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辽、西夏两边的关系进入缓和阶段，作为皇帝的宋仁宗赵祯却不觉得轻松，“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问题，搞得他每天都睡不好觉，琢磨着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对办法。
比如冗兵问题。
宋太祖赵匡胤曾担心需要重兵保护京城，进而国家被沉重的军费拖累，因而考虑迁都。结果大宋开国到他仁宗手上一共才走了八十年，为了养兵就需要消耗每年国库收入的八九成。
这一方面是因为开国以后的南征北战，又遇到辽、西夏以及大大小小的造反，使得国家需要足够的军队。
另一方面，是源于宋太祖开国时候的一条政策，因为在五代十国的乱世，有太多闲散人员和流民，容易造成社会问题。赵匡胤把他们纳入军队，以避免这些人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打家劫舍、起义造反之类。这一吸收，吸收了几十年，军队人数可想而知。
仁宗看着自己的帝国，地人博、山多、水好，百姓勤劳，他也勤政，可怎么还这么穷？这位以宽仁出名的皇帝不得不从皇宫府库——皇帝自己的小金库里掏钱出来补贴国家。
仁宗倒不是心疼自己的腰包，而是担忧这个问题再发展下去国家就完了。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就曾呼吁改革，认为是腐败导致了严峻的社会问题。结果后来演变成党派之争，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被贬去夷陵。
几年过去了，仁宗痛下决心要做一次大刀阔斧的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时候解决开国以来沉积的问题了。于是，宋仁宗又想起了这几个实干派、改革派。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负责编修《崇文总目》。仁宗扩大言官编制，欧阳修向来仗义执言，仁宗亲自任命他为谏官，和余靖、王素、 蔡襄，史称“四谏”。
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年老体弱，离开相位，晏殊接过相权。但其实离不开欧阳修对吕夷简的弹劾。
这一年，虽然西夏和宋朝的和议尚未完成，但西北局势已转危为安。仁宗一口气召回夏竦、欧阳修、韩琦三位西北名帅，分别任命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范仲淹第一次跻身两府要员。
朝内名士云集，仁宗准备励精图治。
欧阳修上书说范仲淹有宰相之才，推举好友。仁宗确实想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但范仲淹推辞不就。之后，副相王举正被罢黜，仁宗再次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坐上了副相的位置。和当年在辽国入侵时，力挽狂澜、“挟”天子御驾亲征的寇准一样，虽然在副手位置，但是实际上的权力和声望都超过了同时期的主相晏殊。
仁宗多次与范仲淹、富弼等人探讨改革问题，多次催促他们提交改革方案，并为此下诏。在这样的背景下，范仲淹经过反复思考、总结和酝酿，在庆历三年（1043）九月，向仁宗递呈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其中前五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都和用人制度有关。
当时官员的问题中，首先是官员升迁制度。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官员有的不做实事，但求无过。
其次，古时诸侯有世子袭国，如今又有赐宠待大臣的兄弟子孙官位，遇到太平喜事，广泽圣恩的时候，各地官员都上奏为子孙求官。甚至有的官员任职二十年，便有二十多个兄弟子孙在京城求得官做。
第三，科考选人才的形式，过于拘泥辞赋，以笔墨取胜，而忽略考查学子对地方治理、经济、生产等方面的认知和相关能力。
第四，是地方长官的委派，不问贤能，不考虑是否可以胜任，官员都等着论资排辈往上升。第五，地方长官的收入之一公田，也就是职田，存在缺乏标准、分配不均的问题，并进一步造成了腐败和与民争利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范仲淹建议：
一、建议对官员考核和升降做出明确规定，对于有能力、出成绩的官员破格提拔，对于昏庸、无作为，甚至有罪的官员，尽早清理出官员队伍。
二、国家开科举才是广纳贤才的正道。皇帝给予官员恩泽本身没错，但要谨慎恩荫。
三、兴办学校，修改科举考试为注重策论，来考查学子的政才实习。
四、考查地方官员的政绩，奖贤能，罢昏庸，今后对地方官员的选派，都先进行能力考查，再作委派。
