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凌晨，北京三零五医院内，周总理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在急剧地发生变动，从60到40再到20……最后成为了一条直线，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尽管众多医生争分夺秒地抢救，但还是没能挽回这位伟人的生命，在场的所有人员都忍不住大哭起来。
此时，刚收到这个消息的陈永贵也立马赶往了医院，但终究还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最后一面。
犹记得3年前，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视察大寨时对陈永贵说的那句话：“10年后，你们这里的变化就更大了，只可惜我老了，不会有希望再来了。”
没想到，这一次，周总理和大寨真的成为了永别。
那么，大寨究竟是什么地方，周总理为何多次前去视察？而周总理与陈永贵之间又有何渊源呢？本期，就让我们就以缅怀的心态，一起追忆一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大寨的故事。
大寨是太行山府邸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
乍一看，这座村庄与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但其实不然，这座小山村里只有64户人口，却有着800多亩耕地。
不过，由于此地山高石头多，地无三亩平，因此就算人均耕地面积广，粮食产量依旧十分低，该地的穷况多年来并未改变。
当时的大寨是远近闻名的“三穷”“五多”村庄。
“三穷”即人穷、地穷、村子穷；而“五多”指的便是外出逃荒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外出打工的多以及上吊寻死的多。
然而，就是如此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庄，后来因为陈永贵的出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永贵于1915年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乐山镇石山村。本与大寨毫无瓜葛，但不幸的是，他6岁时父母双亡，后来被大寨村的一位独居老人收养为了养子，自此，他才成为了大寨村的一位成员。
长大后，陈永贵凭借着自己不怕吃苦，做事踏实的能力，逐渐在大寨村站稳了脚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村民们的默许之下，外来的陈永贵也分得了一些土地。
陈永贵虽然没什么学问，但他深知集体经济的重要性，恰逢当时村里的书记贾进才成立了“好汉组”，于是陈永贵积极地加入。
“好汉组”就是大家平常从事各自的农业生产，等到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助。由于组内成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农户，所以才取此名。
陈永贵踏实能干，谁家有忙他总是第一个去帮，很快便在互助组中积累了好名声，并得到了组长贾进才的赏识，成为了组内的模范成员。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发展下去，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陈永贵的一生。
一天，陈永贵正在田地里像往常一样劳作，突然发现16岁的村民梁便良一边锄草一遍抹着眼泪，细细询问过后才知道缘由。
原来，梁便良也想加入“好汉组”，但由于年龄小、身材矮小、力气又不足，所以组内的人都拒绝他加入。如今正值农忙时分，家里的这些地自己一个人实在是顾不过来，他这才委屈得流眼泪。
梁便良的一番话点醒了陈永贵。
确实，村子里也还有着很多的老弱病残，他们的劳动能力都比较弱，相比着“好汉组”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才是更加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陈永贵退出了“好汉组”，并自立门户，重新组织成立了一个“老少组”。
顾名思义，“老少组”专门接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劳动力，而陈永贵几乎是该组里唯一一位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当时就连他的妻子李虎妮都说陈永贵这是犯傻，但陈永贵却不为所动。
在他看来，“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岔”。
而“老少组”的成员们也没有辜负陈永贵的期望，虽然劳动能力比较弱，但大家却非常团结，在陈永贵的带领之下，无论哪家哪户遇到困难，大家都会一起想办法，齐心协力，共同生产。
最后在秋收的时候，村里的众人也都傻了眼，“好汉组”的亩产是120斤，而“老少组”的亩产却高达150多斤。
不仅如此，“老少组”的奇迹仍在继续，一年接着一年，亩产相继突破160斤，170斤……后来，村里不少年轻力壮的成员们纷纷倒戈加入“老少组”。
随着陈永贵在村里的威望越来越高，1952年，大寨村原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主动让位，陈永贵成为了大寨村新一任的党支部书记。
成为村里的书记后，为了进一步地解决粮食问题，陈永贵又相继提出了“十年造地计划”、率领村民“三战狼窝村”、建梯田、修大坝。
在他的带领之下，大寨村的亩产增速惊人，在6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大寨村的粮食产量仍由1952年的330斤增长至1962年的670斤。
时间来到了1963年秋天，那年大寨遇到了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特大洪涝灾害，致使山流地冲、房倒窑塌，不仅庄稼损失严重，多数的农民房屋都被冲塌。
山西省省委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物资援助大寨。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陈永贵拒绝了国家的救济粮，而是带领村民自力更生，抢救粮食，先治坡、后治窝，使大寨顺利地闯过了难关，奇迹般地夺取了当年的好收成。
