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初，福建省永泰县与尤溪县交界处的暗亭寺内，一群僧人正满面愁容地围坐在大厅佛殿前的空地前。
在众人面前，一位法号“妙圆”的白胡子老和尚已经气息奄奄，他高高地举起手臂。张了张嘴、本想说话，可是喉咙里却只是传来模糊的呼噜声。
就在这个时候，寺庙里的磐扬大师赶紧跑了过去，紧紧握住他那已经发凉的双手。
妙圆法师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了许久，才发觉面前此人是自己多年的至交好友，这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临终遗言。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中央的委托，没有脸面再见老首长、老战友。我死之后，你万万不可跟别人提起，否则我在九泉之下都没办法闭眼。”
磐扬大师仔细地听着，眼中的泪水却不自觉地滴落在地上。为了能让老友安心上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嘴中呢喃地说道：“我都知道，你可以放下了。”
在得到老友的应允之后，妙圆法师这才闭上眼睛圆寂，面色安详、似乎心中再也没有对于死亡的恐惧。
那么，这位妙圆法师的临终遗言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个整日在寺院中吃斋念经的和尚，又是如何与“中央”产生瓜葛呢？
妙圆法师圆寂的时候，唯一与他接近的只有磐扬大师，如果他能够信守当初的承诺，或许这些问题将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晓。
而一直到1989年底，也就是妙圆法师去世8年之后，已经八十岁高龄的磐扬大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
躺在病榻上的磐扬大师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已经日薄西山、恐怕命不久矣，如果不把妙圆法师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恐怕我党在红军时期的一桩疑案，其背后的真相将永远被尘封下去。
想清楚这一点后，他先是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妙圆法师的灵位前，诉说了自己违背誓言的初衷。
随后，磐扬大师便在几名小僧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永泰县政府大院，找到了县经史办的郑孝茂、和组织部的几名同志。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皱皱巴巴、已经泛黄的老照片，指着上面的那个人说道：“妙圆法师本名钟循仁，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此言一出，令一旁的郑孝茂等人瞠目结舌。
因为早在1935年的时候，组织内就有不少同志拿出证据，认定钟循仁已经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福建省委还在《党史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名为《钟循仁之死》的文章。
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全都是根据当年的报纸以及国民党军官的口供来写的，其中的一句话更是盖棺定论。
“钟循仁同志，这样一个党的忠诚战士，不幸为队伍内部的叛徒所暗算，为革命牺牲，年仅30岁。”
而现如今，磐扬大师的一番话令所有人顿悟：原来在1935年的那场战斗里，钟循仁并没有牺牲，而是剃度出家、当了一名和尚。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选择继续革命，而是要隐姓埋名出家做和尚呢？为何钟循仁在弥留之际，依旧不忘嘱咐老友磐扬大师，一定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原来，钟循仁1905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钟循仁的父亲原本是一位私塾先生，因为性格太过耿直，得罪了同乡的大地主，地主便找来几个泼皮无赖三番五次地到私塾打杂。
一连几个月捣乱，书教不下去了，父亲只能关了私塾，在村子里租了一小块地谋生。
除去地租，一年的收成不够全家人果腹，闲暇时间钟循仁只能跟着父母四处挖野菜、草根，清洗晾干之后勉强咽进肚子里。
1926年，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打响了，北伐铁军一路势如破竹，并在不久之后进驻江西赣州。
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下，共产党员陈奇涵和几名战友回到兴国县老家发展群众。
当20岁出头的钟循仁得知家乡成立了农民协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并在不久之后和同乡的年轻人组建起了兴国县赤卫队，专门带领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
不久之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这支赤卫队也被编入红四军第25纵队。
钟循仁因为头脑聪明，而且在历次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勇猛，被任命为纵队的支队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兴国县委书记。
就当时的敌我形势而言，工农红军处于劣势，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依靠着庞大的军队数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完整的后勤体系，对革命根据地展开包围。
刚刚升任兴国县委书记的钟循仁敏锐地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大军队数量，吸纳更多的老百姓参加红军。
于是，钟循仁四处奔走、宣扬革命思想，在10天时间内就招募了1600多人参军。这个数据在整个江西省，都是名列前茅的成绩。
