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金爵奖揭晓，结果意外吗？|上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爵奖

2024年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颁奖结果或许有些出人意料，却正反映出评委会主席陈英雄的审美。在上影节大师班上，陈英雄强调电影的美学风格大于故事内容，而金爵奖主竞赛的多数获奖影片也都将电影语言的探索创新置于讲故事之上。

最佳影片《离婚》（哈萨克斯坦）故事发生在苏联治下的中亚偏远村落，村干部无视实际民情，强行推行苏联政府的女性解放政策。无论主题亦或风格，本作都让人想起苏联新浪潮代表作《第一位教师》。

同样的严寒荒原环境，同样讲述改革与民族传统的冲突，反思不顾民情的僵化意识形态下放。村民虽响应政策号召，但内在思维模式依旧被传统主宰，两者的矛盾导向困境与悲剧。

《离婚》最突出的两个美学特征是固定宽镜头与舞台剧质感。宽镜头突出荒原的广袤空阔，反衬人的渺小，象征民族传统充盈天地、绵延无尽的碾压力量。舞台剧首先是故事中的显性元素，营造戏中戏层次，讽刺村干部上级传声筒式的官僚作风。同时，片中的场面调度和表演风格也散发出舞台剧形式感，赋予人物超越个体命运、映射民族群像的恢宏苍凉广度。

舞台剧的形式感也为演员表演增加难度。既要演出话剧式的浓墨重彩冲击力，又要兼顾电影本性的真实自然。女主奥玛洛娃·阿米拉将这两种矛盾的调性自然融合，在古典悲剧式的饱满情绪中依旧保持适度克制，不失日常生活气息。这也是为什么她能赢得金爵奖最佳女演员。

评委会大奖《成年人》（阿根廷）是获奖影片中较为侧重讲故事的，但其最鲜明的特点依旧是风格。

如果隐去导演名字，很容易认为这是一部达内兄弟作品。相似的早熟青春期主人公，相似的现实主义情节剧，相似的手持移动镜头，区别是不像达内兄弟般追求强情节和强戏剧冲突。

导演试图在贴近生活和戏剧性矛盾之间找到平衡点，构建出一个更契合纪实影像、更凸显内在细微情感的故事。影片也的确将少年主人公的内心困境刻画得细致入微，但在戏剧冲突的呈现上过度注重内收，导致故事局限于日常生活状态，在人性灰度和道德复杂性方面挖掘不足。

最佳导演《院中雪》（格鲁吉亚/俄罗斯）的故事用三句话即可概括：一个中年男人的潦倒生活，两个中年男人若即若离的友谊，一幅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的生活图景。

缓慢滞涩的节奏、过度细碎缺乏因果联系的场景挑战观众的耐受度。然而，故事内容的空疏和情节铺排的散慢正是导演的追求。他进行的是一场反戏剧性叙事实验。男主在片中写作记录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而他的朋友却想将这种记录拍成电影，这正是导演的实验宣言。他就是要用琐碎絮叨、目的性模糊的故事和人物来颠覆虚构叙事的规则。

尽管叙事探索足够大胆，却没能彻底贯彻。在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和他与好友的关系方面，导演仍旧无法摒除由外到内、层层深入、引发共鸣的传统剧作思路。

与《院中雪》相似，获得艺术贡献奖的《拾荒人》（伊朗）也是一部以形式实验为核心的作品。全片没有对白，只展现一个拾荒人在荒无人烟的村庄中捡废品。长镜头、黑白摄影、荒芜村庄、孤独个体等风格元素有贝拉塔尔《都灵之马》的影子。

本片在反叙事方面比《院中雪》走得更远，导演完全剔除了人物和情节，用冷冽静默的基调将视听语言的冲击力推到极致。断壁颓垣中的拾荒、焚烧、埋葬暗示人类生存的归宿只是周而复始、隐入尘烟，但拾荒人永动机式的持之以恒却又映射出人类本能的坚韧，绝望与希望、黑暗与微光并存，构成生命的本质。

即使最佳编剧，本届金爵评委也没有抛弃对风格特性的重视。在所有以讲故事为主的入围电影里，《刺猬》有着最独树一帜的调性。在荒诞夸张的喜剧和真实自然的正剧之间实现融合是本片成功的关键。

顾长卫回归到《孔雀》、《立春》的主题表达，讲述反常的理想主义者与世俗成规的对抗。主人公的疯承载着一代人的历史创伤（片中暗示他失常于文革）。他与侄子的相互认同、与家人的爱恨纠葛真挚可信。

