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符号，20 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流派，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文学等等，好像都有卡夫卡的影子，于是他有了“现代文学之父”的美誉。
事实上，卡夫卡一生平凡，兢兢业业上班，业余创作。他生前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当时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经典作品如 《城堡》 《诉讼》等都只是手稿，无人知晓。
他死前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写信请求：“所有我留下的遗稿都要焚毁……一页都别剩下。”然而勃罗德没有遵照他的遗愿，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手稿，才有了日后的“卡夫卡热”。
《诉讼》（也有译成《审判》）是卡夫卡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在西方法律界有种说法叫“卡夫卡式审判”，甚至有“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的惊人之语。文学作品成为对“法的精神”的拷问，更显意味深长。
卡夫卡的小说几乎都笼罩在法律的神秘力量之中，这和他的经历有关。
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的商人之家，有犹太血统却始终接受德意志文化教育，用德语写作。他于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法院实习一年，1908年就职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从事也是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直到1922年病退，1924年死于肺结核。
卡夫卡的小说有很多荒诞与隐喻艺术，有“迷宫般的寓言意味”，但《诉讼》的主线很清晰：K是银行襄理（高级职员），为人正直、勤奋能干，30岁生日那天被通知逮捕了。他不知身犯何罪，也无从洗脱。他接受莫名其妙的“审讯”，出入自由但感到法院的人无处不在。他31岁生日前夕被处死，到死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
被捕
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
小说开头直奔主题。每天早晨八点给K送早餐的房东太太没露面，一个陌生男子走了进来，告诉他被捕了。
我们无须把这告诉您，到您的房间里去等着吧。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了，您会在适当的时候了解到全部情况的。我这样和颜悦色地跟您讲话，已经是超越我的职权范围了。
K开始以为是银行同事给他三十岁生日开的玩笑，后来觉得不对头。K拿出身份证件，要求两名陌生男子，也就是看守，出示逮捕令。
两名看守正在偷吃K的早餐，很不耐烦：“他不懂法律，可又声称自己无罪。”
您表现得比一个孩子还坏。您想干什么？您同我们这些当看守的讨论证件和逮捕令，您以为您这样做就可以迅速了结您这桩该死的大案了吗？我们是低级职员，几乎不认得什么身份证件，除了每天看守您十个小时并为此得到报酬外，同您的案子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有能力了解到，我们为之效劳的高等行政机关在发出这样一份逮捕令之前是详细了解过逮捕理由和被捕者本人情况的，在这方面不会出什么差错。
K觉得两个看守“因为愚蠢才显得自信”，他提出要见他们的上级，看守说他现在只能在房间等待。
K想了想，如果他打开门走出去，看守或许真的会抓住他，把他撂倒在地；但是让他待在房间，他可以自杀呀——但这样毫无意义，因此他们认定让他独自待在房间没有危险。
很快，看守通知K去见监察员，要他换掉睡衣、穿戴整齐。
K走进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住着打字员比尔斯特纳小姐，早出晚归，此时她的房间被当作临时审判房了。三个年轻人身后是一个有山羊胡的男子，他是监察员。
K问监察员，他被谁控告？哪个机构审理他的案子？公职人员怎么没有穿制服？
监察员把火柴盒拍倒在桌上，“您大错特错了，”他说，“这里这几位先生和我对您的案子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甚至对此案一无所知。我们完全可以穿最正规的制服，您的案情也不会因此而变化一丁点儿的。
我也压根不能告诉您，说是您被人控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您被逮捕了，这是对的，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
