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在各地的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中，都有禁止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承租、出借或者借用小客车指标的规定。各种风险规避措施的“加持”，并不会改变车牌交易行为无效的法律认定。
○购车指标或者车牌照的转让并不是现实的、所有权的转让。指标转让行为转让的仅仅是购车指标的使用资格，机动车产权人仍然是指标出让人。这种车辆登记人和实际使用人分离的“车户分离”状况，存在着不小的风险。
○车牌租赁协议更像是一纸“君子协议”——好的时候，双方都好；而一旦有了纠纷，指标出让人与租牌人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
为实现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堵，近年来，全国多地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在调控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短期内无法取得小客车指标，但却有着急切用车需求的人，将目光转向租赁车牌，车牌交易的地下市场就此形成。
尽管相关部门再三强调禁止车牌买卖、租赁等交易，但车牌租金连年增长的势头，以及从单纯车牌租赁到更新指标、落户车牌、车辆更新等业务“一条龙”的扩张态势，无不暗示着车牌交易市场已是蔚为大观。
市场的“繁荣”之下，是车牌交易的巨大风险隐患。尤其是近段时间，媒体报道了多起租牌车辆“失踪”事件，让车牌交易再度进入舆论视野。针对车牌交易的相关法律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车牌私下交易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按照绝大部分小客车限购城市的政策，购车指标是申领车牌的前提。
以广东广州为例，自2019年起，广州市对本市范围内的中小客车施行总量调控和指标管理，符合住所地在本市等条件的可以申请增量指标。只有获得增量指标才能顺利进行机动车登记并申领牌照。
随着人们对汽车使用需求的增加，指标中签比例一直在下降，小客车指标“一标难求”。
在此情况下，地下车牌交易市场活跃起来。“尽管在地下交易中，有《购车指标转让协议》《购车指标租赁协议》之类的指标交易，也有《汽车牌照转让协议》《汽车牌照租赁协议》的车牌交易，但不同表述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实现车牌的租用。”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天琪表示，用车牌交易来解释这些协议更为直接，也能够反映交易的本质。
记者对车牌交易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市场上主要有三种交易方式：一是短期租赁，指标中签者将车牌出租，租期一般为3年到5年；二是所谓的车牌买断，租牌人支付一定费用后长期使用车牌；三是租牌人与指标中签者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完成机动车过户，随后再离婚。
“在车牌交易中，买断车牌的情况并不常见，主要还是以租赁为主。”一名从事车牌租赁的中介向记者表示，一方面，对指标拥有者而言，相比于买断，租赁的收益更高；另一方面，政策变化较大，买断的风险较大。
但事实上，从法律角度来看，各种风险规避措施的“加持”，并不会改变交易行为无效的法律认定。
记者了解到，在各地的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中，都有禁止买卖、变相买卖、出租或者承租、出借或者借用小客车指标的规定。
“尽管这种规定属于地方政府规章，并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车牌交易行为违反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会被认定车牌交易合同无效，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司法实践的共识。”刘天琪指出。
“君子协议”下的脆弱履约保障
在法律人士看来，购车指标或者车牌照的转让并不是现实的、所有权的转让。刘天琪表示，指标转让行为转让的仅仅是购车指标的使用资格，机动车产权人仍然是指标出让人。这种车辆登记人和实际使用人分离的“车户分离”状况，存在着不小的风险。
此前，《人民日报》报道过这样一起案件。因不具备摇号资格，司先生租用了庄先生的车牌指标，并购置了一辆轿车，后来因庄先生与李某出现债务纠纷，李某申请强制执行庄先生名下财产。因该轿车登记在庄先生名下，法院依法对轿车进行扣押。司先生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法院解除对轿车的执行措施。法院认为，已登记的机动车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情况判断案外人是否为权利人。因案涉轿车登记在被执行人庄先生名下，因此将该轿车视为庄先生的财产予以扣押符合法律规定，故驳回了司先生的异议。
“车牌租赁协议更像是一纸‘君子协议’——好的时候，双方都好；而一旦有了纠纷，指标出让人与租牌人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刘天琪表示。
前述从事车牌租赁的中介告诉记者，实践中有一些租牌人以举报指标出让人违法出租指标、车牌为要挟，拒绝退还车牌。
多地的小客车调控政策都有规定，对经公安、司法机关及指标管理机构等调查确认有买卖、出租小客车指标行为的，由指标管理机构公布指标作废；已使用指标完成车辆登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撤销机动车登记，指标作废。
“通过诉讼要回车牌，一般也不会得到支持。如果司法机关将交易车牌的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反而有注销车牌的风险。”该中介说。
“找车”行为引发新的侵权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指标出让人找回车辆的强烈诉求下，一个自称“找车人”的行业悄然兴起——在确定租牌车辆位置后，“找车人”与指标出让人一同前往停车现场，将车拖到郊区某个场所，通过补办手续、复制车钥匙等手段强行完成过户、指标更新等。
“上述行为明显侵犯个人信息、合法财产等权益。”刘天琪向记者表示。
“从小客车数量调控规定来看，车牌交易行为明显要受到否定评价。”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向记者表示。
在拥堵这一城市顽疾面前，降低小客车增长速度是避免城市路网过重负载的重要手段。在张柱庭看来，还要进一步优化小汽车调控有关规定，可尝试更灵活的符合多元出行需求的供给制度。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将指标分给更多没车的家庭。
（来源：检察日报·法治新闻版 作者：于潇 刘正人 潘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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