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中央动用数十万武警，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严打”活动，大大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共有177万余名刑事犯罪分子被抓获。其中2.4万罪大恶极的罪犯被枪毙，剩下的大多数人则被送往西北各地进行劳动改造。
那么，这场“严打”是如何开始的呢？这些重刑犯经历了怎样的改造生活呢？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呢？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暗处也开始有阴影滋生。由于基层管理松动、失业人口上升和暴力文化传入等因素，我国犯罪率迅速提升。短短两年后的1980年，全国案件就达到了75万余起，其中大案要案5万余起。1981年更是上升到89万余起，其中大案要案6.7万余起。许多城市的街头都出现了混混群体，对治安造成了很大影响。
而直接促成“严打”的，则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二王”即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他们四处抢劫杀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最后中央出动公安、武警及民兵2万多人搜捕，才终于在江西广昌将这两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击毙。
“二王案”和当时的一系列重大案件让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对刑事犯罪重拳出击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当年9月，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展开了。这次“严打”是少有的军事色彩浓厚的打击犯罪运动，动用了大批武警和民兵。
而1983年“严打”的效果毫无疑问是显著的，177万余犯罪分子被抓获，2.4万罪大恶极者被处决，社会治安状况迅速好转，198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数量与同期相比下降了31%。
不过在抓了这么多人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这些罪犯该怎么处理呢？这些人里面罪行最重的一批已经被枪毙，剩下的人没有达到枪毙的标准，但罪行也不轻，不可能直接放了。如果将他们都关入监狱的话，那各地的监狱很可能就人满为患，甚至难以承担了，新建监狱的话又要增加大笔开支。
因此，劳动改造成为了许多人眼中合适的惩戒方式——与其让他们都挤在监狱里，不如让这些人用行动偿还自己的罪孽，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当时西部大开发尚未开始，西北地区还较为落后，因此许多重刑犯都被遣送到了大西北劳动改造。
犯人们抵达大西北后，“迎接”他们的并非通常那种高墙林立、壁垒森严的监狱，而是特殊的“天然监狱”，即西北各地的改造农场。
当然，作为监狱，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管住犯人，让犯人无法流窜出去作恶，从而专心改造。在这一点上，改造农场是绝对合格的。虽然这些农场看上去不像一般的监狱安全措施那么多，但它们得到了大自然的帮助。
比如青海诺木洪农场，位于柴达木盆地腹地，周围荒无人烟，连个村子都没有。诺木洪农场周围尽是戈壁、雪山和荒漠，不但地形复杂，还有大量危险的野生动物。方圆三百里的范围内，唯一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是这座农场。
因此，就算有犯人成功“越狱”，也会马上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诺木洪农场之外的人类定居点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在缺乏交通工具和向导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逃出去。在周围无尽的荒芜中，犯人不但难以获得食物，自己还有成为食物的风险，那些逃跑的犯人往往不得不重新返回监狱。
比如农场的重刑犯申某，就曾在出工时趁机逃脱。然而他逃走后没多久就迷路了，转了半天还是在农场周围打转，结果几小时后还是被看守抓获。
不过，试图逃跑的犯人终究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配合改造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改农场的管理体系较为高效合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监狱干警十分耐心，犯人也得到了较好的待遇。干警们不仅仅是将劳动作为一种“惩戒”这些犯人的方式，还尽可能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其实一开始，农场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好。犯人们连餐桌和椅子都没有，只能蹲坐在地上吃饭。饭食也很简单，就是煮土豆配炖甘蓝。
但后来随着农场建设的完善，犯人的伙食水平也有所提升，不但有了更多的种类，还能在每周日“开荤”，得到一大块红烧肉和一份甘兰汤。要知道这可是1983年，当时很多家庭也就是逢年过节能吃上肉。农场劳改犯们却能够每周吃一次红烧肉，已经算很不错了。
并且，农场晚上还允许犯人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视，有时还会组织电影放映，这个待遇也是相当高了。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电影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较为奢侈的年代，这些犯人却能够聚在一起看电视、看电影，娱乐活动也是相当丰富了。
当然，犯人们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也是有原因的。诺木洪农场原本不过是一片不毛之地，什么产出都没有。正是在一代代劳改犯的建设之下，诺木洪农场成为了青海重要的粮油产地，大西北的粮仓。虽然名为“农场”，实际上其耕地面积达到了6.3万亩，甚至还成为了高产小麦的培育地。
不过归根到底，也是有关部门给了这些劳改犯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些可都是刑事犯罪的案犯，但他们在劳改农场里不但没有受到折磨，还能得到这么好的待遇，让不少犯人十分感动，因此大多数犯人还是配合改造的，但总还是有一些“刺头”。
比如罪犯黄某，性情暴躁，经常违反监狱纪律，又时不时与其他犯人发生冲突。对此监狱干警没有简单粗暴地直接严惩黄某，而是对其性格和经历进行了调查，摸透了黄某的心理。于是干警们一面给黄某做心理疏导，一面培养黄某弹吉他的爱好，终于让黄某打开了心扉，认真改造，还在监狱组织的比赛里获得了二等奖。
而诺木洪农场也是大西北各地劳改农场的缩影，当年那些被遣送大西北的劳改犯，除了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和态度特别恶劣的人之外，基本都在劳改期间洗心革面，刑满释放，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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