在钟循仁的带动下，整个兴国县几乎全部的农民都接受过革命思想教育，因此被评为“中央苏区模范县”。1933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中共江西省委甚至还组织了一批干部赶到兴国县参观学习、借鉴经验。
1933年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约10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以及周边的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因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工农红军竟然放弃了熟悉的游击战术，反而打算采取阵地战来抵御敌人。
要知道，敌我双方兵力比例大概在10：1，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下，用阵地战来御敌简直是痴人说梦。
事实也是如此，战斗刚一打响，红军就处于被动挨打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率主力部队突围。
可是，敌人的包围圈如同铜墙铁壁，就算能够突围，也不能保证红军队伍能够顺利撤出战场。
于是，根据毛主席地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临时成立赣南省政府，由钟循仁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任赣南军区政委，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撤离。
1934年10月17日，中央机关、红军总部、以及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相继集结于江西省于都县，随时准备踏上长征的道路。
可是，一个难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敌人兵力最薄弱的地方就是于都河一带，是突围的最佳地点。
也正是因为这里水势湍急，敌人认为红军绝不可能从这里突围，所以只是象征性地在河对岸布置了2个连的兵力把守。
该怎么让大部队顺利渡河呢？钟循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派一个小队到河对面解决掉敌人的守军，然后在于都河上架桥铺路。
随后，赣南军区当即将当地的民兵、民工召集起来，昼夜不停地在奔腾不息的于都河上造桥。经过5个昼夜不眠不休地奋战，5条木桥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拔地而起，红军主力部队也由此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红军主力长征的消息很快就在赣南军区传得沸沸扬扬，很多没有大局观念的同志免不了抱怨几句。
“大部队撤离了，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
更有甚者，竟然直接在半路上堵住钟循仁，质问道：“你是书记、又是军区政委，你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钟循仁总会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为他们做思想工作。
中央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有一番良苦用心。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只有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苏区，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革命火种。老话不是说得好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之所以要临时成立赣南军区，留下一部分同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方面，要阻击敌人的追击部队、掩护红军主力撤退。另一方面，中央苏区需要有人留下继续战斗，继续推展革命事业。
毛主席就曾经和钟循仁谈过话：“留下来打游击，要比突围困难得多，要带领同志们做好心理准备、带领苏区继续战斗下去。”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赣南军区的部队连同当地的游击部队、地方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对决，但敌众我寡的局势已是定局。
1934年11月初，来势汹汹哦的国民党部队凭借人数、火力上的优势，朝着于都县步步紧逼。
如果死守于都县城的话，恐怕留下来的红军队伍将全军覆灭，于是钟循仁决定将中共赣南省委和苏维埃政府合并为赣南游击工作团，自己担任团长，带领当地的部队在赣粤交界一带开展游击战。
1935年1月，根据中央的命令，要求钟循仁火速赶往福建，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任闽赣军区政委。
原闽赣省委书记名叫赖昌祚，就在不久之前，中央分局将他调任为瑞金特委。与此同时，中央分局认为钟循仁革命经验丰富，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遭受敌人的蚕食，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钟循仁或许更适合带领闽赣地区的同志们继续革命。
当钟循仁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福建境内的时候，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派出的接应部队也刚刚赶到。
在接应部队的护送下，钟循仁有惊无险地来到了闽赣省委机关所在地澎湃县。
也正是在这里，钟循仁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这位老乡、担任闽赣省苏维埃主席的杨道明。
刚一见面，钟循仁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我刚刚到任，这里的情况一抹黑，还需要老弟你给我透个底。”
经过初次见面的寒暄，钟循仁得知、自己比杨道明年长5岁，所以自然而然地对他以“老弟”相称。
