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执政时期，中高层军官利用职权，发国难财中饱私囊已经成了常态。
在松散的军纪下，这些人的行事作风如同军阀或者地主老爷一般，三妻四妾乃是司空见惯。
尽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要求严格推行一夫一妻制。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军官们还是会把情妇养在府上，只不过对外宣称是丫鬟或者奴仆，名义上还是只有一房太太。
当浑浊成为常态，清白就成了一种罪过。
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因为家里只有郑宜兰一人，没少遭到同僚们的嘲笑或者排挤。
中高层军官不是忙着敛财，就是忙着寻欢作乐，这样的国民党怎能不败。
而国军败退台湾之际，军官们是顾不上那些情人的。
飞机和轮船的数量都有限，能把正房夫人和孩子们带去就已经很是难得。
何况到了台湾，以蒋介石睚眦必报的性格，定然会展开清算。
多带一人过去，就等于政治生涯中多一分危险。
至于那些年轻貌美、养尊处优的姨太太，军官们只能将其留在大陆，任由其自生自灭。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自1948年起，国民党的军官们就开始安排其亲属外逃，主要目的地有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有能力者则会前往美国或欧洲。
比如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王耀武，在济南战役之前，就把妻儿老小都送去了上海，让他们从淞沪出发离开大陆。
王耀武还曾给妻子郑宜兰托信：“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
可见，国民党高层早已意识到会败亡，因此都留了后手。
从此事也不难看出，国民党军官们对蒋介石并非完全信任，否则王耀武就不会特意叮嘱妻子，不能前往台湾。
到了1949年，国民党就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
这些军官们珍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乘坐货船、飞机送往台湾或者外国。
至于蒋介石本人，更是险些将各大博物馆搬空。
忙于逃命的军官们自顾不暇，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安排家人出逃，情妇或者如夫人们好似穿过的衣物，被随手丢弃在了大陆。
全国解放以后，官太太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老佛爷”，瞬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大多数百姓都对其极为不齿，认为她们可以为了优越的生活，甘愿成为国民党军官的附庸，出卖肉体、青春，甚至出卖自己的整个人生。
这些姨太太们也很是委屈，觉得自己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而且在战乱年代，只有先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尊严。
对于这些留下的大量的军官太太，国家的政策非常包容。
毕竟，这些人大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不曾参与军事，也未曾干预政治，更没有拿起武器与人民为敌。
因此，姨太太们不是战俘，更不是囚犯，解放以后，她们就是普通人，就是老百姓。
一面是解放军的宽容政策，另一面是不顾自己死活的“丈夫”、“老爷”，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姨太太们对解放军甚是感激，但她们却向我军提出了一个要求，虽然简单，但难免让人痛心。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单位承认了这些前国民党军官姨太太的公民身份，并恢复了她们的自由之身，还发放了身份证明。
可这些人都是牢笼里的金丝雀，一旦放归自然，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
她们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更不会种地，如果不予其救助，肯定会活活饿死。
于是她们联名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请求组织给她们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不要求什么薪资，还有休息制度，只要能吃上饭就好。
相关部门收到后高度重视，认为她们这是积极悔国的表现，于是，安排其进入纺织厂和被服厂做工。
这些人能接受身份转变所带来的巨大落差，并希望用劳动改变现状，的确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战争年代，为了活命而委身于国民党军官，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这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中，有些是在风月场所被买回来的；有些则是良家少女，被明抢回去的；还有的是走投无路后主动投靠的。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受过教育的女学生。
尽管在学校里，她们接受的是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的教育，可出了社会以后不愿意吃苦，故而出卖青春。
社会动荡时期，跟着那些军官可以不愁吃穿，也能相对的保障安全。
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也是弱势群体，也是国民党残暴统治的受害者。
若是国民党能够约束好军官，杜绝其贪污受贿和强抢民女的种种恶行，就不会形成人人都有三妻四妾的境况。
而国民党战败，这些军官一走了之，把没有生活能力的姨太太们丢弃，也是很不负责任的。
不过，即使这些人想把妻妾都带走，蒋介石也不会同意。
毕竟，货船和飞机就那么多，他必须先运走搜刮的财宝，再就是“四大家族”的财宝。
至于军官们，能将其本人带走，就已经是蒋介石格外开恩。
国民党的军官太太们，在进入工作单位后，国家还悉心的为其找来了师父传授其工作经验。
通常是一个师父，带着三五个人教她们穿针引线，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以让其完成彻底的蜕变。
在工厂中，原本发型各异，花枝招展，极尽魅惑的姨太太们都与过去的自己，作了告别。
她们留上了精干的短发，穿起了普通工人的服装，说话也不再拿腔作调，真正实现了人格独立。
她们逐渐适应了新社会，并尝试着融入新的生活。
因为其年龄都不大，正值青春年华，所以不少人都谈起了自由恋爱，开始了真正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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