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订婚强奸吗”？山东临沂，男子与年轻女孩认识4天就订婚，给付10多万彩礼后，将女孩接回家居住，不料1年后女孩不辞而别，男子向女方索要彩礼，女方果断拒绝，并称孩子订婚时未成年，男方存在强奸行为，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
朱勇是单亲家庭，因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22岁时，母亲宁某催朱勇结婚，并到处为他物色合适女孩，后经媒人田秀介绍，认识年轻女孩吴娟。
朱勇与母亲宁某，对长相清秀的吴娟很有好感，两人认识仅4天，男女双方就按照当地风俗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当天，媒人田秀未到场，其丈夫葛华代为参加。
订婚过程中，按要求要送给女方彩礼，葛华把男方家中的手提包提到朱勇的车上，另有一个箱子由男方家人提到车上，后一起送到女方家中，女方家中仅母亲谢某在家。
葛华一行人将手提包及箱子放到女方家中，不久吴娟父亲吴某返回家中，众人便一起前往饭店就餐，订婚后第三天，吴娟被接到朱勇家中，朱勇及家人给付吴娟见面礼6600元。
在朱勇家生活1年左右，吴娟不告而别，从此下落不明，谢某、吴某夫妇曾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称女儿吴娟在朱勇家中走失至今未归。
吴家人还怀疑，女儿吴娟在朱勇家中受到强奸等不法对待，但公安机关未立案，朱勇将吴娟家人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彩礼167800元，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朱勇表示，在订婚过程中，男方按照女方的要求，支付了彩礼现金101000元，见面礼6600元，黄金首饰等物品共计147800余元。
订婚后，女方以各种借口索要钱款，且男方为吴娟治病花费2万余元，吴娟康复后拒绝与朱勇相处，多次提出退婚，称其订婚是受到父母逼迫。
原告支付的全部彩礼在谢某和吴某手中，经多次沟通，三被告以各种借口拒绝返还彩礼，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彩礼。
谢某、吴某辩称：
1.朱勇称吴家借婚约索要167800元彩礼不是事实，订亲过程中，朱勇给了吴娟现金及首饰，具体数目不详，所有东西都被吴娟拿走。
2.吴娟订婚3日后被朱勇接走后，在朱勇家生活11个月，怀孕后流产，后因朱勇原因造成吴娟失联，是朱勇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缔结不成婚约。
3.本案彩礼系吴娟收取的，未直接交付给答辩人，具体数额答辩人亦不清楚，因吴娟现已失联无法到庭参加诉讼，故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无法确认。
朱勇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2名证人，侯某、宁某均表示，彩礼有101000元现金，包袱里有金项链、金吊坠、金手镯、金戒及发票，衣服等物品。
宁某与吴娟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也提及在订婚过程中，吴家收到原告方彩礼及其他物品共计18万元，承诺一分不少返还。
谢某、吴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
证据一、常住人口登记卡一份，该证据显示吴娟的出生日期，根据登机卡信息，吴娟与朱勇订婚时未满14周岁，与朱勇同居，朱勇涉嫌强奸。
证据二、媒人葛华出庭作证，证明其妻子田秀是媒人，订亲那天在饭店吃完饭，后到原告家中，其将手提袋提到原告车上，里面装什么东西不清楚。
朱勇表示直到该案立案时，通过调取户籍信息，才知道吴娟的真实年龄，订婚前后，吴家和媒人均告知朱家吴娟年满18周岁，订婚后，自己未与吴娟同居，更不存在强奸行为。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1.民事诉讼双方存在分歧时，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朱勇与吴娟经媒人介绍相识，后按当地风俗订婚，综合原、被告的陈述与抗辩、双方提供的证人证言、相关聊天记录。
以及原告和媒人等一行，将手提包和箱子送至被告家中、吴娟于订婚后第三天被接到原告家中生活1年左右，给付见面礼6600元等相关事实和证据。
可以确认原告给付被告彩礼101000元及首饰、衣物等具有高度盖然性，亦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对此法院予以确认。
2.未成功结婚的需返还彩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对方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
婚约期间，一方按照当地习俗，以结婚为目的给予另一方的金额比较大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应认定为彩礼，给予对方的金额不大的衣物、化妆品或零花钱等，不能认定为彩礼。
本案中，谢某、吴某作为吴娟的父母，均参与朱勇与吴娟订婚过程，现双方解除婚约，订婚彩礼、首饰、见面礼均应视为彩礼。
因此，对于朱勇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考虑到吴娟在原告家居住生活较长时间等实际情况，由被告方酌情适当返还原告彩礼7万元。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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