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国民党军政各界代表通电全国，宣布绥远起义。
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绥远方式“，用来解决绥远问题。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指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是大致上不动，尽量争取这部分军队中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站在我们这一方面，或者保持中立，然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这部分军队为解放军。
图|董其武
就在北平和平起义后不久，董其武便派人来北平找傅作义，协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1949年3月25日，傅作义一方代表与华北中央局代表共同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尽管绥远起义整体上按照平稳有序的步骤推进着，但在当时除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暗地里四下活动，破坏和谈外，绥远国民党军将领中，也有不少人对起义想不通，甚至截留我方致董其武将军的信件，还有谣言称傅作义虽然明面上宣布起义，但是暗地里早已经跑到了广州，绥远人心惶惶，局势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启程前往绥远，无疑对打破谣言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傅作义积极劝说下，原本还想不通的孙兰峰于9月19日凌晨3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毛主席在北平收到消息后十分高兴，特别批准：邀请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周(北峰)五人参加政协。
考虑到绥远刚刚起义，整体的善后工作仍需要董其武，因此董其武只能请假，最终出席新政协的名单上只有四个人的名字。
图|阎又文代表国民党部队签署《绥远和平协议》
当傅作义一行乘铁甲列车离开时，董其武率30余名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党政军要员来火车站送行，董其武看着远去的列车，心中不由得松了口气，绥远起义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也是最成功的一件事，到此时总算是成功完成了……
尽管董其武没有出席新政协会议，但毛主席仍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有功的起义人员，当着程潜、陈明仁的面对傅作义说：
“程潜先生、陈明仁将军在起义时把部队搞散了。你看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董其武，完整起义。傅宜生一开始就对董其武说，要完整起义。为此，董其武吃了不少苦。”
程潜也在一旁拱手笑道：
“我怎么能比傅宜生。我们是朋友班子，人家是兄弟班子，董其武、孙兰峰与傅宜生亲如手足啊！”
听到毛主席表扬，傅作义很谦逊：
“一是毛主席‘绥远方式’的宽厚所致，二是董其武伸张正义，顾全大局所致……”
图|1949年9月，董其武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
1950年1月1日，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在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九兵团等部，正式改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由绥远军区指挥。一直到当年12月，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正式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归华北军区节制，董其武任兵团司令。
1950年4月27日，董其武到北京，毛主席与他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这次长谈令董其武印象非常深刻，后来还特别写在了日记里。
“你在政务院关于绥远工作情况的报告，我看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还说，起义是好事，是受人民欢迎的，起义等于为人民创了业。给你起义的复电是我亲自写的，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实行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尽管绥远起义获得了成功，但在董其武心里却还有很深的思想包袱。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当时董其武也向傅作义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入朝参加作战。不仅如此，董其武后来还对周总理说：
“总理，我和我的部下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对于出兵朝鲜是十分坚决的，只是希望组织能够同意我们的请求。”
然而让董其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中央将在绥远起义的部队，统一改编为第23兵团，由他任兵团司令员率军入朝。
尽管董其武十分渴望杀敌报国，但一听这个安排，顿时又犹豫起来，作为一名征战半生的将军，他当然渴望上战场杀敌，但绥远起义的部队改造工作在当时尚未完成，这其中有多少是潜伏的特务，董其武没有相当的把握，而且这次出国作战，万一部队中出现叛徒，对于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会有很大的危险。
图|董其武将军
后来董其武建议中央：
“我希望能够选一位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同志来担此重任，或者是将部队打散放入其他部队中，一起入朝。”
