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遗体捐献者：用生命延续生命|器官捐献|局部解剖学|纪念|遗体捐献

新闻背景：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截至2024年6月16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6789609人，实现捐献例数达53251人，捐献器官个数达163962个。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张赫侯佳欣）“去年寒假快开始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位老奶奶，在人体解剖学系“善志楼”附近转悠。她说，老伴儿捐了遗体，被送来这里，想他了，就来看看他。她也签订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表”，成为一位“捐友”，离世后，会来这里，和他一起。”在上完局部解剖学课程后，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黄晓敏在纸上写下了这段话。而在学校的解剖楼外，学生们偶尔能看到在门口一直“转悠”的人。黄晓敏告诉记者，那可能是“大体老师”的家人。

大体老师，是对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与研究者的尊称，是医学生的第一个“老师+患者”。第一次手起刀落、第一次感受人体的质感、第一次看清器官的分布和形状、第一次直观思考错综复杂的血管如何在人体曲折徘徊……都源自这群人。

“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解剖千刀万刀，不愿医生在病人身上开错一刀。”在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捐友”，这句话，是他们的信念。

1996年，南京市一批离退休老同志自发成立“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倡导去世后做到“三不、两献、一育”，即：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接受花圈挽联、不用骨灰盒建墓土葬；捐遗体供医学研究、献器官供临床移植；骨灰用于植树育林。

“没有他们，何来医学的进步。他们无法言语，却是最好的良师。”6月7日，在南京，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走进了这个群体。

“在我的遗体上，划下千刀万刀”

南京医科大学“善志楼”一楼大厅的右前方，是“捐友”纪念屏。滚动栏里显示着：往年今日，捐献遗体者的介绍。几行字，简洁利落，但蕴含着莫名的力量。

28年前，南京市一批离退休老同志自发成立了“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这个志愿者组织在2008年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评为“全国最佳红十字志愿者组织”，也是这十几位退休老同志，推动南京市遗体捐献工作进入新阶段。而我国著名的法医病理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开创人之一周雪良教授正是第一批响应者。那年，他郑重地签署了遗体捐赠的协议，成为南京市第一批“捐友”。

签署捐赠协议的23年后，98岁的周雪良完成了生前的心愿，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他热爱并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南京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无语良师”。正如他的遗言：“毕生所学就是治病救人，把自己献给医学事业，是我给年轻人最后一次学习的机会。”

1998年，新中国著名的法医病理学家基础医学院法医学系周雪良教授签署遗体捐赠协议。南京医科大学供图

周雪良并不孤单。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系主任张永杰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近五年来，每年大概有100多位“捐友”完成捐献，在周雪良教授之后，已有1817位“捐友”在学校完成捐献，还有14512名“捐友”已进行了登记。

他们之中，有战士、有医生、有教师、有工人。年过九旬的殷逢樵老人和老伴徐景芳都是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徐景芳曾是一名后勤兵，十多年前就签了捐献书。她说：“当时知道在医学院教学课堂上，因为没有提供给学生解剖的遗体，只有老师能够操作解剖，学生只能在旁边看，很心疼。所以我想，把自己捐献给医学教学事业。”

钱宛汝是钱钟韩院士的女儿。钱钟韩院士是中国热工自动化的开拓者，在钱宛汝的眼里，他更是一个合格的父亲。2002年，钱钟韩院士去世，遗愿之一，是把遗体捐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后来，钱宛汝和她的丈夫也一同捐献了遗体。她说，这样就能离父亲更近一点。

“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解剖千刀万刀，不愿医生在病人身上开错一刀”，这是无数“捐友”临别时最后的心愿。

医学生的第一堂课

在南京医科大学“捐友”办公室，打开登记在册的“捐友”名录，李娟是南京第5497名“捐友”，年龄永远地定格在了18岁。

2011年夏天，来自江苏宿迁泗阳一个清贫农民家庭的李娟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但入学仅2个多月，就被确诊为中晚期黑色素瘤。

生命进入倒计时，李娟也开始为身后事做准备。想到开学时参观医学伦理教育馆时关于“捐友”的介绍，当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对大体老师的尊敬，是医学生应该上好的第一堂课。”

于是，她也做了一个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学校。“希望能拿我做案例，让南京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研究出治疗新药，我也想永远留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让我去给同学们做第一堂课的教案吧。”

离开的时候是冬天。李娟最后只对守在床边的父亲小声地说了句：“我听到学校的120来接我了，我要回学校了。”她的故事被写进了医学伦理教育馆，每一年解剖学的第一节课，老师们都会组织学生参观医学伦理教育馆，向和李娟等全部的“大体老师”默哀致敬。而在后续的解剖课上，每一位“大体老师”由两名学生轮流担任主刀，其他同学担任助手，共同进行解剖学习。每学期解剖学课程结束前，老师们会组织同学一起再次向“大体老师”默哀致敬。

南京医科大学学生送别李娟。南京医科大学供图

“解剖学最好的老师不是临床教授，而是这些无语良师。”南京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实验室主任古慕峰说，遗体捐献者曾鲜活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在他们签下捐献书的时候，都曾质朴地说：希望对你们有用。

