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生育与婚姻脱钩的问题日益显著。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和生育的意义。

在远古时代，人们只有生育没有婚姻。即便到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也只是有生育，而没有事实上的婚姻。也就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只是满足了性欲，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却不重视婚姻关系的结构。在一个部落内部，人们因为交配生了孩子，孩子会由母亲来抚养，或者由父亲来抚养，或者由整个氏族来抚养。在人们的观念里，没有婚姻制度，也不存在一夫一妻的说法。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人们才从性观念中剥离出了婚姻观念，要用一定的婚姻制度来约束人的性行为，不能胡乱交配。权贵们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而普通人没钱也没权，就只能一夫一妻，甚至有的男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妇女没有太高的地位，大多被当成了生孩子的工具。男人地位比较高，但没钱没权的男人仍然找不到女人。

当婚姻制度确立之后，人们的交配就要受到限制，而声誉也成了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结婚之后就要面临着传宗接代的问题，要生孩子，而且在古人非常重视生男孩，因为生了男孩可以给家庭增加强壮的劳动力，用于耕种，而生了女孩只能面临嫁人的命运，却不一定能读书、识字，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就不能做官了。在儒家礼仪道德的统治下，只有结婚之后的生育才算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而未婚生育就会成为丑事，甚至未婚生育的女子会被家族沉到水塘里，而男人却没什么事。如此一来，性欲就成了“男女之大妨碍”，却背离的孟子提出的“食色性也”的理论。未婚生育的孩子被称为野种，得不到父母的眷顾，甚至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谁。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容易在底层打拼，弄出个名头来。简狄吞玄鸟蛋而怀孕，姜嫄踩了巨人脚印而怀孕，刘邦的母亲梦到与蛟龙交媾而生下了刘邦，都有一些神话色彩，但其实都是野合的结果，也是未婚生育的结果。如果不冠以神话色彩，这样的孩子很可能会被猝弄死，而他们的母亲很可能被沉入水塘而淹死。

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人们只有结婚才可以生孩子，但是结婚不一定非得有结婚证，而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男女在结婚之前不一定见过对方，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只有入了洞房才会见到对方。非婚同居现象不被社会所容。结婚之后出轨，只要没被发现，没有公开出去，就算是正常。那时候的婚姻比较虚伪，性观念比较压抑。而到了现在，似乎完全开放了，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一些东西，婚姻制度更加开放，而性观念也已经完全开放了。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人们不愿意结婚。结婚就意味着增大生活成本，要买房买车，还要生孩子、养孩子，支出太多，一般年轻人负担不起，还要让老人负担。于是很多爱好自由的年轻人，只是同居却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如果怀上了孩子就生下来，也能上户口。为了缓解劳动力的不足，婚姻制度不得不开放，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非婚生子女也能上户口，甚至婚内出轨的人生了孩子也能上户口。

人们的性观念比较开放了，不结婚就能在一起同居，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同居，也可以分手后再和别的异性同居，玩够了，想要结婚了，就找一个中意的结婚。同居现象变得比较普遍，婚外生育的孩子也就比较普遍了。也就是说，不结婚生孩子完全可以被人们理解，也可以被人们接纳，甚至孩子可以和正常的婚生子女一样受到同样的待遇。生育与婚姻脱钩了，生育可能和婚姻没有任何关系，但婚姻之后可能会生育，也有人结婚之后不孕不育，并不能自己生孩子。如此一来，婚姻关系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不结婚，两个人可以实现财产整合，可以组建家庭，可以生孩子，可以共同抚养孩子成长，只是这种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只要两个人心生默契，就可以在一起过日子，没必要领结婚证。如果两个人想要结婚，就要确立婚姻关系。婚姻关系由法律保护，可以防备万一，却不能验证两个人真的倾心于对方，也不能验证爱情的久远。而非婚同居可以验证爱情的久远，却并不受法律保护。如此一来，婚姻似乎成了爱情的试金石，也是人性的试金石。

生育和婚姻脱钩，说明社会进步了，人们不再受婚姻制度的约束了，而生育自由也说明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只不过人们容易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提供给人们的公共产品是不是售价太高，是不是让人们负担不起？尤其是青年男女结婚的费用太高，生孩子、养孩子的费用过高，以至于他们对婚姻、对生孩子望而却步，即便同居生了孩子，也不去结婚。一个国家在逐渐迈入富裕社会之时，通常会面临私人投资与公共支出不平衡，以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质量差别等矛盾。因此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并没有满足人们这种需求，以至于让很多年轻人负担不起生活成本，只能选择同居而不去结婚。即便如此，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就是非婚生子女也可以上户口，可以成为廉价劳动力。

生育和婚姻脱钩了，看似社会文明进步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其实人们受到资本和权力的控制更厉害了。或许，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应该降低生活成本，尤其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婚姻的成本和生育的成本。但这种愿望似乎并不能实现，只能如此稳定地走下去，保证资本不断增值。而年轻人到底结不结婚，到底是婚内生育还是婚外生育，对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来说就变得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