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贵州的战略要地遵义，并暂时停驻在此地休整。在此期间，王稼祥同志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自1934年10月以来的革命工作，同时商讨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
会议开始之后，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率先发表讲话，他认为中央红军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表现优异，数次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无论战斗意志和战斗力都属一流。除此之外，博古还特地强调，中央红军此时应该团结一致，不能因为一些小事互相猜忌、指责。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博古这是在给自己和李德“洗白”，此二人自1933年下旬起，接连犯了一系列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导致红军蒙受了极为重大的损失，可博古却故意对此避而不谈，简直是将政治局会议当做了儿戏！
彭老总脾气火爆、性格耿直，他在听完博古的讲话后，立即站起来指着博古的鼻子厉声问道：你难道没有错误？敢这样避重就轻？此话一出，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大家纷纷转头看向博古，而博古则是一脸尴尬，不知道该如何接彭老总的话。
过了一会儿，张闻天又站起来发言，他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博古，直言其在军事指挥上存在重大问题，必须要向党中央道歉、检讨。紧接着，毛主席也站出来讲话，他先是分析了当下的革命形势，简明扼要的指出革命队伍所面临的困难与窘境，随后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横穿乌蒙山区，进入敌人防御比较薄弱的西康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就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重新播撒红色火种。
主席的建议合情合理又稳妥，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认可，大家也由此意识到，毛主席无论是智谋还是大局观都远超博古，因此博古应该“让贤”给主席，让主席出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这时，王稼祥主动提出重新票选最高领导人，他本人更是带头将票投给了毛主席。
王稼祥当时是政治局的常委，又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非常大，眼看着他鼎力支持毛主席，彭老总、周总理等人也纷纷效仿，将希望和期盼寄托在毛主席身上，而博古和李德则慢慢淡出中共核心权力圈，逐渐被“边缘化”。
长征结束后，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刚刚组建的中共西北局秘书长，统管陕甘宁的民运与行政建设工作。抗战爆发后，毛主席指派王稼祥出任八路军总政部主任，但王稼祥因为书卷气太过浓厚，不善处理人情世故，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各项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最终他不得不主动辞去该职务，转往理论研究部门工作。
解放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本打算让王稼祥到中共东北局任职，可他却在正式赴任前夕突然病倒，被迫远赴莫斯科疗养、休息，一直到1947年下旬他方才返回国内。人民政权建立后，王稼祥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他曾做为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过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共产主义大会，并当众发表讲话，呼吁红色国度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王稼祥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批驳苏共的一系列“右倾”言论和思想，极力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名誉。1966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外事小组的核心领导人，然而他刚刚上任没多久，动荡便突然爆发，他很快受到居心叵测者的陷害，于1968年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河南的干校学习、改造。
1970年，王稼祥因为长期压抑、营养不良而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胃病，时常咳嗽、呕血，党中央得知此事后，便特批他返京疗养。1972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所恢复，于是便给毛主席写信，请求重新复出工作，再为革命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
毛主席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打算推荐他增补为中央委员。但谁料就在1974年初，他的心血管突然破裂，后经抢救无效去世，时年六十八岁。动荡结束后，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他的骨灰也被迁移到八宝山安置，除此之外，新华社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缅怀他，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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