而这次的事例，也为陈永贵冲出山西、走向全国提供了舞台。
那时候的新中国才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心和国家都需要向陈永贵这样能干、实干、敢干的基层领导。而大寨的灾后重建，也给其他地方的人们树立了面对自然灾害的信心。
一时间，大寨成为了人人争相学习的典范。
大寨精神广为传播后，很快便受到了中央的关注。1964年1月，陈永贵受邀在全国水利会议上介绍大寨抗击特大洪水的经验。同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解放军、大庆并列在一起，并且向全国发起了学习大寨的号召。
一时间，“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变得家喻户晓。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大寨的成功模式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一生曾三次到过大寨。
1965年5月12日，是周总理第一次访问大寨，随行的还有罗瑞卿、李先念以及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
得知这一消息的村民们早早便拿着花束站在村口迎接，而周总理的兴致也是十分高涨，在炎热的夏天顶着烈日跟着陈永贵四处参观，听他介绍秸秆沤肥的方法以及高产良田的改造。
那时候的大寨还全都是山路，周恩来总理陪着外宾走了12里坑坑洼洼的山路后，不禁感叹道：“千里万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
听到这句话的陈永贵自豪地回应道：“的确，大寨人民的致富路比其他村庄走的都要更为艰苦些，白天填土堆梯田、种庄稼，晚上建大寨房、修大坝…………”
后来周总理又提到1963年的那次抗洪，赞叹大寨村民面对灾难，不仅没有要求国家伸出援手，而是重振旗鼓，自力更生，最后在大灾之年还向国家上交了12万斤粮食的伟大事迹。
听到这的阿尔巴尼亚来宾，无不为中国人民不畏艰苦的精神所震撼。
到了饭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交代陈永贵用“大寨饭”招待阿尔巴尼亚代表。而所谓的大寨饭，也不过就是玉米窝窝头、土豆丝、腌咸菜等。
周恩来此举，是为了让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看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状，顺便激励阿尔巴比亚要坚持走“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道路。
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听后也是自愧不如，回去后便降低了要求中国提供援助的数量。
从这件事我们便可以看出，大寨在周总理心目中不仅仅是国内农村学习的典范，也能在国际上起到教育作用。他不仅仅希望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向大寨学习，也想使友邦认识到，从艰难向致富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伸手要来的。
这次的实地考察使周总理对于大寨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而大寨之行也使周恩来总理更加坚定，当初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树立大寨这面红旗是正确的决定。
在周总理一行人走了之后，陈永贵也立即召开了全体村民会议。
会议上，陈永贵先是指出了周总理对于大寨村村民建设能力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周总理临走之前的建议：目前大寨村在林业以及水利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陈永贵带领着村民们栽树木，改沟渠，修水池，争取更加努力地建设大寨村，向周总理做出更好的交代。
1967年4月9日，周恩来、陈毅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以及副总理武元甲，再次来到大寨进行视察。
虽然距离第一次视察仅仅相隔了两年的时间，但此时的大寨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站在虎头山上，看着梯田上一片片整齐划一的蓄水池以及郁郁葱葱的树木，周恩来对着陈永贵感叹道：“大寨的变化真大呀，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c而周总理这次来大寨，吃的还是同之前一样的“大寨饭”。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将他剩下的半个未吃完的玉米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说留在回去的路上吃，坚决不浪费每一粒粮食。
临走前，周总理又向陈永贵要来了几个大寨村的玉米烤饼，所示一定要带回去给中央的那些首长们也尝尝。
周总理如此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性格，使得大寨村的村民们纷纷为之动容，他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总理，并且承诺接下来一定会更加努力地搞好家乡建设，争取让周总理下次来的时候，再次看到大寨村的新变化。
而自从周总理两次视察大寨的消息被传出去后，一时间，许多人都对大寨慕名而来。
大寨本来地方就不大，所以根本接待不过来。而且，这些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来看看大寨的虎头山以及狼掌窝，更多的是想来见见大寨的干部，尤其是陈永贵。
每天要接待上百名的来访人员，很快便令陈永贵吃不消，这样下去无心搞建设不说，更是耽误了村内生产的速度。
于是，为了解决此事，陈永贵便专门前去北京找到周总理求助。
总理自知群众运动无法避免，便含蓄地对陈永贵进行宽慰，并鼓励他自己想办法，把参观人员的数量给控制一下。
而听完周总理的一番话后，陈永贵茅塞顿开，很快便找到了自己学习和进步的方向。
1973年4月，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再次访问大寨，这是总理第三次来视察大寨，却也是最后一次。
