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暮春,一通电话打向周总理办公室,电话那头是国防科委打过来的,他们向周总理汇报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

两名科技人员在火车上护送的氢弹部件不慎失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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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总理

消息传来的一刹那,周总理瞬间便清醒了,几乎是在片刻间,周总理拎起电话,打给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

“立即组织力量,限期十天破案。”

可是人海茫茫之下,失窃的氢弹部件究竟会被送到哪儿了呢?

从1967年开始,位于太原的秘密单位703研究所,就奉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研制氢弹上的一个重要部件——TQD自动仪。经过科研人员两年的不懈努力,最终研制成功,703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决定将部件送往北京,交给国防科委科研人员进行最后的鉴定。

703研究所此前就曾承担过中央军委、国防科委的科研攻关项目,通常而言,他们所研制的零部件,如果是体积较大、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就会由专车押送,还要请驻军部队派武装人员押送,如果是体积较小、可以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就会选择数人保护,乘坐火车到北京。

多年来,703研究所一直都是这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

考虑到“TQD自动仪”整体体积不大,只有几公斤重,整体只有一个收音机大小,研究所最终决定,选派两名工作人员承担这次护送的任务。

研究所保卫科科长秦家康被选中承担这项任务后,就在队员中挑选,考虑到此项任务的重要性,秦家康特别挑选了一个会武术、能够徒手搏击的年轻队员杨晓晨与自己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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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暮春的一天,秦家康与杨晓晨购买了596次火车票上了车,而“TQD自动仪”就被装在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里,两人在火车上找到座位以后,并没有马上坐下,而是快速查看了一下四周围的环境,然后将皮包用铁链锁在火车的行李架上。

即便是在行车途中,两人也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两人交替着注视着行李架上的皮包。

一直到晚上9时,火车“吱呀”一声停在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杨晓晨拿着钥匙打开了所在行李架上的皮包,然而就在上手的那一刻,两人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一趟列车是从太原开往北京,全程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为13小时44分钟,考虑到执行任务的重要性,秦家康两人路上几乎是没有休息,

“太轻了。”

秦家康慌忙打开皮包一看,里面只塞着几团旧报纸。

“TQD自动仪”失窃了。

以往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的两人这时也有些慌神,秦家康迅速冷静下来,一面向派出所报案,一面向国防科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国防科委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后,周总理迅速指示公安部,组织精干力量,限期十天侦破此案。

公安部组织精干人手排查案件时,最先考虑的是:

“有没有可能是敌特破坏。”

考虑到敌特在偷窃氢弹部件以后,必然第一时间要运送出境,所以公安部几乎是立即动作,通知了各个边境口岸、边防哨卡以及邮电部,对于一切可以的出境物品进行严密的侦查。

不过,这次失窃案关系重大,前后线索几乎全无,公安干警只能将目光暂时关注到秦家康与杨晓晨身上。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明阳在接到命令后,立即指派了几名侦查员赶到站前派出所,详细地询问两人案发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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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道理来讲,两人一路上出发,眼睛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皮包,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皮包还能被别人掉包,也算得上是奇事一件了。

一个叫丁旭昌的公安干警疑惑地问秦家康:

“你确定是全程盯着皮包,视线没有离开过?那东西怎么可能消失不见了呢?你再好好想想,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和你说话。”

秦家康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心里也很清楚,东西丢了,自己难辞其咎,而且没准会被怀疑是“贼喊捉贼”,自己被反复盘问了好几次,他也越来越急躁起来:

“同志,我们是科研所的,有极强的原则和党性,自动仪丢失,我比你还急,你要说可疑的人,我想想,一路上有几个老乡跟我们说过话,也分给我们吃的,也有问我们终点站在哪下的,这样吧,你让我再想一会!”

丁旭昌见状也很无奈,他端了一杯水过来,嘱咐秦家康坐下好好想一想。

谁知道秦家康一听“坐”这个字,猛地一拍大腿:“我知道了,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

一听这句话,丁旭昌眼睛一亮,赶紧上前询问:“谁,和谁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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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火车开出去七八个小时后,秦家康两人都有些饥肠辘辘,所以趁着停靠的功夫,杨晓晨下车去买东西吃,就在这时候,一个是山西口音,头发糟乱的大汉上了车,看到秦家康身旁的空位就要坐,在秦家康示意这里有人后,那人就找了个另外的座位坐下了。

“那包是他拿的吗?”丁旭昌激动地问道。

秦家康摇摇头:

“这个我不太清楚,他起身后就对我说,附近行李架都放满了东西,只能把他的皮包放在我们上面了,我是亲眼看着他把包放上去,然后他从身上抽出一根带子,学我们的样子,将皮包绑在行李架上,我看见我的皮包是完好的,就没有在意,毕竟他的包是深棕色的,而我们的是黑色的!”

