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渭清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奋斗了70余个春秋，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敢于担当、实事求是的精神。江渭清曾说：“做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肩膀要宽，耳朵要硬。”江渭清深得毛主席的信任，从他们的交往中，也足以看到江渭清同毛主席一样，在重大问题上追求真理的高贵品格。
1937年春，在湘鄂赣边区领导游击战争的江渭清，在报刊上看到国共再次合作的消息，立即向省委提出，应尽快与国民党谈判联合作战，不久，省委决定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当地红军更名为湘鄂赣抗日游击队。次年，国共达成协议，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渭清所在的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团长，江渭清任副团长。
1938年6月，在陈毅的指挥下，新四军第一支队奔赴苏南敌后高淳县，傅秋涛和江渭清率领第一团活动于京杭国道以西，逼近日军大本营南京近郊，他们在此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大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7月，江渭清亲自指挥部队攻打南京的西善桥镇，消灭日军的一个小分队，不仅给敌人沉重的打击，更增加了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此后数月，经过几场战斗，一团发展壮大，人数增加到了2000多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1939年1月，傅秋涛和江渭清的一团配合谭震林的第三支队攻克繁昌城，在保卫繁昌的战役中，一团先后作战11次，毙伤日伪军500多人。1940年4月，傅秋涛和江渭清利用父子岭的地形，与敌人展开激战，历经8小时，毙敌300余人。
叶挺率部攻打泾县时，江渭清建议“围城打援”，叶挺采纳了他的意见，新四军向城外的日军进攻的同时，又在县城南关附近设伏，引诱敌人出城救援，然后给敌沉重的打击。经此一战，日军弃城逃亡，一团率先攻入泾县县城。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将枪口对向共产党人，新四军遭到巨大创伤。为牵制国军第52师的火力，顺利掩护军部突围，傅秋涛和江渭清率领3000余人，与敌人展开厮杀，连战数日，部队指战员大多牺牲，江渭清身边只剩下几百人，但在突围中，这几百人也被冲散了。经过两个月的跋涉，江渭清来到苏南，与谭震林会面，开始了新的工作。
此后，江渭清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为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养，使部队成为敌后战场上的一支中坚力量，江渭清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训练，抓整顿、抓建设、抓扩军，在较短的时间内，部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1年7月，日伪军开始对东路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为保存战斗力，经师部研究，决定派遣十八旅少部分部队与敌人展开周旋，大部队跳出“清乡”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江渭清奉命北上，来到江高宝地区，这里的形势异常严峻，不仅有日伪军的势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势力。
为了尽快在新区站住脚，江渭清要求部队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作风，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把当地武装势力改造成抗日民兵武装。经过艰苦的工作，十八旅很快在这里打开了局面，将江高宝地区建立成抗日根据地。
1942年4月，江渭清赴苏南担任新四军十六旅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在同日伪的斗争中，他深刻感受到我军运转的余地太过狭窄，为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向外发展，扩大机动范围，苏南军民始终贯彻落实“加强团结、坚持作战”的方针，江渭清还结合苏南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开展减租减息，使贫雇农经济上获益，摸索出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的策略办法。
1943年，苏南敌后抗战进入艰难时期。日伪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清乡”，建立起长长的封锁线，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集结重兵，向十六旅发起了“清剿”。江渭清当即动员部队，教育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准备投入战斗，另一方面积极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军倒行逆施、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
4月12日，顽军从东西两线向十六旅发起进攻，江渭清率领战士们奋起反抗，掩护苏南党政机关顺利转移。此后，江渭清的十六旅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南京外围游击战，7月21日，在赤脚山下百里庄遭到日伪军的四面合围，突围中，江渭清手臂受伤，但强忍剧痛，指挥战斗，最终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经过卫生队抢救才脱离危险。
