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3日深夜，身居加拿大多伦多老人医院的张国焘滚落床下无人理会，最终惨死异乡，妻子杨子烈对此愤愤不平。
“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福，天道真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吗？还是苍天有眼，让叛逆者落得应有下场？暂且不提张国焘当年游走两党的不堪往事，且看1949年定居香港后他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证明那句俗语。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最初来到香港，张国焘在一家小报担任主笔，靠着每日撰写评论、专稿养家糊口，看似远离政治却有如惊弓之鸟，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能从国民党那里讨得便宜，厚颜无耻地反过头来再与我党纠缠，根本不算稀奇。
表面上声称想为新中国事业尽绵薄之力，不过是把我党当成了一张唾手可得的“长期饭票”，对此，他连痛改前非、远离美国中情局都做不到，民族大义对他而言远远没有握在手里的钞票有分量。
众所周知，张国焘曾在晚年撰写过回忆录，此事恰恰发生在他妄想回归大陆未果之后，更加可笑的是，如此选择的目的只为从约稿方美国堪萨斯大学拿到每月2000港元的研究费，还要赠予对方回忆录的英文版权。
就这样，一部荒唐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横空出世，字里行间满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对于张国焘而言，早已沦为世人笑柄的他也只能借此机会发泄不满，看似可恨实则可怜。
让人意外的是，本应该对昔日革命友人展开无差别诋毁，他却唯独对徐向前与蔡申熙两人笔下留情，字里行间还流露出满满的敬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来看张国焘与这两位我军高级将领的过往，尤其是与张国焘有着过命交情的蔡申熙。
虽说此人在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时极力维护一大批领导干部，看似站在了张国焘的对立面，可就在蒋介石亲自出马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张国焘正是因为接受并采纳了蔡申熙提出的“向西转移”意见后，又在蔡申熙的舍命掩护下才得以保全红四方面军主力，直到再次开创一片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川陕苏区。
毫不夸张地讲，蔡申熙当年舍命保全的还有张国焘的革命蓝图，只可惜，张国焘却在日后厚颜无耻地将其当做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资本。
至于徐向前，昔日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共事时，两人的关系可以用“乏善可陈”来形容，张国焘对徐向前用而不信，甚至还用各种手段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由此，徐向前一度生出想去中央做点实事的渴望。
就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面对张国焘、陈昌浩咄咄逼人的要权态度，徐向前不计前嫌从中调和与斡旋，算得上忍辱负重，表面上因为同意红四方面军南下而令毛泽东感到伤心失望，实则为日后张国焘回心转意留下了余地。
某种程度来讲，徐向前当年为张国焘“兜了底”，如若他最初与张国焘分军直接追随红一方面军北上，只怕张国焘立马就会迎来自掘坟墓的下场。
所以说，从念旧情角度而言，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两位“救命恩人”保持敬意就可以理解了。
可要说徐向前与蔡申熙对他有恩，当年不计前嫌苦劝他回心转意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就真的对他薄情寡义了吗？不知感恩也就罢了，非得在回忆录中对其颠倒黑白、大肆诋毁吗？
当然，笔者如此说是从正常的旁观者角度发出的疑问，殊不知，想要看清张国焘此举的目的，道德标准对他而言并不适用，不妨想一想，他当年撰写回忆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答案不言自明。
只有回忆录大卖，他才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为此，所有往事、人物对他而言不过是工具而已，可无差别诋毁所有人又会显得不切实际，适当对一些人致以敬意才会让这本回忆录看起来更具“市场潜力”。
这样看来，他对徐向前和蔡申熙的敬意，只怕也没有几分真心实意，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深刻地发现，张国焘心中对大是大非未必没有清晰的认识，只不过，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切对他而言并不重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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