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3日晚10时，位于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的一座豪宅，刚被免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正坐在屋里喝茶看报，他心神不定，右眼皮不停地跳。
这时，一辆黑色林肯汽车在门口停下，从车上下来几个持枪的彪形大汉直奔陈的办公室而来。
陈仪一看，当即明白，蒋介石要对他下手了。
他吓得脸色煞白，喃喃地说：“悲哉，女婿害我！白眼狼害我！”
陈仪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也是蒋在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凭此一度也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他是唯一同时拥有日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文凭的国民党将领。曾几何时，比蒋介石大了4岁的他备受老蒋重用。看看他曾经担任的职务，足见他受重用的程度。
蒋介石1927年上台后，他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蒋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1934年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被蒋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
抗战时，他任25集团军总司令，授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他又被任命为台湾首任军政长官。
蒋介石为何要对他下狠手？出卖他的“女婿”又是谁？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叫胡允恭的人说起。
胡允恭（曾化名胡邦宪），是安徽长丰县人，他是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刘少奇和杨尚昆都是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就读时的同学。
后来他被组织调到了广州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48年7月下旬的一天，在上海居住的胡允恭夫妇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通知，要他立刻动身到杭州去，策反陈仪率部起义。
陈仪当时不但是浙江省主席，还担任着浙江保安司令，如果能顺应潮流选择起义的话，等于断了蒋介石的后路，加速国民党的灭亡。
更重要的是，陈仪如果弃暗投明，很有可能影响到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让他也跟着起义，那样蒋介石政权就彻底崩溃了。
那么，组织上为何单单选中胡允恭，去策反陈仪，二人是什么关系？
胡允恭和陈仪在北伐时就认识，二人关系非常，算是陈仪的心腹。
陈仪无论是在1938年担任福建省主席，还是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台湾军政首长，都将胡允恭视为左膀右臂，委以重任。
既然如此，胡允恭如果游说陈仪，把握很大。
还有，胡允恭攥着陈仪的“把柄”。
众所周知，陈仪主政台湾的时候，在震惊中外的“228事件”中处置不当，被老蒋免职。作为陈仪的心腹，胡允恭掌握了对方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秘密，关乎陈仪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
据此分析，胡允恭对陈仪说话很有分量，让他就范的可能性很大。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蒋介石虽然对陈仪极其信任，但陈已经看透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言语中流露出对我党的好感。
综合分析之后，让我党觉得策反陈仪是有可能成功的。
那么，我党为何会认为，陈仪反正的话，会影响到汤恩伯？因为陈汤二人关系更不一般。
汤恩伯是蒋介石得力干将，陆军上将，极其风光。但是自古“英雄”多磨难，蒋介石、戴笠和汤恩伯等人都是苦出身。苦出身的孩子能成就事业，必然遇到贵人。
蒋介石的贵人是国民党原来陈其美，戴笠的贵人是胡宗南，汤恩伯的贵人正是陈仪。
1900年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的汤恩伯，家境贫寒，但是他上进心很强，希望通过上学改变命运。
1921年，他在亲友资助下到日本求学。可是到那里不久便花光了学费，一筹莫展。
这时候，同样在日本求学的女生王竟白说：“别发愁，让我爸帮你。”王竞白说的“爸爸”，就是陈仪。
陈仪的女儿怎么姓王？
因为二人没有血缘关系。王竟白的爸爸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妈妈不想让女儿受委屈，就逼着年仅16岁的王竞白嫁给一个钻石王老五。那人又老又丑，王竞白自然不愿意。这时候，哥哥王绍全在陈仪手下当差，无意中说了妹妹的事。陈仪听了，决定拯救这个女孩，就认王竞白做干女儿，送她到日本留学。
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出道，但是陈仪跟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曾经当过孙的顾问，当时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长。
