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7日，奉军委命令，华北军区重建解放军20兵团，兵团司令由杨成武担任。20兵团随后作为第三番作战部队转隶志愿军。
入朝之前，杨成武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给军委打报告，请求将川东军区（司令员王近山）参谋长转到该兵团任参谋长。军委批示同意。
可就在此人即将上任之际，率先入朝作战的陈赓又找到周总理，硬是重新将他要了回来，任命他为志愿军第三兵团参谋长。
在战争年代，此人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三陈”（陈赓、陈锡联、 陈再道）、“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以及许世友、宋任穷、王近山等争着任用为参谋长，并为有这样一位好“军师”而感到心满意足。
这不仅因为他自从1934年就任红军师参谋长以来，身经百战，多谋善参，筹划周到，还因为他对做参谋长工作，有着自己独特的一番诠释和行为准则。
他坚持认为，参谋长应该是个“阴影中的角色”：有战功，无条件地归于主官；有荣誉，应当让给一线指战员和手下的参谋人员；只有当作战失利或工作有失误时，才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
几十年来，他恪守着上述信条，用自己杰出的才智和高尚的情操，塑造了一位崭新人民军队参谋长的光辉形象。
他就是曾九次从事参谋长工作的王蕴瑞将军。
王蕴瑞，又名王永瑞，1910年3月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区王家庄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为了摆脱世代贫困的命运，父母宁肯多作工受累，7岁时就把他送进了学堂，一直读到高小毕业。
16岁那年，王蕴瑞受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北伐战争后，一度病休回家。1930年，随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加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由于深恶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反动军队的黑暗，王蕴瑞于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1932年6月，王蕴瑞调新组建的红七军团十九师任作战科长。 1934年7月，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王蕴瑞调任十九师五十七团团长。
王蕴瑞率部攻克大田、樟湖坂后，本拟北上浙西，后根据军委命令进攻福州，因敌众我寡进攻失利，随后向闽东转移。
在攻打罗源的战斗中，他率先带领侦察兵到县城内外侦察敌情，当得知敌军毫无戒备后，率部一举袭占罗源城，全歼国民党保安队和警备队1000余人，被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奖章。
同年11月，部队进入闽浙赣苏区后，红七军团与苏区红十军及地区武装合编为红十军团，王蕴瑞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
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陷入被敌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王蕴瑞随军团参谋长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1935年1月，突围部队改编为挺进师。师长粟裕慧眼识英才，王蕴瑞担任了他的第一任参谋长。
一、辅佐粟裕，天才参谋长崭露头角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师领导碰头会上，王蕴瑞和粟裕等人一同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地理位置，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浙西南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
通过侦察，王蕴瑞了解到，国民党在浙西南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就建议粟裕，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予以各个打击，再乘虚进入该地区。
粟裕肯定了他的主张。从这年3月起，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
在江山县与国民党浙江保安团的作战中，王蕴瑞被子弹打穿胸肺，血流不止，仍坚持指挥战斗，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胜利，被部队传为佳话。
为了保证浙西南根据地的顺利开辟，师领导决定，由王蕴瑞等率领第一、二纵队担负开辟根据地的任务，师主力则继续北进，以吸引敌人北调。
起初，由于群众对红军不了解， 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内心非常害怕，听说红军来了，就慌忙躲起来。红军连个向导也很难找到，筹措粮食给养就更加困难。
为了做好宣传工作，王蕴瑞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让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进村就喊：“红军来了！”群众闻讯急忙跑出来。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住，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好每带10里路给1块银元。
红军不但说话算数，而且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做宣传。使群众既得到了实惠，又接触了革命道理，知道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 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好，爱护群众。
