是如此，除皇帝外还需要有一个政治上的重心或曰领导集团，这个集团在武曌看来理当由武氏家族来组成，否则她花了那么多心力来革唐建周为了什么？据《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降李旦为皇嗣的同时曾给他“赐姓武氏”，是否也有点这种意思，但这只是个空名，还需要让真正的武氏家族来掌握实权。所以她封的武氏诸王郡王都是另有官职的，其中尤以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最为显要。前面说过武承嗣是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知内史事，《旧唐书》本传说他因希冀立为皇太子而失宠，如意元年（692）“罢知政事”，“怏怏而卒”，武三思就起而代之，如《外戚·三思传》所说在庐陵王召回为皇太子的同一年圣历元年（698）“检校内史”，第二年“进拜特进、太子宾客”。这些人当然不是绝无才能，如《三思传》就说他“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和武曌的亲属关系。所以先后掌大权为宰相的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曌的亲侄儿，武三思的儿子、武曌的亲侄孙武崇训的权势也远在其他郡王之上。郡王中还有个武攸暨因尚武曌女儿太平公主，如《外戚》本传所说一度“进封定王”。
婚姻通常并不带有政治性，但少数婚姻确是有其政治因素，武李两家的婚姻，除上述武攸暨尚武曌女太平公主外，武崇训尚李显女安乐公主，武承嗣子延基尚李显女永泰公主，武曌兄子赠陈王承业子延晖尚李显女新都公主，见《唐会要》卷六“公主”和《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都是武曌有意识地想把武李两家融为一体的措施。《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圣历元年（698）九月召还庐陵王李显立为皇太子、二年（699）二月封皇嗣李旦为相王后，在这年秋七月说“上以春秋高，虑皇太子、相王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等不协，令立誓文于明堂”，也显然出于同样的意图。
这种想把武李两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对武曌说来是早有经验的。永淳二年（683）唐高宗病逝后由李显、李旦先后当名义上的皇帝而由武曌以皇太后身份掌握实权临朝称制，甚至麟德元年（664）诛上官仪后她以皇后身份“垂帘于〔高宗〕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实际上都已经是后来李武政权的先导。用婚姻来巩固李武关系，也早已是她本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她正是作为李家的皇后、皇太后来成为这一政权的首脑。
本文节选自《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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