王竞白为何要帮汤恩伯？因为二人已经是恋爱关系。
一个少女没有出过远门，又是在异国他乡漂泊，肯定会倍感孤独。而汤恩伯能说会道，情商很高，对王竞白关心无微不至，让她产生了依赖。
同时，汤恩伯相貌堂堂，英俊洒脱。很自然，两颗心慢慢靠近，友情转化为爱情。孤男寡女，干柴烈火，二人很快坠入爱河。
如今看到男友囊中羞涩，要中断学业，就意味着要回国，二人天各一方，所以才果断决定出手相助。
汤恩伯出于虚荣心作怪，觉得一个大男人让女友帮助，未免有失尊严，就决定自己回家筹措学费。王竟白看出男友的心思，就给干爹陈仪写信，让他帮助汤恩伯。
信中，这个心细如发的女孩反复交代干爹，既要帮男友，还不能让他看出来。
陈仪便让人把汤恩伯叫到府上，委婉地问：“你在日本学的什么专业？”
汤恩伯说：“陈叔，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
“傻小子，民国乱世，还是从军有前途，上军校吧。”
“我……”汤恩伯想说自己没钱交学费，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我手里有保送名额，你想不想去？”陈仪不动声色地说道。
这时候的陈仪已经是浙军第一师师长（不久又当了浙江省长），在浙江很有人脉，公费让一个青年去日本上军校，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就这样，汤恩伯不再为学费发愁，在1924年冬回到日本，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
陈仪之所以要帮汤恩伯，一来他是自己干女儿的男友，二来学成之后可以成为自己的亲信；等于是一举两得。
因为是陈仪帮的自己，1926年汤恩伯学成回国之后，自然要来陈仪这里报道。这时候的陈仪，已经担任了19路军军长。
“报告陈叔，我回来了。”汤恩伯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毕恭毕敬地说。
“克勤（汤恩伯字克勤）啊，就在我这里就职吧。”看着高大威猛的汤恩伯，陈仪满心欢喜地说。
汤恩伯听了，又是一个立正，感激地说：“谢谢陈叔。”
“小伙子，以后不能叫叔叔了，要叫岳父大人。”陈仪突然笑着说道。
“陈叔，实不相瞒，我……已经有家室。”汤恩伯在家的时候，父母已经给他做主，娶了一个太太，他不想当陈世美，怕东窗事发，犯“欺君”之罪。
在日本谈情说爱还行，真要结婚，汤恩伯还下不了决心。
“这个嘛，竞白也告诉我了。”陈仪说，“你们那是包办婚姻，有名无实，早该解除，这样人家也解脱了。”
有了陈仪的首肯，汤恩伯没有了顾虑，在回国当年就和发妻离婚，和王竟白结为伉俪。回国第二年（1927年），汤恩伯就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受到了校长何应钦的赏识，并将其推荐给蒋介石。
从此，汤恩伯的人生开挂，青云直上。到1931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汤恩伯，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2师中将师长，可谓是功成名就。能有如此成就，当然跟他的能力有关，蒋介石是不会对一个草包委以重任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有一个好岳父，给自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前面说过，陈仪跟蒋介石是日本振武学校的同窗，二人交情匪浅，汤恩伯能成就功名，跟蒋陈的这层关系密不可分。
毫不夸张地说，陈仪是汤恩伯最早的伯乐，对汤恩重如山。没有陈仪，汤恩伯就没有钱上军校，也就没有后来的辉煌。也正因如此，汤恩伯对陈仪这个岳父也知恩图报，毕恭毕敬。
1947年，陈仪因为“228事件”被问责免职，灰溜溜回到大陆。汤恩伯立即从位于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的豪宅搬出去，让与岳父居住。
这时候的陈仪声誉扫地，而且也已经64岁，政治生命基本终结，再难有出头之日。汤恩伯又亲自出面，在蒋介石面前美言，陈仪这才得以复出，在1948年8月担任浙江省主席。
浙江还不比别的省，那是蒋介石的老家，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如果这里出问题，老蒋连退路都没有了，谁担任这里的长官，生死攸关。
此时的汤恩伯已经红得发紫，既是陆军总司令，又兼任着京沪警备总司令，国民党的残局全靠汤恩伯一个撑着，他在蒋介石面前说话自然很有分量。
鉴于汤陈关系非同寻常，我党认为只要说服了陈仪，手握重兵的汤恩伯也很可能跟着转变立场。
正如所料，胡允恭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将陈仪说动。原因很简单，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很多国民党将军如傅作义等选择起义或者投诚。陈仪不但自己决定响应解放军拿下，也一口答应，劝说女婿汤恩伯弃暗投明。
1949年1月28日驻在上海的汤恩伯，迎来一个重要的客人，陈仪的侄子丁名楠。
“名楠，你怎么来了？”
“姐夫，是伯父让我来的。”当年32岁的丁名楠精明干练，做事谨慎，他一看左右无人，才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汤恩伯。汤恩伯不看则已，一看脸色凝重起来。
信写得很长，有两页，写得也很隐晦，概括起来就是四点：开放长江的渡口，停止修筑江防工事，停止征兵，释放政治犯。
陈仪是政坛老手，没有写得那么直接，但意思明了，那就是劝对方顺应潮流，随时准备对蒋开展反戈一击，迎接解放军过江。
汤恩伯看到岳父的信之后，心情十分复杂。