1944年夏季，新四军在苏南发起攻势，江渭清率兵发起长兴战役，攻克伪军据点13处，歼敌4个营，俘虏伪军副团长以下400多人，收复土地400平方米，解放6万人。10月23日，十六旅向周城发起进攻，经过十小时的激战，全歼伪军一个团，为之后向浙江天目山发展创造了条件。12月4日，十六旅攻克重镇泗安，摧毁碉堡22座，将苏南根据地扩展到苏浙皖边。
1945年，新四军建立苏浙军区，担负向东南发展的任务。从这年3月到6月，新四军三次发起天目山反顽战役，王必成和江渭清采用“诱敌深入、围歼敌人”“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的策略，解放浙西广大地区，8月发起东坝战役，摧毁日伪据点50余处，解放苏皖边区多个市镇。
抗战胜利前夕，驻扎在句容县城的日伪军出动1400人，向溧水地区发起扫荡，江渭清当即组织群众开展反“扫荡”工作，并设下埋伏，给敌人重创。8月19日，江渭清率部向金坛、溧阳两城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歼敌1700余人，两城得到解放。这一仗是江渭清在江南抗战的最后一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渭清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参加了这场会议。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毛主席在六国饭店看望与会的全体代表。
那天，江渭清兴致勃勃地来到六国饭店中楼大厅，忽听身后有人说道：“啊！这不是江渭清吗？”江渭清扭过身子，只见说话的人是张治中，站在张治中身边的是毛主席。毛主席疑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张治中看着江渭清说：“这个人可厉害啊，抗战之初的时候我是领教过的！”张治中讲起了与江渭清相识的经过。
抗战之初，张治中任湖南省长，当时他立下一条规定：每周一、三、五接见来访者，每人限时30分钟。有一天，在新四军中任副团长的江渭清来了，他交谈一阵便即离去，可是只隔了一天，他又来了，遭到门卫的阻拦。
江渭清冲着张治中的办公室大喊：“你不让我进去没关系，请转告张主席，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可我们新四军没饭吃，士兵们有怨气，要上山打游击！”张治中听到外面的争吵声，连忙走出去，询问：“江副团长，我们合作很诚恳，你怎么要上山打游击？”经过江渭清的一番“吵闹”，借走了整整2000元光洋。
张治中对毛主席说：“你瞧他多会说话，一下子就把我将到那里了。当时2000元光洋，可以买4000担稻子！”毛主席听闻，哈哈大笑，江渭清加入了毛主席和张治中的散步行列。江渭清回忆起在中央苏区时第一次见毛主席的场景，不禁颇有感触，毛主席何尝不是，他说：
“是啊，那时曾有苏区政权，但只是几块根据地，只能算全国政权的雏形。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召开这次政协会议，就是要协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我们的胜利是靠三样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江渭清说：“渭清啊，你现在从部队转到地方，当了南京市委副书记，可要好好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领会党的方针、 政策，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切不可在进城以后被‘糖衣炮弹’ 打倒。”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要将南京市改造好，南京过去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充满了官僚气息，腐败盛行，在新中国的建设下，这座城市一定要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城市。江渭清谨记毛主席的教诲，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在此后的三年中，他和南京市的其他同志一起努力，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南京迎来了新的发展，朝气蓬勃，焕然一新。
1952年11月，江渭清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后又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57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运动，7月上旬，毛主席来到南京，了解了一些工作后，对江苏省反“右”的消极态度十分不满，于是非常严厉地批评江渭清。
毛主席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右派？”江渭清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完全没有料到江渭清会这样回答，于是狠狠地说：“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江渭清丝毫不让步：“我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
江渭清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说出了“撤我的职，让别人来反”的话，毛主席听了，不怒反喜，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渭清学着毛主席的话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后来，毛主席在给各省第一书记开会时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1987年，彭真来南京下榻的金陵饭店，和江渭清说起往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道：“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