在南京医科大学，局部解剖学教学结束，遗体会被送往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由实验员们将学生解剖结束的标本再次制作为“系统解剖学”教学所用的标本。人体解剖学实验室历任的实验员们都坚持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用标本。实验员们精心制作的教学标本最符合系统解剖学教学的需求，且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捐友”们捐献遗体供同学进行解剖教学的夙愿。

在《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等必修课程中，“大体老师”是所有医学生人生中第一场“手术”的“患者”。而这些标本，是医学生们的第一堂课：课程里不仅有医学知识，更有对生命的敬畏。

接遗体回家的人

6月6日凌晨1时20分，一通电话打破宁静。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的实验师毛志远立马起身，摸索着按下接听键，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职业病”的条件反射。

这是一通来自“捐友”家属的电话。短短1分钟的电话，有哽咽、有不舍，但最后只剩一句，“人走后遗体捐献，是他的心愿。”记下地址、约好时间，马上出发。毕业多年，毛志远还是习惯像学生时代那样，称呼他们为“大体老师”，哪怕他已经毕业多年。

2012年，毛志远本科毕业选择留校，并成为了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的一名实验师。接收过的遗体已有数百人之多，但他从不害怕。

不只是南京，也不只是毛志远。目前，在我国每一个省份，均有遗体接收站以及专职或兼职负责遗体接运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世界里，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因为一旦有登记过的捐献者离世，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

“‘捐友’去世，很多都在深夜，要保证家属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即使是春节年夜饭，我也从不喝酒，只要电话一响，拿起车钥匙就出发。”毛志远说，道路还不通的农村、没有电梯的老房，接收遗体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他和同事抬着遗体，下过7楼、走过进不去车的弄堂，也蹚过水，但哪怕伤着自己，也不能磕碰到遗体。

毛志远不善言辞，但这是他表达尊敬的方式。

接遗体，不仅是接到学校就结束。“回到实验室后，首先需要做的，是防腐保存。”古慕峰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遗体一般需防腐保存4年左右，才能达到教学要求。在全部教学使用完毕后，一部分遗体会被做成教学用标本，一部分遗体则会由使用单位负责遗体火化。

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员制作教学用标本。南京医科大学供图

也是因为需要专人负责，且遗体接收期间涉及一系列繁琐事务，国内很多遗体接收站开设起来存在困难。以安徽省为例，省内仅设立了四个遗体接收站点，而吉林和湖南直到2021年才分别有了省内首个遗体捐献接受站，极大地限制了遗体捐献的来源。

从1996年南京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成立以来，接收“大体老师”这一重任，28年不曾停歇。古慕峰和毛志远很难用一句两句说清楚自己为什么坚持。但他们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人物画像：我国著名人体解剖学家，编创出中国第一部人体层次解剖图谱的姜同喻老教授。

1936年考入大学，1941年毕业且留校成为人体解剖学教师，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咖啡色塑料凉鞋、蛇皮袋材制拎包，是大多数人记忆里的姜同喻。兵荒马乱的年代，姜先生边做教师边行医，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条件，他到各个医院寻找无主尸体，然后运回学校以供教学。

1954年，姜同喻绘制了我国第一部中国人体图谱，将整个人体通过解剖制作了78件（层）标本，相应绘制78幅草图，出版了《连续层次解剖学图谱》和《人体解剖学图谱》。

晚年退休后，他奔走于全国几十所医学院校举办各类学习班，自刻蜡纸，用油墨印刷学习提纲，亲自解剖遗体并演示，他所到之处，都要和对方约法三章：不收讲课费，不住宾馆接待，与学生同吃同住。

“即使是今天，解剖一线工作依然艰苦，这也是国内不少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系规模逐渐缩小的主要原因。”古慕峰说，南京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之所以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代代先辈“立德树人、敢为人先、甘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承。

而无论是古慕峰追忆的姜同喻教授，还是年轻一代的毛志远老师，28年来，他们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点：不是教授，不是主任，也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接遗体回家的人。”

“无语良师”依然被渴望

“一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深厚的解剖学知识，但要有可供实验研究的遗体。”

在张永杰看来，最理想的解剖教学是一具遗体由2-4位学生解剖，南京医科大学目前的解剖教学是一具遗体由10-13位左右学生解剖，而更多的学校，是一具遗体由15-20位甚至更多学生一同解剖。

“大体老师”数量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学生的基础教学和医学人才的培养。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运营新闻实务教学和实践平台（RUC新闻坊）的统计数据，在2023年，根据我国31个省区市红十字会和官网相关报道，我国各省份累计遗体捐献平均数量约为1485位，上海以12794位高居榜首。结合各地医学生人数，就会发现失衡问题依然存在。据了解，有些医学院校解剖课程只能以硅胶模拟人或3D解剖代替“大体老师”，有的医学生甚至只能通过学习经典解剖视频，想象自己的第一场“手术”。

但“大体老师”的缺乏，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共性的问题。例如，卡塔尔所需医学研究器官均需从美国进口；如捷克法律规定，只要在医院过世的病人，都必须成为大体老师；意大利2020年出台“关于为研究、培训和科学研究目的处置人体和死后组织的规则”，凡未特别声明死后不愿捐献遗体者，都将被视为同意捐献遗体和器官……

在我国，实行的是自愿捐献制度，医学院“大体老师”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个人捐献。根据今年5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我国遗体器官捐献采取“明确同意”的原则。一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捐献其人体器官。二是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