作为一个高级将领，他何尝看不出国民党败局已定。但是他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能学习傅作义。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自己国民党高级将领，手上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汤恩伯并非草包一个，抗战中在南口战役中让日军吃够苦头。对苏区“围剿”的时候，汤恩伯又一马当先，“屡建奇功”，福建人民政府和苏区首府都是他指挥部队攻占的。
共产党跟汤恩伯，可以说有血海深仇。
陈仪策反汤恩伯的时候，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汤恩伯的名字赫然在列。不仅如此，他的名字还排在刽子手马鸿逵、马步芳的前面。
汤恩伯无法不担心，如果自己倒戈，共产党根本不会放过他。
第二个原因，就是汤恩伯的忠君情节。
蒋介石很会笼络人心，1933年只是师长的汤恩伯为祖坟立碑，他亲自拿起“御笔”为墓碑题字，让汤恩伯感激涕零。
1944年，豫湘桂战役对日作战，国军丧师失地，国人要求问责汤恩伯，蒋介石顶住压力，没有那样做。
内战时期，国军连吃败仗，有人说汤恩伯指挥失误，要求撤换，蒋介石没有理睬。
不仅如此，在三大战役之后的危急时刻，蒋介石还把京沪杭三地的军权交给汤恩伯，足见他对汤的器重。
有人说74师被消灭之后，蒋介石杖责汤恩伯，打得头破血流，从此之后，汤恩伯失宠。仔细推敲之后，这种说法大概是人云亦云，可信度极低。
傅作义起义，还有内在原因，那就是他自己非蒋介石嫡系，跟蒋一向不睦。而汤恩伯不但是蒋的嫡系，而且深受“皇恩”，如果“卖主求荣”，日后将会抬不起头。
第三个原因，陈仪处事不周，风险太大。
陈仪在汤恩伯举荐下复出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当即重用了一个共事15年的老部下，让他担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
此人名叫毛森，是军统“三毛”（那二毛是：毛人凤、毛万里）。毛森是军统骨干，能力超群，抗战时曾经三次被日军逮捕，都转危为安。而且，在监狱中，他还成功指挥了对军统叛徒李开峰的锄奸行动。
陈仪重用此人，对自己构成很大威胁。
1948年12月，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各省主席都榜上有名，恰恰浙江省主席陈仪没有在列，这引起了毛人凤对陈仪的极大怀疑，便指示毛森暗中监视。
1949年1月21日，下野后的蒋介石召见毛人凤和毛森，恶狠狠地说：“看来公洽（陈仪字公洽）是铁了心要背叛党国，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如有异常，你们可当机立断，不必请示我。”
而陈仪毫无察觉，做了两件事暴露了自己。
一是对自己部下说：“学生和工人示威游行，不得动武，不得抓人。”
二是毛森逮捕了十名“危险分子”，陈仪却将这些人释放，让他们回去自己“改过”。
这就让毛森认定，陈仪大有问题。
其实这些事相对起义来说，都是小事，不但不能做，还要反其道而行之，消除特务的怀疑。
对于毛森的厉害，陈仪当局者迷，而汤恩伯旁观者清。
因此陈仪派侄子丁名楠来策反，汤恩伯借口走开，并没有表态。陈仪见状，便让自己的侄子跟胡允恭二次去劝说汤恩伯。
这时候，汤恩伯急了，胡允恭在为共产党做事，这是公开的秘密，他是陈仪的心腹，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现在胡来找自己，毛森焉能不知情？
可见陈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是老糊涂了，思维出了问题。这时候，说不定毛森已经在安排人，暗中把枪口对准汤恩伯。
再说了，汤恩伯虽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但是统辖的部队，构成极为复杂，跟傅作义根本不能比。即使他想起义，也未必能成功。
左右权衡再三，汤恩伯选择了举报。
陈仪怎么都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了自己。
第一次策反，汤恩伯没有表态，陈仪便让胡允恭和自己的侄子再去，这次，汤恩伯终于表态，警告丁名楠“你不要再来了”；这就等于拒绝了陈仪起义的劝告。
胡允恭他们只好回去，劝陈仪赶紧转移。陈仪却自信说：“克勤（汤恩伯字）绝对不会出卖我。”
胡允恭听了感到无奈，只得立即自己离开陈仪官邸，离开杭州。
1949年2月17日，蒋介石下令免去了陈仪和其亲信的职务。陈仪这才意识到了危险，在2月21日晚回到上海多伦路的豪宅。
两天后，毛森带领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陈仪。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北被蒋介石杀害，终年67岁。
汤恩伯因为出卖恩人，被弄得声名狼藉。
1950年4月，台湾方面审判陈仪的时候，汤恩伯还为自己辩解：“我对陈仪，一生受其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陈仪是在上海，汤恩伯的眼皮底下被捕的，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毛森敢这样做吗？
至少，汤恩伯是见死不救。
站在个人角度讲，汤恩伯是趋利避害，以求自保；站在道德角度，汤恩伯是恩将仇报，出卖老师和岳父，是应该被谴责的。
站在历史的角度，陈仪是为了浙江人民免于战火，而汤恩伯却是逆流而动。讽刺的是，即使汤恩伯卖师求荣，蒋介石也对他非常鄙视。
1954年，汤恩伯去日本看病，死在手术台上，蒋介石闻讯后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唉，死了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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