正是这种历史重量和生活气息为男主的癫狂提供了支点，为看似荒唐的戏剧冲突注入触手可及的真实气息。理想主义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谈，而是承载生活与历史重量的血肉实感。

本届金爵最具争议的两个奖要属最佳男主和最佳摄影。葛优的个人气质和表演风格与《刺猬》的主人公是天作之和，他也贡献出生涯最佳表演之一，多数人都期待着他能加冕金爵影帝。

诚然，在影片质量和人物塑造水准上，《阳光俱乐部》都不如《刺猬》。魏书钧试图在写实故事中融入寓言式喜剧和魔幻现实元素，杂糅温暖人情、社会讽刺、生存思考。每个部分虽然都显出独具匠心的细节，但多种风格没能做到无缝融合。黄晓明饰演一个智商停留在孩童阶段的成年人，但其行为和台词却经常显现出与正常成年人般的清晰思路和文化水平。

然而，黄晓明得奖却又并非不合情理。当红演员牺牲自我形象赢取表演奖早已是全世界电影颁奖的惯例，而黄晓明此次也确实足够努力。为角色增重30斤，与智障人群长期共处，研究学习行为模式，也在有限的发挥空间里将角色情感诠释到位。人物塑造的缺陷更多在于剧作，而非表演水平。

相比之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获得最佳摄影更出人意料。本片最突出的优点在剧作、表演和导演方面。

如果细想，故事的设定、情节、人物关系的设计高度依赖巧合，是较难处理的剧作思路，但层层递进的剧情铺排、鲜活喜感的矛盾冲突和松弛有度的节奏把控隐去了刻意感。

男女主遭遇的外部困境和内心煎熬是疫情期间人们精神状态的缩影，也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悲观情绪。

黄渤和倪妮的表演各自动人，两人间的化学反应也从容自然。可惜最后四分之一节奏趋于冗长，人物刻画和主题表达缺乏新的发展层次，导致结尾的煽情过度生硬。

本片摄影恰到好处地完成了任务，但确实算不上出彩，这也不是一部侧重视觉风格的作品。相比之下，《拾荒人》、《星星在等我们》、《刺猬》、《离婚》等片的摄影承载更多主题表达功能，也更具视觉创造力，似乎更有值得获奖。

在未获奖的影片中，《他生活的两个世界》（日本）或许是最受观众喜欢的。CODA聋哑人、青春成长、亲子关系等元素都不算新颖，但优在精准把控的细节。对聋哑人生活和交流状态的刻画真实细致，视角平视，避免刻意的同情或猎奇。

人物情感描摹是典型的日式细腻干净风格，大方向是光明暖心，但也直面了因聋哑家庭而生的残酷代际冲突。对煽情的克制和融于生活的表演继承了日本写实电影的一贯优点。唯一的缺憾是结尾闪回还是煽情过度，破坏了整体的内敛基调。

《再见德国坦克》（德国）在所有入围作品里故事最明快顺畅。美国剧组进入德国小镇拍摄二战题材，在经济和文化上冲击支配小镇三代人，展现二战导致的文化断裂和历史阴影延续至今。

虽然设定略显直白，但好在群戏剧作高效无冗余，96分钟里塑造出近十个形象鲜明的角色，每个人的个性作风都能让人记住。

戏剧冲突的轻喜基调不但没有削弱战争反思的厚重，反而散发出一股悲凉尖锐的讽刺气息，映射出荒唐人物行为背后的历史创伤。

如果只论讲故事、立人物的水平，上述两部影片的完成度其实超越了部分获奖影片，但过于中规中矩的视听风格或许是它们无缘奖项的原因。这也再次印证了陈英雄的电影审美标准。

另外有几部入围影片也各具特色。

《一间自己的浴室》（西班牙）将布努埃尔的魔幻现实与阿莫多瓦的色彩融为一体，视觉风格的不拘一格升华了影片老生常谈的女性困境主题。《贝壳的沉默》（孟加拉国）用手持摄影突出紧迫感和纪实感，贴近现实的人物状态让强权政治对个体的威胁触手可及。《她的重生》（意大利）中主观视角的视听设计带领观众进入女主灵魂深处，感受她的善良与邪恶、搏杀与救赎。

剩余两部影片《逃犯》（法国）和《星星在等我们》则是缺陷大于优点。前者借罪案故事表达自由派政治观点，人物的政治象征意义大于个体情感，过度主题先行。后者显出张大磊的惯常风格，层次丰富的视听调度和悠远绵长的氛围感保证了艺术水准方面的高下限，但完全局限在导演自己的舒适区，对胡波的致敬也过于明显，原创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