江渭清向来仗义执言，对于不正确的，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1958年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中，掀起了“大炼钢铁”，江渭清如实向毛主席反映：“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叫‘劳民伤财’！”
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深入乡村，开展调查工作，江渭清常常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止一次对乡村干部说：“你要牛耕田，要与牛共眠。”还有一次，他考察公社书记：“给我说说二十四节气。”公社书记吞吞吐吐答不上来，江渭清教诲道：“连二十四节气都不了解，如何指导农民耕田呢？”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江苏苏北甚至有饿死人的事件。江渭清得知后，指派纪委书记康迪前去核实，并且交代：“保证农民一天一斤大米！”江渭清看着报纸上的各项数据，陷入深深的沉思，他怀疑数据造假，便前往基层走访，调查完毕，在县里开会讲心得，做指导工作。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主席南下调查，来到杭州。在杭州到绍兴的列车上，大家就食堂问题展开讨论，柯庆施讲述公共食堂的好处，在场的人一片赞扬之声，毛主席听得十分高兴，人群之中，只有江渭清皱着眉头，陷入沉思，毛主席见了，便问：“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的好，唯独你不说话，这是什么道理？”江渭清直言：“我不好发言。”
毛主席已明白江渭清的言外之意，便鼓励他有意见就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于是江渭清直言：“我认为办食堂有三个不好。”
江渭清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糠菜半年粮’，大办食堂之后，不管男女老少，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的粮。”毛主席竖起一根手指，说：“这是第一，第二呢？”江渭清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挖点野菜，剩饭剩菜，就能喂一头猪，全国一亿农民，就是一亿头猪，现在公办食堂，不许私有养殖，没有蛋吃，没有肉吃。”毛主席点点头，竖起第二根手指。
江渭清继续说：“各家各户烧火做饭，对灶火碗盒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便丢，还有干部的亲属搞特殊化。但更严重的是烧火问题，现在办的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毛主席听后，问周恩来：“他说得对不对？”周恩来说：“他讲得有道理。”
于是毛主席让胡乔木和田家英分头行动，深入湖南、浙江农村做调查，为期一个月，之后再进行讨论。
毛主席对江渭清说：“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苏州的食堂停掉。”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毛主席问道：“照你说应该怎么办？”江渭清说：“这几年到处‘大办’，日用品严重脱销，如果食堂一哄而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困难。”毛主席听闻，指示道：“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江渭清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采纳，取消了农场公共食堂。
1974年12月，江渭清出任江西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此时，江西的经济状况已经混乱不堪，江渭清在主持日常工作的时候，坚决遵照邓小平的指导方针，向省委提出：“要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下决心抓好工农业整顿，把经济搞上去。”
经过1975年一年的整顿，江西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劳动纪律已经出现转机，国民经济重现上升的势头，与1974年相比，全省工农业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长了9.9%，财政收入增长了19.5%。
20世纪80年代，江渭清退出工作岗位，回到江苏养老，此时，他的爱人徐敏已经去世，所以他在生活上是十分孤独的。冬天的时候，江渭清常常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此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常去看望，每每这时，江渭清便说：“来陪我坐坐，讲讲话。”
江渭清回忆起往事，有感而发，便给大家讲起过去发生的故事。江渭清说：“我文化低，毛主席知识渊博，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他老人家都知道。每次开完会，我和一些文化水平差不多的同志便去找田家英同志讲解，因为毛主席的话，只有周总理和家英同志理解得深，但是总理太忙，家英同志是个好人，可惜早逝了！”
“我老了，回江苏好。但我不干政，就是自己养老。中央规定我伤残可以用六个人，太浪费了。砍掉一半，用一个机要，一个生活秘书，一个服务员，够了。月工资因为来人啦，大约二十来天就用完了。还有个把星期我就下县里去‘打抽丰’。混点吃吃，也听听新鲜消息。现在有不少新名词啊？失业了叫待岗，生产下降叫滑坡、负增长，还有什么信息化啦，我也跟不上时代啦！思想僵化，身体老化。你们搞现代化，我是准备火化啦！”
2000年，江渭清老人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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