杨道明也不含糊，当即分析道：“现在我们有两件问题比较棘手。”
“敌人不断集结部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咱们的部队损失惨重。”
随后，杨道明便长叹了一口气。
钟循仁见对方卖起了关子，稍加思索之后便明白了个大概，脱口问道：“是不是机关协调上有困难？”
杨道明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随后点了点头。
虽然在不久之前，闽赣省委和苏维埃政府合并组建了省委游击工作团，但闽赣军区的同志们却对工作团做出的决策有很大分歧，甚至出现了不听指挥的情况。
其中，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最为蛮横，甚至多次拒绝省委工作团组织的会议。
钟循仁到任后，就主动找到宋清泉、彭祜，希望改善闽赣军区和省委工作团的关系。
可没想到的是，他们二人竟然公开反对中央分局关于坚持闽赣地区游击斗争的战略部署，执意要带领部队走出去、到外面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就在钟循仁一筹莫展之际，1935年3月，闽赣省委接到了中央分局的电报指示：闽赣省要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
这是万不得已的一条命令，此时中央分局正面临敌人的重兵“围剿”，与闽赣省委的联络线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敌人切断的可能。为了保证情报不被敌人截获，中央分局的项英、陈毅等同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取消与闽赣省委的联络。
当钟循仁在会议上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台下一片哗然，尤其是宋清泉、彭祜、徐江汉最为悲观，竟然产生了投敌叛变的想法。
当闽赣省委工作团连同军区部队转移到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戴云山区时，某天早上，仙游县保安团一名特务来到了戴云山区的紫山，而宋清泉、彭祜则与这名特务秘密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宋清泉等人就派军区保卫团长杨良生跟随这名特务下了山。
宋清泉自以为此事做得滴水不漏，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杨道明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杨道明意识到，宋清泉等人恐怕动起了歪脑筋，于是火速找到他质问道：“昨天晚上谁找过你们？杨良生下山去干什么？”
见事情暴露，宋清泉、彭祜还极力狡辩道：“敌人想要拉拢我们，派杨良生下山只不过是简单应付一下。”
对于这种谎话，杨道明明显是不会相信的，他当即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钟循仁。
就在杨道明、钟循仁商讨对策的时候，1935年5月7日，他们得到了一个极为气愤的消息：宋清泉带着队伍叛变投敌了，紫山上只剩下省委工作团的30多名同志。
钟循仁意识到，眼下宋清泉叛变，省委工作团没有军队保护，恐怕敌人马上就会对这里进行“围剿”。
于是，钟循仁和杨道明带领同志们火速转移，就在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果然发现了敌人的保安团，双方立即对峙起来。
因为工作团中大多是文职人员，没有多少战斗经验，再加上对方保安团人数众多，战斗一开始就节节败退。最终20多人牺牲、10人被捕，只有7人突围了出来。
意识到此次战斗失败，再加上对前途的迷茫，除了钟循仁、杨道明之外的5名同志决定回乡另谋出路。
虽然钟循仁心中有些不舍，但眼下前途未卜，也只好同意。
和同志们分别之后，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钟循仁化名谢长生、杨道明化名黄家法，朝着永泰县方向漫无目的走着。
途径同安镇的时候，发现附近山上有座寺庙名叫“九座寺”，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去借宿。
九座寺住持得知二人的来意，再看看他们灰头土脸、衣衫不整、身上甚至还有枪伤，便料定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
担心收留二人会给寺庙带来麻烦，住持婉言拒绝道：“九座寺过往行人太多，恐怕二位施主的身份会令人猜疑。”
虽然拒绝了他们的住宿，但住持还是于心不忍，于是推荐钟循仁、杨道明到永泰县与尤溪县交界处的暗亭寺。
来到暗亭寺之后，寺内的品香法师十分礼遇，亲自为二人举行剃度仪式，并且给钟循仁取法号为“妙圆”、杨道明法号为“磐扬”。
1935年5月底，也就是闽赣省委遭叛徒出卖、几乎全军覆灭不久之后，得知此消息的中央分局办事处主任陈毅派了几名同志来到赣南一带，希望能够找到幸存者。
当几名同志来到暗亭寺后，寺中的几名长老误以为他们是国民党保安团的特务，为了保护杨道明和钟循仁，他们只是简单应付了几句，便催促几名同志离开。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钟循仁和杨道明的下落，久而久之，中央分局的同志们便认为他们已经在那次战斗中牺牲。
1966年时，因为一些原因，杨道明找到了当地政府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在杨道明动身前往永泰县委之前，钟循仁特地嘱咐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泄露出去。
原来，钟循仁心中一直有个疙瘩，他认为闽赣省委全军覆灭，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脸面见中央领导，不如隐姓埋名在寺庙里了却余生。
以至于钟循仁临终前，还对杨道明再三嘱托，要帮自己隐瞒身份。
直到1988年，80岁高龄的杨道明得了一场大病，自以为时日无多的他觉得、或许帮助老友钟循仁表明身份，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于是，杨道明这才找到永泰县政府，交代了妙圆法师钟循仁的真实身份，为党史解决了一桩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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