公安干警都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这一案件的突破口。

除了在沿线张贴该人的体貌特征外,考虑到人很有可能已经来到了北京,公安干警还在北京周边旅店,详细的排查登记名单,一查之下,果然发现了线索。

一个名叫司马远发的旅客在旅店登记名字时,用的是繁体字,要知道1956年实行汉字简化改革以来,基本上40岁以下的人群大部分使用的都是简化汉字,而这个登记信息25岁的年轻男子,却用的一手的繁体字,这种情况确实是有些反常。

很快,公安机关凭借蛛丝马迹,锁定了这个叫司马远发的人,并将其抓捕归案。

本来应该已经是万无一失,但谁知道路上却出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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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图)

大概是负责押送的公安干警太过兴奋,开车过快,车辆在过桥时不慎摔在了水坝下面,公安干警以及司机基本上都安然无恙,唯独司马远发却不见了踪影。

考虑到押送途中,司马远发是戴着手铐的,公安干警以为是他落水后没游出来,不慎淹死了,于是抽干了水塘里的水,结果没发现司马远发的遗体,众人这才断定,司马远发是逃走了。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司马远发最终没逃多远就又被抓捕归案。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就在车翻了以后,司马远发就在附近不远处躲了下来,他也觉得公安肯定会封锁四周,逃是逃不出去,不如暂时躲一躲,就这样一直躲了三天,他以为风声过去了,于是走出来想到老乡家里偷鸡蛋吃,结果被我公安干警抓了个正着。

问题是在后来的审讯中,司马远发虽然交代了自己特务的罪行,并供出了潜伏在大陆的其他几名特务,但是却不承认自己偷过氢弹部件。

公安干警经过调查后,发现司马远发所说情况属实。

这样一来,案件调查顿时陷入僵局之中。

在北京公安部,专门负责督办此案的专案组长黄碧天每天在办公室里,24小时守着电话,自从公安部撒下大网以后,黄碧天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来自北京的、铁道部的、河北的、山西的电话,然而各方反馈回来的调查结果无一例外,只有一个回答:

“暂无突破。”

为了查一个司马远发,公安部门前后已经用去了6天的时间,距离周总理规定的10天期限,仅剩下不到4天。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几次打来电话,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并嘱咐黄碧天:

“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一查到底,否则绝密部件流落境外,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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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谢富治

这天,黄碧天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周总理却突然打来了电话,询问案件进展。氢弹部件失窃关系着国家机密,周总理不可能不关注,一听案件毫无头绪,周总理特别指示了一句:

“看来同志们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啊,你们就算有再多的人,毫无头绪,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能不能想办法找一些退休或不在岗的老同志,让他们出山解决一下问题!”

黄碧天记下了周总理的指示,反复考虑后,突然他想到,公安部在山西有一个临时的“五七学习班”,在里面学习的大多数都是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老公安”,只要请这些人出山,何愁案件不破呢。

而且更巧的是,黄碧天就知道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想到这里,黄碧天不再犹豫,一个电话打到了山西省公安厅,请了一名郭应峰的老公安出山。

作为一名老公安,郭应峰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一头花白的银发,虽然看着不显山不漏水,但他的侦查本领,在公安系统里可谓是首屈一指,在六十年代前,郭应峰就破获过很多疑难案件,如“故宫飞盗案”、“卢沟桥碎尸案”、“广州预谋暗杀国家领导人反革命案”。

黄碧天激动地上前握手:

“老同志,麻烦你了,我们也是碰到了棘手的案子了,才迫不得已请你出山的。”

郭应峰则是客气地说:

“只要国家,公安部需要我,我就会第一时间出现,我永远是公安人,领导,我现在就可以工作了,我先去看守所和秦家康科长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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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总理

郭应峰到后,先是和在派出所的秦家康、杨晓晨谈话,详细地询问了一下案发经过,又把立案以来所有传到北京的《24小时侦查记录情况》以及有关鉴定记录统统搜集起来,吩咐工作人员给他了一间僻静的屋子,并要求不许人进去,自己一个人拿着这些记录走了进去。