一传十，十传百，没人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通过开展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了红军和浙西南群众的关系，接着，红军又在浙西南组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很快就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浙江国民党当局大为恐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弦急忙调集4个保安团、11个保安大队，外加1个税警团，计8个多团的兵力，分4路前往“进剿”，妄图将挺进师 消灭于立足未稳之时。
粟裕和王蕴瑞商议，决定挺进师仍采用上次粉碎保安团夹击的经验，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跳到敌后去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 作能继续开展。
粟裕、王蕴瑞遂率主力北上，先直指汤溪县城。当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又急转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宣传，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 然后留下20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又连下上阳村、汤溪、龙 游、金华、士官遂昌等地，把革命烈火烧到了浙赣铁路线。
黄绍竑见“进剿”计划就要破产，带着一个士官教育团前来助威。士官教育团训练的是浙江各县保安队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等 709 反共骨干，装备比较精良，被黄绍竑视为“怀中利剑”。
黄绍竑
6月12日，王蕴瑞得知黄绍竑到来的消息后，协助师长粟裕精心部署兵力，于14日先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灭士官教育团1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1个连，并缴获其全部装备。
黄绍竑遭此打击，仓皇跑回杭州。国民党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1935年9月，蒋介石急令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几十个团，向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
面对强敌，挺进师决定由身负重伤的王蕴瑞和政治部主任黄富武指挥一部兵力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由师长粟裕率师主力跳出包围圈，以外线作战牵制敌人。
但狡猾的敌人仅以5个团兵力追堵师主力，而以几十个团的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黄富武、王蕴瑞率部与敌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殆尽。
这年11月，黄富武被捕牺牲，王蕴瑞因伤与少数突围人员走散。为躲避敌人的反复搜索，被迫辗转返回河北老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7年末，当八路军东进纵队来到冀南时，王蕴瑞立即找到部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被东进纵队任命为训练科科长，1938年升任冀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
二、坚持冀南，抗战烽火淬炼成钢
1942年，华北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四二九”大扫荡。为加强遭受严重损失的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的力量，原军区参谋长范朝利调任该分区司令员，王蕴瑞升任冀南军区参谋长。
面对日寇频繁的“合围”、“扫荡”、“封锁”、“蚕食”，为继续坚持冀南平原的抗战，王蕴瑞协助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积极发挥参谋长善谋多参的智囊作用，先后协助军区领导抓了两件大事：
宋任穷
一是参与指挥粉碎日寇“九·一二”大合围的斗争。日寇见多次扫荡未能将八路军赶出冀南平原，又于1942年9月秘密调集其第四十一师团，独立第七、第八、第九混成旅各一部以及部分伪军共万余人，汽车 400余辆，企图对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实施大规模合围。
还在日军秘密进行合围准备时，军区就从各情报站和各路侦察员报告的情况中，发现了日军从衡水向枣强运送供1个师团消耗半个月的给养和弹药、并向枣南各据点增兵和增运给养弹药等异常动向。
王蕴瑞断定，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企图合围冀南军区指挥机关，便报请军区主要领导同意，及时疏散后方机关，命令各部队和地方武装积极破坏敌之主要交通干线，袭扰敌人据点，以打乱日军扫荡计划；军区机关迅速离开敌合击中心区，伺机跳到外线。
由于准备周到、细致，9月12日，日军各路兵力出动不久，军区机关就已越过邢（台）临（清）公路的封锁沟墙，安全转移到威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
日军精心策划和部署的大合围扑了一场空，连军区机关的影子都没见到。又连遭袭击，只得于9月22日返回原驻地，“九·一二”大合围以失败而告终。
二是领导瓦解伪军工作。针对大多数伪军虽依附日军，但仍有后顾之忧的心理，王蕴瑞创造性地开展了“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的运动。
即对冀南各地的伪军和伪职人员提出警告：八路军对他们每个人都记有“善恶录”和“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给予宽大处理，对 黑点多的则严厉惩罚。
如有一个警备所长，经武工队提出警告后，仍死不悔改，被武工队派人潜入据点内，将其处决，吓得其他伪军再也不敢做坏事。
通过这一运动，搞得伪军、伪职人员惶惶不可终日，都怕 八路军日后和他们算帐，争相表示愿意改悔，并主动做好事，给八路军通风报信，以便多点“红点”，争取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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