周总理很清楚他的顾虑，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告诉董其武：
“现在正是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困难，鼓起勇气，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希望你能尽快带来好消息。”
1952年全军精简，陈明仁的第21兵团与董其武的第23兵团被缩编为55军、69军，但考虑到对两人的待遇不能改变，党中央毛主席曾考虑，让两人出任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但在采纳两人意见后，两人后来分别担任了55军、69军军长。
董其武、陈明仁也因此成为全军中唯二的兵团级军长。
图|董其武夫妇
1955年9月，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
董其武得知情况后，向杨成武反映，要求降低军衔，杨成武反过来劝他：
“你和日本人打了12年的仗，我们都只打了8年，再说了绥远起义你的贡献最大，后来你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都是别人比不了的。”
毛主席也不同意董其武降低军衔，还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
“根据功劳、资历和贡献，他都应该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党的政策。别人是可授不可授，他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
1952年，正值全国三反运动期间，董其武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号召。
一次偶然的机会，董其武与杨成武碰了面，两人过去在解放战争时期见过面，不过那时两人还站在对立面，此时见面自然是一笑了之。董其武部队改编后划归华北军区下辖，杨成武那时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因此应该算是董其武的上级。
“杨司令员，我正要有事找你。请你向毛主席报告。”
杨成武大感意外，连忙问道：
“什么事，很着急吗？”
董其武回答道：
“我有几十万财产，请求缴公。”
事后杨成武才了解到，董其武自己的经济情况，主动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并一再委托他，将这份清单交给毛主席。
图|杨成武
在这份财产清单中，董其武详细地开列了之前国民党当局拨给绥远部队以及地方的款项以及个人财产情况，并将这些财产使用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就在交给杨成武之前，董其武还召集兵团团以上的干部开会，并在会上做了公开说明。
根据这份清单上记录的情况，董其武在抗战前共有积蓄一万银元，后来抗战爆发后，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中，董其武特别留下了一份遗嘱，对这一万银元作了安排，其中留给母亲2000元作为养老费，留给妻子2000元作为生活费，留给3个孩子每人各2000元作为生活费和教育费。董其武把写好的遗嘱和现金，一并交给亲信阎复堂保管，自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不过，幸运的是，董其武将军并未牺牲在战场，期间阎复堂为了让这笔钱保值、升值，所以拿去开设了几处买卖，其中包括几处商店与公司。
1951年，董其武入朝参战，这些买卖的规模已经很庞大，考虑到建国之初，国家经济困难，董其武一度觉得，应该把这些生意捐献给华北军区以及国家。后来第23兵团党委将这一情况上报了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党委开会讨论并报请总政治部后，认为接收这笔财产与党和国家的政策不符合，坚决予以拒绝。
一直到后来公私合营时，经董其武多次申报，有关部门这才批准董其武将这七处生意上交给了国家。
这无疑让董其武心里卸下了很大的包袱。
图|周总理
董其武在会议上公布了自己财产的清单后，就几次表示要将财产捐给国家，后来与周恩来见面后，还谈到了起义部队与自己的财产情况，并坚持要求上交个人全部财产。周恩来劝他：
“你的财产都是合法的，与‘三反无关，为什么要上交呢？那样不符合党的政策。”
第23兵团党委将董其武的财产情况汇报给了华北军区以及中央军委，周恩来还做了专门批示，不接受董其武的个人财产，兵团党委裴周玉后来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积极传达了周恩来指示：
“周总理批示，对于董其武在会议上所谈的经济情况，不许再过问和议论，更不许追究、清查。部队中帮助他做过买卖的人，也不许追究，不许清查。这纯属董其武个人的私事，与贪污无涉，根据党的现行政策，也不属于上交的范围，只能留待以后再说。”
等到董其武找到杨成武专门说明情况时，他已经是第三次要求上缴个人财产了，杨成武再三劝说不成，只好将他的要求转达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不仅不准，还在信上专门批示：
“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画一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要以教育改造、治病救人为主。”
图|毛主席
董其武之所以几次三番要求上缴个人财产外，除了其为人高风亮节外，也和他心存顾虑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在大多数起义将领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
多数的起义将领原来在国民党军中，虽然大多能做到洁身自好，但不可避免也会沾染一些习气。不仅仅是董其武将军，曾泽生将军自己也干过买卖。
曾泽生将军率领的50军作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在前几次战役没打好，但奇怪的是，彭德怀只是狠狠批评了38军，对50军却只字未提，这让曾泽生将军一度想不通。
“这个五十军军长我也不想干了。我情愿到三十八军当一个炊事员！”
对于起义部队而言，他们最担心的就只有一个问题，被区别对待，这一点在起义将领的身上展现得更加明显一些。
在董其武身上，还发生了一件小事。
1958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下，十三陵水库正式破土动工，5月4日，为了确保安全，决定在汛期来临之前完成大坝蓄洪能力，经向北京军区申请，紧急调69军28师停止训练，参与到大坝的修建工程当中。