自1972年周总理因操劳过度被确诊为膀胱癌后，他的身体状况便每日愈下，如今早已经是身形消瘦，头发发白，走路的步伐也没有昔日矫健，但他脸上亲切随和的笑容却并未改变。
此时虎头山上种下的树也早已经长大了，绿油油的连成了一片，看到眼前的这番新景祥，周总理高兴地合不拢嘴，直夸大寨上上下下，老一辈、小一辈干得好啊！
而这几年，大寨也已经修建了盘山公路，但此次的周恩来总理还是坚持‘大寨精神”，亲自走着上山。陈永贵从小便走惯了山路，健步如飞，不知不觉地便将总理甩了很远，只听到后方的总理笑着喊道：
“永贵同志，走慢些，总理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总理了。”
这句话听得陈永贵和在场的同志们纷纷鼻子一酸，是啊，不知不觉地，周总理已经老了。
一路上，周恩来总理不顾身体的疼痛，一直在兴高采烈地向外宾介绍着大寨，并说自己前两次来大寨时看到的样子，如今早已经建设成了新农村，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
就这样，周总理像解说员一般在虎头山上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几十分钟，而陈永贵听得也是十分动容，这么多年来，周总理对于大寨的关心以及对于自己的厚望，他一直都铭记在心上。
等到周总理一群人从山上回来后，一群人已经很疲乏了，总理便请夫人邓颖超带着贵宾前去休息，而自己则相继找来了大寨的基层干部们、以及山西省省委以及晋中地委的负责人进行谈话。
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周总理一直都是行程满满，没有休息半刻。
临走之前，周总理对陈永贵说道：“再过10年，大寨的变化就更大啦，只可惜我老了，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再来了。”
听到这番话后的陈永贵鼻子再次一酸，他依依不舍地拉着周总理的手，反复地说道：“总理，有时间了，一定要再来大寨看一看！”
周总理听后说道：“一定！”
然而，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这一次，便是他与大寨的永别。
回去后的周总理癌细胞便不断地扩散，然而他却并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仍像往常一样继续为国家为人民操劳着。后来病情急剧恶化，甚至开始尿血，并且由于凝固的血块堵住尿道，常常疼得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普通的治疗手段已经无法稳定总理的病情，于是1974年5月底，在夫人邓颖超等人的一再劝说下，周总理终于同意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进行手术。
从1974年6月1日的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他前前后后共经历了13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意味着每40天就要进行一次手术。
这对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折磨。
但即使刚下手术台，我们伟大的总理也一刻不愿意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
1975年1月，此时的周总理已经不能下床走动，但他仍坚持出席了第四届人大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进行工作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再次重申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工作。
此时已经担任中央委员的陈永贵，也在此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接替周总理继续完成农业方面的工作。
其实陈永贵对于这个职位根本没底，更是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不够而多次婉拒，为了此事周总理还特意将他请到医院里进行谈话。
周总理坐在病床上耐心地对陈永贵讲了许多道理，从古说到今，从国内说到国外，只是想告诉陈永贵，安心地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他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此后，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一直病重住院，而陈永贵心中也是一直挂念着，时常便会找机会探望总理，跟总理交代工作，陪总理说会话。但每次见到周总理虚弱的样子，陈永贵回家后都会偷偷地抹眼泪。
周总理于他而言，是恩师，是引路人，更是指明灯一样的存在。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8岁，离世时体重仅剩不足61斤。
陈永贵接到消息后便往医院赶，但他最终也没能见到周总理的最后一面。
回到家中后陈永贵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起周总理这么多年来对于他的关怀、对于大寨的关注，想起周总理临走前在大寨说的那句“我老了，以后不会有希望再来了”时，往日的回忆都涌上心头，他再也绷不住了，忍不住嚎啕大哭……
大寨是榜样，陈永贵是旗帜，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大寨与陈永贵所代表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祖国的建设奋斗终身，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的时代楷模。
而为了发扬大寨的精神，周总理一生更是倾尽心血，默默地支持着陈永贵的大寨伟业，默默地为陈永贵撑腰打气，即使是在临终之前，心里挂念的也是大寨日后的建设。
可惜的是，这位伟大的总理，终究没能实现对于大家的承诺，没有再次回到大寨那片他深深热爱的土地……
谨以此文，纪念可敬的先行者陈永贵，以及中国人民伟大的人民领袖周恩来总理，中华儿女永远怀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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