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长度玉门关，只此青绿润天山|伊犁|光绪|同治|左宗棠|春风|清廷|陕甘

在甘肃省平凉市城区中心，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园，名为柳湖公园。公园内有许多粗壮的柳树，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经略西北时所种植，当地居民称其为“左公柳”。

▲柳湖公园。来源：平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网站

陕甘善后与新疆危局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局势平定后，左宗棠作为陕西总督制定了以留防后路各军为中心恢复经济的措施，如，代民垦荒播种、修筑城堡、整治道路、挖井引渠、栽树植蔬等等。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左宗棠从经世致用、民本思想出发，欲全面复兴西北经济文化生活的宏图大略。此后，陕甘地区民众生产生活逐步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左宗棠画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此时的新疆，局面岌岌可危。在俄、英的支持下，中亚浩罕国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趁乱出兵侵占伊犁。面对危局，清廷在海防与塞防之争后，最终确立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案，经略陕甘近十年的左宗棠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率师出征。

新栽杨柳三千里

左宗棠的西征计划　“以缓行速战为义”，即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速战速决。

屯田与垦荒是左宗棠筹备后勤的重点。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就指出，“自古边塞用兵，非兴屯不可”，明确了屯田在边疆军事行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明确提出欲收伊犁，必克乌鲁木齐，而后“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的主张。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军行抵哈密，左宗棠提出，军队应尽力开荒种粮，并明确开荒与屯田之区别，令官兵就地耕垦。遇有哈密民众归来，即发赈给种、拨给地亩，使其能够自种自食；或给予雇值，令其随军队耕获，使其能够自食其力。待官军开拔后，地亩开荒已成熟，哈密民众复业者必日趋增多。

在屯垦之外，左宗棠依然需要依靠陕甘及内地诸省的粮饷支持。种粮为基础，运粮则为关键。因此，左宗棠不仅注重对道路的开通与维护，也注重对路旁树木的种植。

在后勤布置妥当后，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左宗棠从兰州出发前往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在行军途中沿官道栽植树木。抵达肃州后，左宗棠在肃州设立行营，分遣大军西进。西征军在行军途中，同样沿官道栽植树木。据学人秦翰才之言，左宗棠在官道两旁植树，“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这在当时主要服务于军队后勤。

在左宗棠影响下，其部下也积极植树。如，湘军将领魏光焘到达平凉时，令平凉士民择其地所宜树木，于池畔、河旁、道左、地角悉行栽植，或五尺一株，或一丈一株，不使地有空闲。与左宗棠相比，魏光焘的植树除“荫行路”外，更有“供梁栋之用，资爨（cuàn）薪之需，制器物”等实用考虑。左宗棠及其部属栽种的这些树木，从陕西绵延至新疆，沿途数千里，构成了西北边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左宗棠的充分筹备下，清军在北疆的军事进展较为顺利。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末，收复乌鲁木齐；至九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北疆所有领土。因时值入冬，清军决定就地休整，待来年开春后再图南疆。在此期间，左宗棠着手恢复北疆经济，大辟屯田、招徕流民、发展民生事业等等，旨在“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清军收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仓促逃往库尔勒，不久死去。至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等城，左宗棠上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至此，清军在新疆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左公柳”已遍及西北各地。根据左宗棠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一份奏稿记载，仅“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此外，还有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

▲左公柳。来源：平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网站

光绪五年（1879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濬在西行嘉峪关之时，沿途皆见左宗棠所植之树，心有所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与植树相伴而行的，是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恢复。在新疆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后，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不劳民力，不耗公财”，以兵代工为出发点，提出了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等办理新疆善后事宜的要点。除新疆外，左宗棠在陕甘等地亦秉持这一经营理念，令各防军于暇时平治道路、开浚河渠、助垦民田、广植官树，修建城堡、驿舍、桥道、河梁，凡民力所不逮者，皆防军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