监察员说，他只是奉命通知K被捕这件事，然后，K在三个年轻人的陪同下可以去银行上班了。原来这三个年轻人是银行的低级职员，K平时没有留意他们，他们是K的诸多监视人之一。
“既然我被捕了，我怎么可以去银行呢？”
“原来如此，”已经走到门口的监察员说，“您误解我的意思了。您被捕了，没错，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您从事您的职业呀，您的正常生活方式也不应该受到妨碍嘛。”
初审
K如常去银行上班，仿佛生活恢复正轨，但诉讼案一直萦绕在K的心头。
他接到电话通知，他的案子将在周日初审，不妨碍他的工作，地点是市郊一条偏僻街道的一幢房子，门牌号码也告诉他了。K挂了电话才想起没问初审时间，他决定上午九点到那里，一般都是这个钟点开始审理的。
K 去到市郊，以为那栋房子必有某种标志，没想到全是高高的、灰色的、穷人住的居住公寓。房子占地很大，正门高大宽敞，供货车进出。各仓库都上着锁，大院门上有各公司的招牌，一些公司的名字K从来没有见过。
K不清楚房间的位置，他没有直接问预审室在哪，编了个理由找细木工兰茨，挨家挨户打听。
上楼时妨碍了许多孩子，这些孩子在楼梯上玩耍，在他穿过他们的行列时气呼呼地望着他。“下回我再来，”他心里说，“我就得要么带糖果哄他们，要么带根手杖揍他们。”
他从二楼找到六楼，此时已经十点了。预审室中等大小，只有两扇窗，紧挨着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楼座，挤满了人，只能弯腰站在那里，头和背顶着天花板。狭窄的通道把人群分成两派，大多数人都穿黑衣服。
讲坛上的矮胖男人说K迟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本来没义务审问他，但这次破例一次。
有人从讲台上跳下来，给K腾出一个位置，他立即跳了上去。他紧紧地挨着桌子站着，他身后的人实在太多，他必须使劲挺住，要不然他恐怕会把预审法官的桌子，也许连同预审法官本人都从讲台上挤下去的。
预审法官翻着破旧的小记事簿，问他是不是“油漆工”，K回答他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K很气愤，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这个庞大的机构。他说完才醒悟过来，全场都是公职人员，就是他刚才抨击过的那帮贪官污吏。
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的所作所为的背后，就我这个案子而言，也就是在逮捕和今天的审讯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
一个机构，它不仅雇用了可贿赂的看守、傻里傻气的监察员和最大优点就是稀里糊涂的预审法官，而且还豢养了一批高级的和最高级的法官，这些人手下还拥有一大帮不可或缺的听差、书记员、警察和其他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我并不忌讳这个词。
那么，我的先生们，这个庞大机构的意义何在呢？它就在于：逮捕无辜的人并对他们提起毫无意义的、并且往往就像在我这种情况下那样无结果的诉讼。
K说完径直走了，预审法官说他自愿错过了庭审调查的好时机。
被告
K等待再次传讯，但没收到通知，于是下个星期天他又去了那栋楼。
也许K没发现，他精神上已经被法院控制了，为此一次次试图为自己洗脱莫须有的罪名。
这次，K发现预审室的楼梯通往法院办公室。
原来法院办公室就设在这所出租房子的阁楼上？这可不是一个能够引起人们尊重的机构，这个法庭资金多么短缺，它竟把办公室设在这么一个地方，这是本身就属于最贫穷者行列的房客们扔弃无用的零碎杂物的地方呀，一个被告一想到这些，心里也就踏实了。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人们有足够的钱，但是这钱被法庭官员们挥霍掉了，没有用在司法业务上。
法庭听差告诉K，这里不受理毫无希望的诉讼案，“人们就是一直在造反嘛。”他带K去办公室，K看到等候室里坐着很多被告。
他们从不站得笔直，背躬着、膝屈着，他们像街头乞丐那样站立。
这里不仅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穿着差劲的、旧式衣服，唯有咨询处的职员衣着考究，衣服还是募捐回来的。因为民众不了解司法制度，咨询的人特别多，咨询处要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办公室有很多扇门，密闭空间空气沉闷，K头晕起来，他被两个职员架着走，到了门口才恢复活力，但送他到门口的小姑娘却似乎受不了从楼梯来的新鲜空气，差点跌倒。
他听见身边有人在说：“他先是要走，但是后来人们可以上百次地告诉他出口在这里，可他不动弹了。”
律师
K的叔父听说K有一桩严重的诉讼案，建议K请假到乡下调养身体，K拒绝了。
叔父带K去找胡尔德律师，律师房间还有法院办公室主任。
他们谈论时，K被律师的女看护莱妮勾引，莱妮说K的错误是“太不肯让步了”。
