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历史中,女皇武则天在登基为皇后时,曾遭遇朝野内外的广泛反对。这主要源于她的特殊身份以及被认为具有狠毒和野心勃勃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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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唐高宗时期,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是跟随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们对李唐王朝有着深厚的忠诚。而武则天,其身份尤为独特,她曾是太宗皇帝后宫中的才人,甚至一度面临殉葬的命运。后来,她选择去感业寺出家为尼,原以为她的命运将就此沉寂,但命运却再次将她推向了前台。

高宗皇帝李治对武则天怀有深深的眷恋,即便在唐朝并无废妃重归后宫的先例,且武则天曾作为李世民的废妃被逐出宫廷,他仍旧坚定地无视了众臣的劝阻,勇敢地违背了祖制,毅然决然地将武则天迎回了皇宫之中。起初,由于王皇后的主张,武则天被允许在宫中安分守己地生活。她并不甘于这种被利用的命运,尤其是在王皇后与萧淑妃联合陷害她成为昭仪之后,她决心反击,不再任人摆布。

王皇后虽然在宫中地位稳固,但她与高宗皇帝的关系也并不好。在唐高宗还是晋王时,王皇后是他的正妻。

在大唐的宫廷中,嫡庶尊卑之分历来严格。因此,一个曾谋害正宫皇后的庶妃被立为皇后,自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质疑和反对。其中,反对声最大的无疑是唐朝的元老级人物,宰相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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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这位在隋末时期追随西秦霸王薛举,后归顺唐朝,深得唐太宗的器重。他自入朝以来便身居高位,后来更是迁任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唐太宗离世时,更是立下遗诏,命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共同辅政。长孙无忌,作为太宗皇帝长孙皇后的兄长,早在唐高祖李渊起兵时就投奔唐朝,并跟随唐太宗征战天下,到了唐高宗时期,他已是唐朝的三朝元老,威望极高。

当唐高宗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时,他召集了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和褚遂良四位重臣入宫商议。在这场关乎国本的讨论中,李绩和于志宁选择了沉默,而褚遂良则成为了反对的旗帜。他言辞激烈,极力反对这一决定,甚至激怒了唐高宗,被侍卫强行带离。武则天对此更是怀恨在心,欲置他于死地。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李绩却选择了圆滑的立场。他轻描淡写地表示:“此乃陛下家事,外人不便过问。”这句话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却在关键时刻为褚遂良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立皇后这一决策的核心仍旧落在皇帝的意志之上。唐高宗将四位大臣召入宫中,其真实意图更偏向于礼节性的告知,而非真正期望他们能提出决定性的意见。毕竟,废后是一件大事,更何况废的还是他的发妻。尽管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唐高宗最终还是决定废除王皇后,并改立武则天为唐朝的皇后。这一决定让武则天对褚遂良的怨恨达到了顶峰。为了消除异己,她果断地将褚遂良排挤出去,贬至潭州担任都督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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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已不在朝中任职的褚遂良仍然受到武则天的记恨。武则天利用职权,将褚遂良从原来的位置调离,派往遥远的桂林担任都督。即使与武则天相隔千里,她依然不满足,她伙同支持她立后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污蔑中书令来济等人与褚遂良共谋反叛。来济当年也站在褚遂良一边,反对武则天立后。

武则天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她将朝中异己势力一一清除、替换为自己人的策略的一部分。她的野心自成为皇后那一刻起,便已经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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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褚遂良再次遭到贬谪,被流放到爱州(今越南清化)。在困境中,他向唐高宗上书陈情,详细叙述了自己对唐太宗的忠诚和当年支持高宗立储的功绩。可唐高宗却对此视而不见,褚遂良最终因忧郁而逝。

690年,时年六十七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她的皇帝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她执政十五年后,太子李显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了兵变,成功迫使武则天退位,唐朝得以恢复李姓。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许是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武则天开始回顾往事,放下了过去的恩怨。

她想到了曾经被自己一贬再贬的褚遂良,意识到臣子们的忠诚往往只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和信仰。她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只敢动褚遂良而不敢动长孙无忌,是因为长孙无忌身为唐高宗的舅舅,地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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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则天已病重,她利用剩余的时间,下令恢复褚遂良的官爵,并追谥他为“文忠”,以表彰他的忠诚和贡献。从这一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对褚遂良的认可,她明白褚遂良是忠臣,只是双方立场不同。她遗憾地意识到,这位如此忠心之人,最终没有为她所用。

一切归于旧,武则天在交权七个月后病逝于上阳宫。在临终前,她立下遗嘱,让儿子唐中宗改称自己为“则天大圣皇后”,并以唐高宗皇后的身份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