图（油画）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
为了支援水库建设，董其武亲自率领69军28师星夜疾驰到工地上，投入到工程中，干了20多天左右，5月24日，董其武接到了命令，毛主席率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要在第二天来28师工地参加劳动，要求提前平整道路、准备劳动工具，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并做好劳动现场的警卫工作。
董其武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军指挥部召开会议安排布置，要求准备工作必须在晚饭以前准备完成。
下午的时候，董其武检查部队的准备工作，却发现一名负责警卫与安保工作的处长什么工作也没有展开，董其武很不满意，对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也许是这名处长确实是有别的事情给耽搁了，觉得莫名的冤枉，一肚子火没憋住，对着董其武嚷了出来：
“你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危险的因素是你们！主要隐患在内部，你叫我怎么落实安全保卫工作，我才不负这个责呢！”
话说完，这名处长一甩手就走了。
图|1983年5月，董其武与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
董其武听了这句话，在原地愣了半晌没说话，如今起义这么多年了，还是有人第一次当着他的面这么说，让他心里很不好受，但他表面上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既然如此，明天的安全保卫工作就由我亲自抓吧，出现任何问题都由我个人负责，请通知连、营、团主官，晚饭后在2号工棚开会，请x处长也参加。等他的火气消了之后，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要由他抓的。”
在董其武的努力下，警卫与安保工作顺利完成，第二天，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叶剑英等与28师官兵一起参加了劳动。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大家干活的热情持续高涨，劳动结束后，在毛主席提议下，28师选出了20名积极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就连董其武也十分激动：
“这不仅是第28师的光荣，也是第69军的光荣！”
图|1982年春节期间，李先念、胡耀邦、彭真、董其武、胡厥文（从左至右）在一起
只是对于顶撞自己的那名处长，董其武后来并没有追究，甚至还严令不要上报，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意外的是，这件事后来还是传到了北京军区。
当时杨成武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一听说这件事，立即勃然大怒：
“这样恶劣的事件怎么能不追究呢？这样的人，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不配做政工干部，不能继续留在起义部队工作！”
杨成武很快就将处理意见下发到69军，董其武看到了电话记录稿，颇感意外，立即批示暂缓执行，还到机关去打听，究竟是谁向上汇报了这件事，后来发现，杨成武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前后没有经过组织系统的正式汇报，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杨成武，为这位处长说情：
“请不要给他任何处分，也不要调离第69军。起义已经八九年了，我仍未能改变一个共产党员的看法，只能说明我做得还不够好，何错之有呢？我相信只要让他留在第69军，我的行动最终会有一天感化他的，我希望能和他成为同志和朋友！”
杨成武很是担忧，他在电话里对董其武说：
“这样是不是太迁就部下啦？”
电话那头传来董其武严肃认真地回答：
“如果我连一个顶撞过我的处长都容不下，都团结不了，还配当什么军长？还有什么威信可谈！”
图|董其武为参加绥远起义的老部下开具的证明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杨成武也不好再反驳他的意见：
“下次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到时候我可不听你的求情啊！”
“不会了，这次也是因为我态度比较急躁导致的。”董其武仍然坚持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董其武将军身上这份崇高的人格魅力，让人禁不住动容。从抗日战争年代，董其武将军便征战沙场，履历功勋，后来又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他为祖国的繁荣安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1956年开始，董其武将军便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只是局限于时代未能实现，1980年，已经年迈的董其武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统战部还亲自到将军家里解释：
“虽然你过去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之所以要推迟，是考虑到以你的社会地位，还是在留在党外更能发挥积极作用。”
图|秦基伟祝贺董其武入党
1982年，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秦基伟考虑到董其武将军想要迫切入党的心愿，向中央再次建议考虑他入党的请求，经中央再三考虑后，决定批示同意。
12月22日，在北京军区办公大楼中，中央正式公布了决定：
“批准董其武成为共产党员，党龄从1980年支部大会通过的1月24日算起。”
人生已至暮年，却得到这样一喜讯，董其武将军心情激动，不由得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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