整整几个小时,黄碧天在外面如坐针毡,一直到郭应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黄碧天赶紧上前询问有什么发现,郭应峰告诉他:

“你们快把秦家康和杨晓晨两名同志放出来吧,此事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最多只是失职,你们也不要在北京调查了,犯罪嫌疑人是在山西省境内下的手,这是名女盗贼,年龄在20岁出头,进入扒窃领域时间不久,可能还在剧团待过,并非是敌特分子。”

郭应峰一席话让人大感意外,毕竟之前大伙查了很多天,聚焦的都是男性,却从来没想过犯案的可能是女性,而且从氢弹部件失窃这一案件来看,大伙一开始就认为只可能是敌特破坏,却从来没想过,可能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

“老同志,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我们之前一直以为犯罪嫌疑人是名男性啊?”

郭应峰详细的对众人解释,他从有关鉴定化验记录中注意到,在皮包的带子以及报纸上都发现了一点点油渍,细闻之下还有一点清香,推断应该是属于女性使用的护肤品或化妆品,而从秦家康、杨晓晨一路上只是与男性搭话来看,这个女性应该是精通化妆,所以才让两个富有保卫经验的人没有注意到她的性别。因此此人很有可能在剧团工作过,况且能够在如此严密看管的情况下,还能盗窃,说明她具备开锁偷窃的技能,但通常一个窃贼只会找准目标下手,但她却偷走了一个对她毫无用处的“铁疙瘩”,所以她应该是一个新手。

不仅如此,郭应峰之所以推测推测失窃案是在山西境内,是因为从化妆品这一线索推断,应该只有山西本地产的红灯牌护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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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红灯牌护肤油

从以上特点推断来看,火车上发生的失窃案不止一处,应该还有其他类似案件与氢弹部件失窃这一案有相似之处。

根据郭应峰的分析,专案组调整了方向,重点搜集整理了案发时间前后一个月内,以太原为中心的铁路线上的失窃案,一直到第九天下半夜2点半,从各方搜集来的情况看,共有42起列车失窃案,其中与符合这次氢弹失窃的案件有5起,都是开锁作案。

在排除相关嫌疑人后,警方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

有一个代号“蝴蝶”的女子,名叫奚若兰,大约20岁出头,曾在山西一家剧团待过,长相靓丽,然而在工作没多久,剧团便倒闭了。奚若兰本来就是个靠外形吃饭的人,一下子失去工作,又拉不下脸来去做别的工作,后来阴差阳错之下,结识了臭名昭著的盗王贾福坤,贾福坤将一手开锁技术传授给了奚若兰,自此以后也走上盗窃之路。

公安机关迅速撒网布控,没过多久,山西代县警方传来消息,发现了“蝴蝶”踪迹。

原本可以立即实施抓捕,可郭应峰这时却提出了反对,他考虑“蝴蝶”偷这个氢弹部件,对她自己没用,可能被她随手丢在一边,就算此时抓捕她,万一她不认,也拿她没办法。考虑再三,郭应峰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第二天,奚若兰在一家餐馆吃饭,郭应峰也与几个民警一起到饭店里假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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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郭应峰假装是一个偷窃高手,当着奚若兰的面“偷”走了另外一个民警的几百元现金,奚若兰一见顿时来了兴趣,她自从干了偷窃这一行后,干活还从来没这么利索过,如果能掌握这门“技术”,那以后岂不是不愁吃穿。

奚若兰追上郭应峰,坚持要拜师学习他这门“技术”,郭应峰故意说:

“你说你想找我学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假如你是警察的人怎么办,你要不说说你以前干过什么,看我们是不是一路人?”

奚若兰不疑有他,眉飞色舞地吹嘘起自己过去的“战绩”,还提到了曾经有一次在火车上女扮男装都没有被人发现。

“那你那次收获颇丰吧?”

郭应峰故意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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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奚若兰懊丧地说道:

“前几天我从两个男的那里偷到一个皮包,里面是一个像铁块一样的器件,一看就不是贵重物品,我随手扔进了公园的水池......”

好了,有了奚若兰这句话,这次氢弹部件失窃案,就算是真相大白了。

郭应峰招了招手,周围埋伏的公安干警迅速出动,将“蝴蝶”当场抓捕,奚若兰被捕后,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事后专案组成员立刻带着奚若兰来到公园水池处打捞起被她扔在水里的“TQD自动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