五、均衡官员的职田，没有给足的要按等给足，避免他们生活不够，转而压榨百姓，对于不合格官员的职田则要收回充公并进行严厉的惩罚。
之后的“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针对民生和百姓压力。宋朝的政权虽然始终稳固，但是一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方起义其实从未停止，都因百姓生活太苦，而不兴农事，不减赋税，无法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范仲淹建议培训地方官员农耕水利方面的知识，把地方经济生产发展纳入官员考核，同时合并减少官员层级，以减少官员人数，相应就减轻了百姓负担。
同时针对军队庞大造成的财政压力，范仲淹建议用京城做实验，先招募京城附近的百姓，军事紧张时作为京城防御的辅助力量，军事压力小的时候专注于农桑，这样可以在保证国家军事能力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粮食等的生产能力。若京城试验成功，再在全国推广。
最后的“推恩信”“重命令”，都侧重于严肃和谨慎对待朝廷的政策和号令，不能朝令夕改，使得政令和皇恩无法实施到位，并造成国家信誉的损失。
仁宗对这十条改革建议非常满意，在未与其他重要大臣，尤其是没与中书门下众多机构进行讨论商议，未对中央、地方官员做思想宣传等前期铺垫工作的情况下，仁宗就将改革方案昭告天下，全面推广。
不久，韩琦又上书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
措施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严，自然触犯了不少人的利益，相关的人事变动也极其频繁。
甚至有一度，为了调查清楚地方贪污、不作为的官员，朝廷下派许多按察使，按察使到各地调查好情况，马上快马加鞭递送结果。范仲淹一手拿着官员登记簿，一手拿着毛笔，犹如地狱里的无情判官，富弼见状，委婉地劝范仲淹：“你一笔下去，又有一家人要哭了。”
范仲淹正义凛然地答道：“一家人哭总比一州一县的百姓哭要好。”
不只是地方，京城朝野也有很多反对声，其中就包括范仲淹之前在西北 的上司夏竦。
夏竦刚回京担任枢密使，是范仲淹和韩琦的上司。而欧阳修等台谏官竟纷纷上书，导致夏竦改任亳州。
国子监直讲石介甚至高兴地写了篇《庆历圣德颂》，夸改革派为“众贤 之进”，而把夏竦的改任说成“大奸之去”。
这令夏竦怎么能不恨？
坚定站在范仲淹一边的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向仁宗递交奏折，开篇便道：“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但，谁是君子？谁又是小人?道说与范仲淹政见不一的人就都是小人吗?原本朝野中居中的一派也被棒打，站到了范仲淹、欧阳修的对面。
欧阳修还在奏章中指出朝廷中有奸邪者尚未除尽，更说两制推荐的御史 台官“多非其才”。
这篇文章虽然出自欧阳修之手，却代表了范仲淹整个“朋党”的声音，一时间御史台对朋党恨之入骨，报复的手段也酝酿开来，先烧向范仲淹身边的重要人物滕子京、欧阳修、韩琦、富弼、尹洗、石介等。当时的宰相晏殊是典型的中间派，但身为晏殊女婿的富弼都相继被贬。
第一个被针对的是石介。
此时御史台被保守派控制，宣布破获一起惊天谋逆案，起因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件，有废黜天子仁宗的意思。
后来，这件事被查明是夏竦一手导演，让家中女婢模仿石介笔迹，将代表伊尹和周公的“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霍指代西汉废立国君的权臣霍光。
然而在当时，石介和富弼都觉得莫名其妙，可又百口莫辩。幸好仁宗也觉得事情可笑。
但是，谋逆这种事，自古多少天子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算仁宗觉得再可笑，脾气再好，宋朝也有不杀士大夫的誓言，石介还是被外放到了濮州（今山东省泽市郵城县），并在次年郁郁而终，病卒在任上年仅四十一岁。
石介虽然死了，夏竦还不依不饶，后来又找时机，污蔑说石介没有死，由富弼帮助逃去了辽国。朝廷将石家子弟关押起来，差点开棺验尸。是杜衍等上百人联名担保，才使石介免受开棺之灾。
对于石介那封信的事，范仲淹和富弼也惶惶不安，自请出朝巡边，分别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
而在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之前，滕子京也出事了。
自四月起，御史中丞王拱辰和监察御史梁坚，不断上奏参劾滕子京以及良将张亢滥用公使钱，致使二人一度入狱。
公使钱是一种地方小金库，一般不作私用，但当时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与滕子京、张亢类似的使用公使钱的例子比比皆是。
