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在领导层中实施宗派主义，试图将毛主席挤出领导决策层。
当时，博古和李德在赣南中央苏区掌权，占据中国革命和党政军大部分势力。
1934年9月，博古找到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告诉他红军即将转移到湘西建立新的苏区。
李维汉负责向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传达消息，要求提供留下和带走的名单。
在留下的高级干部名单中，陈毅排名第二，项英第一。
还包括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贺昌等。
毛泽东也被列入留下名单。
当时，虽然毛泽东已经被排除中央领导核心，但由于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最终被允许参加长征。
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毛泽东被留下，未来局势就很难说清了。
虽然当时是博古和李德的“一言堂”，关于干部去留的规定带有情绪色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陈毅、瞿秋白等人都曾反对过博古，以至于当时何叔衡已经花甲之年，之所以选择留下，还是因为与毛泽东关系不一般。
当初，毛泽东跟随大部队长征前，担心瞿秋白身体，专门询问周恩来。
结果被告知瞿秋白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毛泽东认为此举不妥，希望可以一同离开。
周恩来叹了口气，表示博古和李德已经决定，很难再改变了，还不如派人掩护他回城里治病。
听到这话的毛泽东生气表示：“这绝对不可以，我亲自去找他们要说法”。
那么问题来了，瞿秋白是何许人也？
毛泽东为何对其如此关怀呢？
1923年6月，二人在广州党的三大会议相识。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如何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而瞿秋白作为三大党纲的起草人，则在党纲草案中将农民运动问题写入，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
两人一见如故，深厚的知己关系由此建立。
毛泽东和瞿秋白第二次见面，是在半年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二人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瞿秋白还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的起草，而毛泽东在随后的一年中，也就是国民党二大筹备期间，参与修改了《农民问题决议案》。
1927年初，毛泽东（34岁）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以回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不公平看待。
在32天的考察中，他访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五县，2月5日结束。
随后，他向中共中央打出报告，表示党内应正视农民运动积极的一面，纠正社会舆论中的负面观点。
当时的报告中强调在当前局势下，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预测未来将有数千万农民将加入，冲破一切束缚，对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和地主阶级。
1927年初春，瞿秋白在党会后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同毛泽东观点，决定将其单独刊印。
他赶忙叫醒正在熟睡的秘书，问他是否看过该报告，结果秘书回答：“只是简单翻阅了一下”。
瞿秋白不悦，强调党内同志应认真研究报告并提出意见。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危机，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越走越远。
很早之前，瞿秋白就对此不满，可反对也需要拿出来“证据”。
而毛泽东的报告成为纲领性文件，给他带来了新思路。
随后，瞿秋白深夜赶写了一篇序言，强调中国革命者应代表农民，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并打算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
结果得知此事的陈独秀大发雷霆，表示反对，他担心文章引发不良行动，有损国共合作，就算要发表，也必须将言辞“不当”的部分删除。
可瞿秋白不同意，他认为该报告全文观点都符合当下形势。
最终，毛泽东的文章被印成小册子广为发行，瞿秋白亲自写了序言，呼吁中国的革命者都应该阅读这篇文章。
在5月和6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了《向导》周报的《报告》。
英文版的编者表示，《报告》在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刊物中最为清晰。
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为“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被称为"八七"会议。
此会议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层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并建议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尽管只持续一天，但"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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