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的晚期灰坑H3403中,考古发现一件特殊的扁壶残片,因为上面有两个朱书文字。

对于这两个文字,其中下图所示的没有引起异议,因为与甲骨文、现行汉字一脉相承,所以基本一致认定为“文”,但另一个字却争议很大。

关于下图“文”字,最早出现在7000年前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陶圆盆上,后又出现在良渚文化陶器上,此字非常神奇,具体起源来历还不能100%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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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朱书另一个字见下图右,过去40年来学者解释颇多,大约有昜(yáng,通阳)、易、尧、邑、是(氏)、唐等,总之众说纷纭、分歧很大。

按照过去学者破译,陶寺晚期或是禹都、或是尧都、又或是其他。因此,这个字的破译,可能有助于搞清楚陶寺遗址的族属,从而对中国上古史带来重大影响,乃至改写中国历史。

随着考古研究深入,如今取得一系发现,对于破译此字作用重大。接下来,就谈一谈此字破译的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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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扁壶有何用途

陶寺朱书扁壶非常特别,多年相关研究情况,笔者将之归纳一下,重点是以下四点:

首先,出土于老Ⅲ区的灰坑H3403,灰坑就是垃圾坑,古人倾倒垃圾的地方。陶寺朱书扁壶为何被扔到垃圾堆里?

其次,学者田建文在《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中指出:H3403灰坑所处年代已进入公元前2000年的范围内,这是研究这件扁壶上朱书文字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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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是一件残破的扁壶,但属于被人特意摔坏,然后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上面写字,扁壶鼓凸面一侧写“文”,扁平一侧写了了另一个字。之后,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抹朱砂一周,这也是为何判断人为摔坏在先的原因所在。

第四,扁壶形制独特,一面凸起一面略带凹处的平面,与天圆地方极为相似;同时,该扁壶制作粗糙,像是一次性陶器,单纯为了某种用途,仰韶遗址中就有很多制作粗陋的一次性的随葬陶器;此外,扁壶上的颜料是朱砂,考古发现史前朱砂文字往往与死亡或占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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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即:为了某种仪式,烧制了一件粗糙的却含有特殊意义造型的陶器;在这一仪式举办时将之摔坏,然后用朱砂写字、描边,完成某种特殊仪式;最后,在仪式办完后,将之扔到垃圾堆里。

因此,陶寺写有朱书文字的扁壶,或为占卜所用,或为祭祀所用,不会存在其他用途。

其实,以摔坏陶器、朱砂、扔至垃圾堆等来看,陶寺朱书扁壶应该用于葬礼。因为,至今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不少地方,在举办葬礼时还有类似风俗,比如起棺前,长子跪举陶盆至头顶,然后将盆掷地摔破,以破为吉,最后破盆被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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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朱书应为令字

因为陶寺扁壶用途特殊,所以其文字理应能与之匹配。以此来看,陶寺扁壶朱书两个字应为“文令”,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与甲骨文中令字更近似

由于陶寺朱书中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现行汉字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另一个字理应也会如此。据此,对另一朱书的破译,可在甲骨文、金文中寻找或对比。而通过对比,学者朱同州考证发现与“令”更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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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令”,上部犹如大写字母“A”,下部是个规规矩矩跪坐着的人,《说文解字》解释为“令,发号也。从亼、卪”。令字上部“从亼”,甲骨文大师罗振玉认为是“集众人而命令之”。

陶寺朱书上的这个字,由“圆、下划一横”与“跪人”上下两部组成。关于下部含义,学者普遍认可是“跪人”,与令字下部一样,因为此前学者判断的“邑”、“命”、“尧”,其下部都是“跪人”形象。因此,问题的焦点在于上部“圆加下划一横”的含义。

学者朱同州认为:“圆加下划一横”象天之形的早期形态,随着人的观念由天命向人命观念的演变,“令”上部从“圆加下划一横”转变为“亼”,即朱书扁陶壶平面朱书为“令”字早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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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令字更符合扁壶的用途

前文所说,扁壶用途特殊,更可能是葬礼仪式上的用具。因此,上面的文字应该或与所死之人有关,或与天命、鬼神有关,或与升天有关(古人向往升到天国,但升天图一般随葬,因此扁壶应与升天关系不大)等。

与天命鬼神相关的话,“文令”可以理解为听从天命、鬼神所发命令,或“文令”两个字本身代表天命、鬼神,古人崇信鬼神,葬礼仪式中让其出场,实属正常之事。但是葬礼之器不祥,于是这种不需要随葬的器物,用完之后将之扔到灰坑。

与所死之人相关的话,“文令”恰好符合一个历史人物。周代中期以前,“令”和“命”是同一个字,后来为了强调发号施令,西周金文中多加一个“口”,构成了“命”字,所以“文令”就是“文命”,而史书中称大禹为“文命”,大致死于陶寺遗址晚期,又有史书记载禹都晋南或与尧舜并都平阳,这也是夏朝晋南说的文献根据之一。由此,或是大禹后代在扁壶上写下大禹称号,来表示子承父业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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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扁壶两个朱书应为“文令”(文命),如果将之与史书对应,那么陶寺遗址即为大禹之都,也即夏朝早期都城。而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恰好对应尧舜禹,中期取代早期、晚期取代中期都有暴力夺权现象,又恰好印证竹书中舜禹暴力夺权的记载。如此种种,表明夏朝源于晋南,都城在陶寺遗址。

但禹夏晋南说,也会面临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在文献上,禹夏与东夷交往密切,但晋南与东夷相距甚远,两者如何密切交往?在考古上,陶寺遗址终于公元前1900年(与二里头王朝期相隔150余年),此后夏朝去哪了?因此,该如何解读夏朝与陶寺遗址、大禹与尧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资料:《史记》、《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朱同州——陶寺扁壶何以朱书“文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