御史台指控二人乱用公使钱十六万贯，朝廷随后派人前往调查。原本，滕子京是在西夏大败宋军时犒劳了将士，祭奠了逝者，无可非议，是个义举。但得知朝廷来调查时，滕子京走了一步错棋，他担心株连无辜，将账本和抚恤名录等全部烧光。如此，罪名反而坐实了。
而张亢，《宋史》说他“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以往宋太祖赵匡胤还特别给予郭进等边将这方面的特权，张亢这样做又何罪之有？
但是，就算范仲淹不惜辞去执政之职为滕子京、张亢辩护，甚至说自己在西北前线时候，也用公使钱接济过将领，要求将自己一起入罪，还是没能避免滕子京和张亢两个人被贬。
庆历四年（1044）四月，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张亢先被降职，几年后又被剥夺兵权，此后仕途坎坷，最终病逝在出知徐州的任上。
庆历四年（1044）八月，欧阳修也被除去龙图阁直学士，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原本欧阳修可以就此脱离朝野纷争，但性格耿直的他，在见到其他改革派相继被贬后，又站出来仗义执言。
这时候一桩风流案被大肆宣传，令欧阳修名誉扫地。
据说，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一姓张的男子做继室，嫁过去时候对方已经有个女儿，后来姓张的男子病故，欧阳修的妹妹带着继女张氏投奔哥哥，寄居在欧阳修家。张氏后来嫁给欧阳修的堂侄子欧阳晟。按道理是亲上加亲的婚事，而且欧阳晟还是一个官员。结果，张氏与人私通被发现，在公堂之上，张氏供称自己未出嫁时就与欧阳修有染。
这事要发生在范仲淹身上，世人定然摆头说不可能，但欧阳修是自诩“洛阳花下客”的风流人物，他做出这样的事，在当时许多人心里倒成了 “理所当然”。
欧阳修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个头儿矮小，高度近视，五官有些丑，但他的女人缘一直不差。在高中进士之后，欧阳修娶了老师胥偃的女儿，金榜题名时又迎来洞房花烛夜。胥小姐和父亲一样，中意欧阳修的才华，小夫妻俩婚后也很是甜蜜。
可惜，胥小姐一年后就过世了。欧阳修又续娶一位杨氏，结果杨氏进门一年也过世了。欧阳修这次没有马上再娶，过了一段时间单身生活。不过，这鳏居的生活非但不枯燥，反而是欧阳修最风流享乐的一段时光，带他走上这“无处不销魂”生活的还是他的上司钱惟演。
钱惟演的父亲是吴越国最后一代君主钱俶，曾经的末代王子很会享受，而且颇为豪爽，很喜欢带着欧阳修、尹洗等几个年轻人在西京洛阳享受贵族生活，花天酒地，出入官妓场所。欧阳修也在这时，写出了那篇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和惊艳后世的诗句“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欧阳修和他的堂侄子媳妇有染的风流案，最后以难以查证告终，可一代风流才子终究百口莫辩，成了德行不堪之人。
庆历五年（1045）八月，欧阳 修被贬滁州。
在滁州，欧阳修登上风景秀丽的琅琊山，立于醉翁亭。作为诗人，他用欢乐的语气醉情山水，流芳百世。作为政治家，踏上山巅，看着山岚缥的四周，他是否悟到了什么？因此，才四十岁，正在壮年的欧阳修，却作了“苍颜白发”这样的自画像。一个明明还年轻的人，心境已老，是对朝廷的失望吗？非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他以一种乐观、张扬、通透的心态笑对人生的低谷和高峰，发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
这次被贬，欧阳修带着夫人薛氏一起上路，薛氏是已故宰相薛奎的四女儿。
薛奎还有一个女婿，就是前面上奏弹劾滕子京的王拱辰。
王拱辰与欧阳修参加同一届科举，是那一届的状元，薛奎看上了王拱辰，将三女儿许配给他，同时也看上了欧阳修，不过欧阳修已经被当时的老师抢先一步定为佳婿。
后来，王拱辰的妻子过世，薛奎又将五女儿许配给他。欧阳修为此调侃王拱辰：“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做小姨夫。”
王拱辰活到神宗朝元丰八年（1085），在他过世前一年，他的孙女王氏诞下了一个女孩，长大后成为一代女词人，也是婉约派的代表，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女孩的名字叫做李清照。
范仲淹身边的人一个个被贬，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庆历五年（1045）正月，随着御史台的反对声一次比一次高，而改革派几乎全被贬黜，范仲淹自请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三月，韩琦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
