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解放军305医院内乱成一团。
数名医生、护士神色慌张地朝着不远处的病房赶去，可是经过一阵详细的检查之后，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无奈与悲痛。
随即，一条噩耗传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
此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国人纷纷走上街头、为这位心目中的好总理送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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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
毕竟作为新中国的政府首脑，面对这个经历过百年战乱、早已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国家，周恩来深知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有多么重。
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
经济落后，老百姓经常饿肚子。周总理便组织恢复国民经济，用3年时间将全国的农业总产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让老百姓都能吃上饱饭。
工业底子薄，根本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周总理便提出开展“五年计划”，在“一五”计划期间，他亲自监督领导了156个工业项目的落地，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
面对西方国家的敌视，特别是美国的咄咄逼人。周总理协助毛主席，承担起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硬是勒紧裤腰带、保证了前线将士们生存下去的物资供应，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事业面临窘境。周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率领代表团辗转世界各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上掷地有声，最终收获台下一片掌声，全世界掀起了与我国建交的高潮。
周恩来为新中国的崛起鞠躬尽瘁的态度与实际行动，世人有目共睹。
毛主席曾将周总理比作周公旦，在与民主人士柳亚子的信件往来中盛赞周恩来“一沐三捉发、一餐三吐哺”。由此可见，周总理的的确确担得起“人民好总理”这一称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68年，身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志明应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当他看到日渐消瘦的周恩来时，也不禁湿红了眼眶。
两人早在1920年赴法国留学时便结识。当时，胡志明刚刚在法国加入共产党，成为越南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而周恩来也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的创建者之一。凭借着相同的信仰，两人相识相知，在奋斗历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可是，近50年时光匆匆过去，无情的岁月和繁重的工作，早已让昔日那位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变得那样消瘦。
对此，胡志明情真意切地说道：“恩来同志，希望你每天能够多睡两个小时，身体要紧！”
对于这份苦口婆心的劝说，周恩来只是点头回应道：“我知道，你不必担心。”
“休息”这两个字，对于周总理来说，是极为奢侈的。
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总理的办公室内是没有椅子的。
这是周恩来的特意嘱咐。
他知道，人只有在站着的时候，才能保持精神的最大集中。通宵达旦的工作之后，一旦坐在椅子上，浑身的疲惫感就会袭来，不知不觉便会睡去，这会耽误工作！
直到1972年5月18日，周总理的身体出现严重的不适，架不住身边同志们的劝说，他才极不情愿地抽出时间做了全身体检。
正是这次体检，周恩来被确认身患膀胱癌。
当妻子邓颖超拿着报告单急匆匆地推开总理办公室大门的时候，周恩来依旧埋头工作。
“你患上了癌症，你知道吗？”
说完这话，邓颖超便倚着门框、缓缓蹲在地上啜泣起来。
听到这句话，周恩来显然一愣，奋笔疾书的手也停了下来。
缓和了一会儿之后，他走近邓颖超、伸手将她拉了起来，神色十分自然地说道：“先不要着急，我先忙完手头上的工作。”
“再说了，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再处理多少工作呢？”
看着丈夫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邓颖超无奈之下，直接找到了毛主席。
看过报告单之后，毛主席立即下达命令，请来北京最好的癌症专家成立医疗小组、为周恩来治病。
命令下达之后，毛主席觉得这还不够，他深知周恩来的倔脾气，于是便亲自写了一封信交给邓颖超：“你把这个给恩来看，或许能让他放下担子、专心接受治疗。”
看过毛主席的亲笔信后，周恩来这才同意搬到玉泉山疗养。
可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是表面上答应疗养，实际上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办公罢了，每天依旧要工作到深夜。
1974年5月，由于过度劳累，周总理体内的癌细胞扩散，身体免疫力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不得已之下，周总理这才同意住院接受治疗。
可惜的是，他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于解放军305医院。
2
噩耗传出之后，邓颖超踉踉跄跄地冲进了病房中。
