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那天我巧遇微服私访的赵凡，于是有了下面的故事|知青往事|营部|赵凡(1916年)

知青往事：那天我巧遇微服私访的赵凡，于是有了下面的故事

1978年秋季，农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寨子里都在议论“知识青年闹革命了”。

而我们通过各方面信息判断，尤其是宋庆龄所主持的人大会议公报里所提出的，要照顾到退休退职老工人的后顾之忧的论述，我们在勐龙镇地区，广泛提出今冬明春知青要回去的理论，以此来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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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正好巧遇微服私访的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于是有了下面的故事……

当时我所在的十三营在一个坡上，我住的那间屋子是原老团部的招待所，上海慰问团来时曾住过这间，该屋子坐北朝南，离我老连队仅一壑之隔，连队的牛叫我也听得到。星期天自下而上传来阵阵叫我的声音，推窗遥见小兄弟站在土丘上叫我过去吃饭，今天伙房只开两次窗，于是过去混饭吃。饭毕，欲到街上逛一圈。

走到桥头，习惯往自己的屋子方向望去。咦，怎么白墙黑瓦间站着两个人正朝连队方向眺望，指指点点的举动，不像是农场里的人？营部办公室在南边，星期天人们朝街上走，怎么这两个人站在我的房子的北窗口？

人头熟了，谁是谁我一清二楚。干脆街上不去了，于是驻足观望起来。突然那两个人开始向下移动起来，弯弯曲曲终于让我看清楚了，走在前面的好像年纪大，后面的年纪小，他们边走边注视着我的方向。

年纪大的像长者，中山装上别着一支钢笔，身板还显硬朗，步伐自信，一看就像久坐机关的老干部。身后年轻人，穿着军便装，提着公文包，很有书生气，看来是秘书。直觉告诉我，他们是远道而来的。

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还没来得及想好，两人已来到我的眼前，没等我开口，长者微笑着问我了。“这是个连队吗？”说着朝连队望了一下。“是的，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是中央调查团的，看到山下有个连队，便想下来看看。” 我内心一阵激动，真是不请自来了。

我就近把他们接到罗姓副连长的小伙房里，长者没急于坐下，而是环视一下四周。简陋的桌椅上还摆着剩余的酸盐菜，一块砍剩的盐巴搁在黑丘丘的灶头上，破败的草房里放着一只大水缸。

当询问完老罗的来历时，小伙房被闻讯而来的知青已挤得水泄不通了，一屋子的人都睁大着眼睛看着来客。长者深情地问大家，“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家七嘴八舌了：“上海”，“重庆”。“有没有北京的？”没人应答。这时人堆里有人说“北京的大多都回去没来。”“你们是哪年来的啊？” 我告诉他上海是1970年来的，重庆是1971年来的，连队还剩一个昆明的。

长者听了若有所思地嗯了一下。“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长者看来很有谱。被他一问，好像火膛里的干柴，劈里啪啦炸开了。大伙不约而同”我们要回家！”情绪激动，人声嘈杂。

安静下来后，长者继续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受过磨难的人，刚解放不久，是邓小平派我来解决云南农场的知青问题的，你们的事中央是知道的。”

对着长者，我毫不顾忌地说开了，“我们来时，农场宣传得很好，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吃大米。下雨天不上班。事实不是这样，这么多年农场没什么变化，来时大沟里水可到胸前，现在环境被破坏，水只到脚跟了，生活仍旧没改善。”我接着说下去，“上海，重庆是产业城市，知青家长大多是工人农民，他们工作很忙，没办法为子女开后门，别说找人盖公章，有的可能乡办在哪里都不知道。而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很多知青家长是机关干部，要找个关系，搞个证明，敲个公章，比上海方便多了。现在北京知青大多走了，难道就该上海和重庆知青留在这里？这不公平。”大家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长者听得也很认真。

我还说，“现在知青都很灰心，造反是为了返回老家，这不能怪我们不爱农场。说到这里我的眼泪几乎掉了出来。长者耐心地听我把话讲完，他知道我说这话时内心也很痛苦，他没打断我的话，也没不屑一顾，更没居高临下，而是指指少者，吩咐把我的话全部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