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仁宗下令终止推行仅一年的改革措施。当初十条之一就是“重命令”，强调朝廷太多命令朝令夕改，造成恶果。结果这一场可能给宋朝带去跨时代意义的变革，也犹如烟花和昙花，绚烂芬芳，转瞬即逝。
北方的严寒令范仲淹旧病复发，咳嗽吐血，他已经五十八岁，想为地方再做些什么，但是身体无法支撑。同年十一月，范仲淹自请调往温暖一些的地方，朝廷又解除了他四路职务，调他出知邓州。
次年，庆历六年（1046），到巴陵的滕子京保持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勤政为民，修筑防洪长堤，重修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齐名的岳阳楼，并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
范仲淹一夜写成了那篇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每一个字仿佛都是心血凝成，一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同年，好友、一起被贬的庆历党人尹洗病重。
范仲淹再三奏请，终于获得朝廷同意，允许他把尹洗接到邓州养病。尹洗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懂《春秋》，年轻时候喜谈兵事。可到后来，却常常说佛，“非取其所谓报施因果，乐其博爱而已”，他认为佛的“博爱”和孟子的“仁义”相近。
在过世前的两日，尹洗还能如常行走，后来忽然就进入弥留之际，他将家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范仲淹：“跟家里人说，我要走了，不能再照顾他们了。”
尹洗病故，年仅四十七岁。欧阳修为其撰写墓志铭。
又过一年，庆历七年（1047），滕子京因在巴陵政绩出色，调任苏州，上任不到一个月，在苏州病逝。范仲淹为好友作墓志铭，赞好友：“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
志同道合的人一个个离世，范仲淹还在奔波，从邓州到杭州，自杭州到青州，皇祐四年（1052），他在去往颍州上任的路上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这位被后世称为“北宋第一名臣”的老人，过世的时候贫困交加，家无余财，只因为他将毕生的积蓄都捐赠了出去。在四年前，被贬至杭州时，他在家乡苏州购买千亩良田，创建中国第一个私人助学机构——范氏义庄。
他在《告诸子书》中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因为幼年丧父，范仲淹和母亲颠沛流离，再加上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他希望能通过义庄救济贫苦族人，给宗族子弟提供读书的机会。
范仲淹和他的儿子们几乎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了义庄，并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和收益分配制度。义庄后来几经朝代更迭，历经战火乱世，持续了八百多年仍运行良好，到清朝宣统年间，运营到巅峰，有田五千多亩。
听闻范仲淹的死讯，西北地区和他出知时认识过的地方百姓，无不哀痛。仁宗也怅然若失，悲戚唏嘘，追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亲书褒贤碑，谥号“文正”，这是自宋开始对文臣最高的谥号，而范仲淹是第一个获此谥号的人，因此后世又称他为范文正公。
南宋的朱熹赞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而在今日，中华大地上，每一个学子都能背诵《岳阳楼记》。时光超越千年，无人忘记这位前辈崇高的精神和情怀。
庆历新政是仁宗极力想要做的改革，最终却也是仁宗先败下阵来，主动放弃改革。但这不能掩盖他是一位千载难得的“仁君”。
苏辙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在试卷上讥讽皇帝只知道宠幸妃子，不关心百姓和国家大事。
仁宗听说这事，非但没有生气，还对这种大胆敢说的行为非常赞赏，他对臣子说：“选拔敢说之人正是科举的意义之一，要好好提拔这个敢说的 人才。”
而那位深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想为伯父求官。仁宗耳根子软答应了，等到上朝时候刚想下诏，谏官包希仁，也就是后世称颂有“包青天”之名的包拯大人，站出来据理力争，长篇大论，反对任用张贵妃之伯父，唾沫星子乱飞，喷了皇帝一脸。