您别再这么不肯让步了，对这个法院人们是无法反抗的，你得认罚。下一次有机会您就认罪了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溜脱，只有这样才行。然而没有别人的帮助，您想认罪还没法认的。
叔父说K把一切搞砸了，莱妮是律师的情妇，K居然公然和莱妮消失几小时，太令他们难堪了。
K很快肯定律师不可靠，他每次来访，律师都长篇大论，一直不告诉案子进展，一直在撰写第一份抗辩书。
律师说第一份抗辩书几乎拟好了，但他提醒K，有时法庭根本不宣读第一份抗辩书，只是把它简单归档了事，有时还会放错地方或者丢失。
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自然处于一种十分不利和困难的地位，但是连这也是存心的。因为辩护不是真正受法律许可，而是仅仅受容忍，甚至在有关的法律条文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容忍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
律师依靠各种关系，可以摸到更多的情况。官员会向律师讨教，但律师绝对不要在法院引进或者贯彻什么改良的意思，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顺应现行的状况。
要认识到，这个庞大的法院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永远处于悬浮状态，人们若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独立自主地改变什么，他就会使自己站不住脚，就会自己栽倒，而这个庞大的机构却很容易在别处——一切都有联系的嘛——找到补偿，平衡这个小故障并保持不变，如果说它不是——甚至多半会是这样——变得更封闭、更全神贯注、更严厉、更凶恶的话。
K在律师那里见到商人布洛克，他说律师代理他的案子超过五年了，除了这个正式律师，布洛克还另外聘了五个无营业执照的律师，现在还在和第六个磋商。
K见识了律师如何侮辱布洛克，“这就不再是当事人，这是律师的狗”。莱妮说，布洛克常常睡在这里，等待律师接见，对律师像狗一样恭顺。
K不顾律师的“忠告”，坚定撤销了律师的代理资格。
画家
有个工厂主来银行谈业务，他问K是不是在打官司，他说是从画家蒂托雷里那儿听说案件。蒂托雷里是艺名，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画肖像画，为法院工作。
他认识许多法官，即使他自己没有多大影响力，他也能给你提供建议，告诉您如何对付各色各样很有影响力的人。
工厂主写了介绍信给K，建议K直接去找画家。
K于是又踏上“奇幻之旅”。画家住在与法院办公室完全相反方向的市郊，是更贫穷的地区。画室位于顶层的一个阁楼，空气同样令人窒息。
在一群女孩的带领下，K总算找到了画室。画家邀请K进屋，却不让女孩进去。女孩围在外面偷窥、窃窃私语，画家说这些女孩也是法院的人，“一切全都属于法院。”
K问画家是不是法院的中介人，画家说是，但否认是官方承认的职位。原来，画家的父亲是法院画家，这是个世袭的职位。
人们不能任用新人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为画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制定了各种不同的、必须严格保密的规则。除了特定的几家人以外，别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规则。
画家说，既然K是无罪的，要解脱有三种可能：真正的无罪开释，虚假的无罪开释和拖延。
画家没听过真正的无罪开释，“在所有我知道的案例中没有一个被告是无罪的”。
画家解释，真正的无罪开释，案件卷宗应该全部注销，从诉讼程序中全部消失。虚假无罪开释的卷宗没有任何变化，不过增加了无罪证明文书、无罪开释证书和无罪开释理由说明而已，依然留在诉讼程序之中，有可能重新逮捕。
画家分析，拖延更适合K的情况，就是让诉讼长久地被保持在最低级的诉讼阶段，不可以与案子失去联系，要千方百计讨好法官，诉讼过程中必须对外做表面文章。
K觉得画家的意见没什么帮助，他离开了。
法之大门
K受委托带银行的一个意大利老主顾去参观名胜古迹，意大利人时间有限，决定只参观大教堂。K九点半准备出门，接到莱妮的电话，莱妮说“他们在迫害你” 。
K在大教堂等到十一点也不见意大利人，小布道坛的牧师示意K走近，自我介绍他是监狱牧师，忠告K别错误估计法院。
牧师讲了一个“法之大门”的故事，这是小说的浓墨重彩，必须说说。
有个乡下人请求守门人让他进入法律大门，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
法之大门常开，乡下人往内张望。守门人说，乡下人可以不顾禁令试试进去，但他只是最低级的守门人，一个个大厅都站着守门人，权势一个比一个大，“那第三个人的模样就连我也都不敢正视一眼”。
乡下人决定等到得到允许再进去，守门人给了他一张矮凳在门边坐下。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坐在那里等待，始终没有得到许可。
