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名气之大，可不止一首醉翁亭记；司马光的外号您知道吗？|古典乐|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范仲淹|醉翁亭记

欧阳修列传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宋朝第一位文坛领袖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出身名门望族，发誓不再另嫁，亲自教导他学习。因为家境贫寒，买不起纸笔，母亲就用狄草秆在沙地上写画，教他写字。欧阳修从小聪敏过人，书读过一遍就能背诵。

当时，宋朝已经兴盛六十多年，但文章体裁仍然是延续五代的习惯，文辞浮靡华丽、内容空虚。早在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就反对这种文风，提倡平实自由、易于表达思想的“古文”。

北宋初年也有学者提倡“古文”，但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欧阳修十岁时，偶然得到韩愈的文集，废寝忘食地阅读，非常仰慕他的文才。

欧阳修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名列前茅。第二年，前往西京洛阳任职，与尹洙、梅尧臣结为好友，互相切磋诗歌文章。他们共同立志改变华丽空虚的文风，推行“古文”。恰好上司钱惟演喜爱青年才俊，厚待欧阳修等人，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琢磨古文创作。

几年后，欧阳修被调回朝廷任职。好友范仲淹呼吁宋仁宗严惩腐败，欧阳修看得更为深刻，指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范仲淹被贬，他也受到牵连被贬。

1043年，范仲淹主持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被调回朝廷担任谏官，积极参与改革，提出整顿吏治、军事等建议。

不久后新政失败，改革主要人物相继被贬，欧阳修上疏分辩，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没有听说过他们有被罢免的罪行。自古小人谗害忠良，这说法离我们不远啊。”奸佞之徒更加忌恨，捏造罪状，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其间，欧阳修写下传世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的境界。

几年后，欧阳修因为政绩突出，又被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1054年，欧阳修又遭诬陷被贬。上朝辞行时，宋仁宗感到后悔，亲口挽留他说：“你别走了，留下来修《唐书》吧。”欧阳修便与宋祁一起，修撰《新唐书》，另外，他还单独修了《新五代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属于“二十四史”，对后世影响深远。

欧阳修一直提倡古文写作，主张诗歌革新，提倡平实的文风，鲜明地反对内容空虚的“西昆体”和语言晦涩的“太学体”。

1057年，欧阳修担任科举主考官，坚决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看到写这种文体的考生，一律不予录用，而慧眼识珠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北宋文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结束了自南北朝以来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六百年的骈文，开创了文章写作的新时代。

苏轼考中进士之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文采斐然的感谢信。欧阳修读着信，不知不觉浑身冒汗，觉得这个后生可畏，应该避让他三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遗余力地提携苏轼，苏轼也不负期许，终成大器。

欧阳修写作文章十分认真，晚年常把年轻时写的文章拿出来打磨。他的夫人关心地规劝说：“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费这份精神。又不是小孩子了，还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说：“不怕先生骂，但担心后生们笑话。”他的这种态度，终使自己成为一代文章宗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人，除他之外的五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宋仁宗晚年，欧阳修逐步得到重用，历任开封府知府、枢密副使、副宰相等高官。当时仁宗没有儿子，一直不册立太子。

欧阳修说：“陛下治国已经三十六年，现在还没有立太子。过去汉文帝刚即位，就根据群臣的意见选立了太子，而他在位很久，被称为汉太宗。后唐明宗不喜欢别人谈论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点决定，以致变乱迭起，国家灭亡。陛下有什么疑虑，这么久不做出决定呢？”后来仁宗选立英宗为太子，就是受这番话的影响。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自持，不断被污蔑，晚年多次想辞官回乡，皇帝都不同意。王安石变法开始后，欧阳修请求停止青苗法，被王安石诋毁，于是愈加迫切地请求回乡，宋神宗最后允许了。

1072年，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他奠定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各代。

司马光列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

史学巨匠

司马光出生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省光山县），当时，他父亲正在这里担任县令，所以给他取名“光”。

司马光勤奋好学，聪颖过人，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七岁时就能理解并背诵《左氏春秋》，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县衙后院玩耍，有个小孩爬到一口大水缸边沿上玩，不小心掉到了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被淹死，别的孩子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急中生智，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水缸砸破，小孩得救。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故事——“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十多岁时，他父亲辗转千里，前往四川任官，也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教育。所以司马光自小走过许多地方，四处访古探奇，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知识。

司马光二十岁一举高中进士，正准备一展远大抱负时，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司马光悲痛万分，连续服丧六年。居丧期间，他化悲伤为动力，读了大量的书，写了不少文章，对一些古人古事提出了独到见解。服丧结束后，司马光先后在地方、中央任职，时间长达二十多年。

宋神宗即位后，决心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重用王安石，开始改革。司马光和王安石原本是好友，但因为政见不同，在治国理财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辩。

王安石提出：“国家财政不足是因为不善于理财。”司马光质疑道：“你所谓的善于理财，无非是通过加税搜刮百姓罢了。”王安石说：“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家财政富饶。”司马光反驳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出产的财富万物不在民就在官，如果设法夺取百姓的利益，其中的危害比加税还可怕。”司马光没有被王安石说服，仍然反对新法，于是主动提出辞职，退居洛阳。

宋神宗病逝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当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将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大臣悉数召回，任命司马光为宰相。

司马光把新法比作毒药，主张全部废除。当时苏轼等人劝他保留新法的合理部分，司马光执意不听。苏轼气得连声高呼：“司马牛！司马牛！”指责司马光脾气倔强，有如犟牛。

早在1066年，司马光曾向宋英宗进献八卷《通志》，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英宗看后大加赞赏，命令他组织人手，继续编修。

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专心编撰此书，直到1084年，这部史书才全部修完。司马光将史书献给宋神宗，神宗十分重视，认为可以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来帮助治理国家，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序。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历时十九年编成，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记载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虽然由多人执笔，但由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不仅极具史料价值，而且文字优美，文学价值也很高。内容方面，以政治史为主，旁涉思想、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争读不止，点评批注的人更是不胜枚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我国史学的不朽巨著，被称为“史学两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