仁宗对此的反应，也只是擦一擦脸上飞来的唾沫，继续听着。
如果说，对官员的和蔼宽容是帝王的素养，那么对待身边仆从也和蔼，甚至为他们着想，就真的可以体现出仁宗个人的温和性格了。
有一次，仁宗用膳。太监端上一碗甜粥，仁宗没吃几口，忽然牙齿咬到一个硬物，是个石子。他赶紧吐了出来，然后压低声音对身边的人说：“勿言吾尝食于沙，此乃死兮。”他担心自己吃到石子的事公开后会导致做餐食的厨子被处死。
还有一次，仁宗在花园散步。可能当时跟随的人经验都不够丰富，仁宗频频回头，但是随从们都只在心里奇怪，没人领会到皇帝此举何为。后来，仁宗顶着烈日回到殿内，立刻提起水壶一通猛灌。
妃子好奇地询问：“陛下怎么如此口渴？”
仁宗笑道：“朕屡屡顾，然未见其将壶，若朕问者，必有人欲诛矣，故遂忍渴还饮之。”
他考虑得太周全了，口渴了没有人主动递水上来，本可以开口让人准备。
但仁宗怕这么做，会让随从被责怪。所以，他选择忍着口渴，回到屋内再饮水。
便是如此宽仁的一位帝王，在他在位期间，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空前发展，达到北宋甚至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
仁宗曾问包拯历代编户的数目，包拯经过认真考证后回答天子：“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仅从宋真宗晚期到宋仁宗执政的这段时期内，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单单增长的户数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
财政方面，嘉祐年间的国家税收增长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四倍。
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发行“官交子”，这是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
整个北宋，尤其仁宗统治期间都对农桑实行轻赋税政策，甚至出现了仁宗时期开垦的田的数量比真宗朝多，可上交的赋税却更少的情况。
国家的财富主要来自于商税。在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当时的商税分为商品在流通贩卖过程中收取的“过税”和商品从店铺中卖出时发生的“住税”。
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在这时候蓬勃发展。火药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指南针在宋朝开始用于航海，使宋朝拥有当时世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毕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发明活字印刷术，使宋代典籍得以大规模印刷，其中许多得以保留至今。
除了人口、商业、科技，文化也在仁宗时期实现了大繁荣。“唐宋八大家”中，属于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全部活跃在宋仁宗时期。
同时，仁宗也极其重视教育，他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后世耳熟能详的名士王曾、晏殊、范仲淹、富弼、狄青、欧阳修、王安石、包拯、司马光，以及苏洵、苏轼、苏辙合称的“三苏”等，都对中华文学有着杰出贡献，所写诗词名句能流传千古，至今广为传诵。
也难怪大文学家曾巩自豪地表示：“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 之隆也。”
昌盛繁荣的仁宗时期，有“仁宗盛治”之称。可就是这样一个“仁君”“名臣”荟萃、各方面发展闪耀的“盛治”时期，各种各样的起义依然在四处开花，屡禁不止。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有记录的叛乱六十起，平均到每年都超过一次。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庆历新政刚结束没多久，发生了贝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兵变。
这和一般的叛乱造反不同，是由低级军官和底层士兵发起的，有组织，有纪律，具备军事能力，而且兵变的原因往往和不公、欺压有关，通常会引起其他地方军队人员的共鸣而造成更大规模的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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