病床旁的心电监测仪早已撤下、输液架也已经挪到了墙角，她的一生挚爱、周恩来的身体也已被白色床单覆盖全身……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邓颖超想要再呼唤一声他的名字，可是却如鲠在喉，只有泪水不自觉地划过脸颊。
她只能踉跄地扑倒在病床前，悲怆地啜泣起来。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党和政府的干部们纷纷赶来、见周总理最后一面。
当天下午3点左右，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后事料理问题。
其实，周恩来生前就曾留下遗愿，希望自己的后事一切从简，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
可是，本着对周总理的敬重之情、也为了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中央的领导们不能同意这个要求。
1976年1月9日凌晨，新华社播报了周总理逝世的讣告，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也轮番广播这条消息。
毛主席此时已八十多岁高龄，身体情况也十分堪忧，当他拖着病体、迎着凛冽寒风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面前下降一半高度的五星红旗时，心中百感交集。
良久之后，毛主席嘱咐身边的助手道：“恩来这一生，只有国家、没有自己，治丧委员会应考虑在追悼仪式之前、增加遗体告别活动。”
得到毛主席的建议，治丧委员会当即组织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为期两天、人数控制在2万人以内、且每人瞻仰时间只有1分钟。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周总理的遗体被请出满是鲜花簇拥的水晶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当灵车缓慢行驶在路上时，当地的群众冒着严寒纷纷走上街头，驻足目送灵车、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周恩来在任的这20多年时间里，呕心沥血，只为让国家更富强、让人民更幸福。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国家、没有自己，只有大家、没有小家。
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好总理，值得万民爱戴。
3
周总理的遗体火化之后，治丧委员会又开始讨论接下来的追悼会事宜。
前期的讨论十分顺利，基本确定追悼会时间为1月12日至14日，地点就定在人民大会堂。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站出来发问：“该由谁来为周总理致悼词呢？”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邓小平。
早在1975年初，邓小平就已经复出参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而且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无法工作时，毛主席更是点名让他负责党和政府的工作。
可就在此时，江青却突然站起来说道：“我提议由王洪文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
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议论纷纷。
江青的意图十分明显，她就是要刻意打压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地位，为自己的“四人帮”集团夺取权力铺垫道路。
身为军人出身的叶剑英元帅当即说道：“我觉得王洪文不合适，以他的资历和职务，还不能给周总理致悼词。”
随后，不少人纷纷附和，认为王洪文没有经历过革命岁月的洗礼，和周总理没有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让他致悼词确实不合适。
一席话，给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浇了一盆冷水。
为了挽回颜面，同时也为了示好，江青又提议道：“那不如由叶剑英元帅致悼词。”
谁知，叶剑英当即摇头表示：“我和王洪文都不合适。”
紧接着，他又说道：“从资历和职务来看，邓小平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提议由他负责这个工作。”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参会大多数人的一致赞同。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拟好悼词，并在最后写上“请主席审批”，很快便得到同意的批示。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灵堂的上方，“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
下午3点左右，随着哀乐响起，悲伤的气氛萦绕着整个会场。
此时，邓小平缓缓走上台，朝着周总理的遗像和骨灰三鞠躬后，哽咽着说道：“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悲痛……”
每念一句，邓小平都要稍作停顿、平复心情，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崩溃。
纵然是如此克制，在致悼词的过程中，邓小平还是几度哽咽，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
直到悼词念完后，邓小平才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而整个大厅，却已响起一片啜泣声。
追悼会结束后，当晚邓颖超捧着周总理的骨灰，在一行老战友、老同志们的簇拥下，登上飞机来到万米高空。
看着日渐繁荣的华夏大地，邓颖超将爱人的骨灰一捧一捧撒下，虽然心中十分不舍，但她还是小声念叨着：“今天圆了你的心愿，让你和祖国的大好山河永远陪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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