乡下人倾其所有去贿赂守门人，守门人虽然一一收下，但还是说不能让他进去，“我收下它们，只是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你耽误了什么事”。
乡下人越来越老了，视力减退，他觉得周围的世界变暗了，但黑暗中分明有一束光永不熄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他临死前问守门人：“所有人都追求法，在这许多年里除了我以外，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要求进去的呢。”
守门人对他吼叫：“这道门别人谁也进不了，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去把它关上。”
K被“法之大门”这个故事吸引了，他说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但牧师说，有种说法恰恰相反，是守门人受骗了，守门人单纯，不了解法的内部情况。
K说，如果守门人受骗，他的错觉波及乡下人，理应立刻解雇。
牧师说，守门人是法的仆人，属于法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评论的。“人们不必认为一切都是真的，人们只需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
K最后总结：“谎言变成了普遍准则。”
K离开时，牧师对他说，“法院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你来它就接待你，你走它就让你走。”
处决
K在31岁生日前夕，晚上九点左右，两个穿着黑礼服的男人来找K。他们下了楼梯，到了大门口两人就挽住K的胳膊。
K直挺挺地在他们之间行走，他们三个人现在结成这样一个统一体：假如有人打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是他们全都挨了打。这是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构成的统一体。
他们出了城，到了一个荒凉的小采石场，K至死都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
他从未见过的那个法官在哪里？他从未进入过的那个高等法院在哪里？他举起双手，叉开十指。
一个男人扼住K的咽喉，另一个男人把刀刺进K的心脏并转了两下。
K在弥留之际尚还看到，紧挨着他脸面前那两个男人面颊贴着面颊互相依靠着在观看这一判决。“像一条狗！”他说，就好像，他人虽死羞耻感却犹存。
卡夫卡式……
有个形容叫“卡夫卡式的精神状态”，即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错综复杂、如真似幻的处境。卡夫卡著名的短篇《变形记》写出了人的异化，《诉讼》则写出了制度的异化。
卡夫卡说自己的创作“完全是个人的象形文字”，作品内涵丰富而深刻。主人公K是孤独的，连死都带着罪恶和羞耻感。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寻求解脱之道总是徒劳无功，K开始以为洗脱罪名只是简单事情，原来命运早已注定。
卡夫卡的小说总有空间结构，总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建筑和不合理的设计。法院设在贫民区、法院办公室“一房多用”、房间很少窗口……你就像K一样，无法看清真相，也无法看到全貌，只想尽快找到出口，赶紧逃离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人生如戏，帷幕拉开，小说里的场景和身份似乎可以随时变换，充满夸张和即兴。
就像K，一夜之间从银行襄理变成罪犯；就像预审室可以变成卧室，办公室可以变成画室，“一切全都属于法院”。所有情节都像一场场滑稽戏，难怪K被带走处决，K问两名穿黑礼服的处决者：“你们在哪个剧院演戏？”
两名男子行刑前还互相礼让。当刀在K头顶飘来荡去时，K几乎想自己抓住它刺进自己的身体，但他“不能替当局做所有的工作”。K的痛苦、荒谬和绝望力透纸背。
《诉讼》你可以把它看作滥用法律正义的荒诞小说，但更多是展示一个梦魇世界，昭示某种极端的人类历史命运。被各种技术化、制度化主宰的世界，人在其中是异化的、无力的，命运充满偶然和无常。
回到开头说的“卡夫卡式审判”，米兰•昆德拉指出：“K有罪不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应当死。”
K被捕的原因不存在或不知道，但被捕的事实却证明了K有罪。K反抗过，但他最后放弃了反抗，因为他知道反抗是没有意义的，最后默认了判决，接受了莫名其妙被处死的命运。
正如著名德语学者、卡夫卡研究专家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回忆：1951年12月，他在布拉格一次电影审查会上被集体拘捕。当时，他想知道为什么被拘捕，审讯者面露讥讽，说：“这正是你应该告诉我们的问题。”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