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文化、社会与自然、景观、空间等地理要素之间相互生产、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的元素之一，人类用语言积累了经验与文明。语言与地理环境等的互动过程及其阐释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从地理环境（含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视角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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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除内部因素外，语言还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等息息相关，并与它们共存发展，这些都是影响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其中，在语言演变及其功能演变中，自然地理环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地形地貌对语言的影响。高原、山地、平原、丘陵、盆地等是基本地形（地貌形态）。冰天雪地、沙漠沼泽、原始森林等区域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这使该地区居民与周围地区联系很少。我国藏语地理分布广阔，即使如此，其三大方言仍基本上没有超出青藏高原这一地域空间。生活在大渡河及其支流两岸峡谷地带的藏族人群，使用的语言是嘉戎语。因峡谷地带两面高山对峙，河流从中穿过，水流湍急，河谷狭窄，谷坡陡峭，谷底不宜居住，所以该区域的主要建筑和耕地都在半山腰上。这种地形环境投射到嘉戎语中，使嘉戎语形成了独特的方向概念，之后这一概念在语法系统中形成了方向范畴，成为表达思想的重要元素，这使嘉戎语成为诸多藏缅语言中极少遗存了方向范畴的语言。加拿大的伊努克梯图语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伊努克梯图人居住地区人烟稀少，冬季非常寒冷，这导致其远离圣劳伦斯河谷法语、英语使用者聚居区，正是这种严峻的地理环境成就了伊努克梯图语，使其成为这一地区活力最强的少数民族语言。
山川河流对语言的影响。山脉是语言文化区域的天然屏障，会影响语言的传播与扩散，它常常造成语言的分化，成为语言文化的分界线。我国的太行山脉是晋方言与官话方言的分界线。根据对“外祖父”等常用词的调查，余跃龙发现，在吕梁山脉西部的临县、方山、柳林等地，“外祖父”等称谓语与山脉以东各地多有不同，而山脉的阻隔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之一。河流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语言扩散传播的天然通道。曹志耘把汉语方言分成对立型与一致型两种，他认为，两种类型中的秦淮线型、长江线型等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河流。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我国境内藏语三大方言的分布存在以下特点：卫藏方言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康方言分布在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安多方言则分布在黄河流域。可以看出，藏语方言的分布与江河流域的走向是基本重合的。
气候变化对语言的影响。气候变化对语言的分布以及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形成均有影响。有学者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种类越多；雨季的长短与语言的种类存在正相关。《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2015年发表的Everett等学者的论文提出，声调语言（尤其是具有复杂声调的语言）往往都与高湿度的温暖气候有关。基于对语音响度与气候类型关系的考察，Fought等学者认为，气候越热响度越高，气候越冷响度越低。Lupyan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温带气候等条件下辅音更容易得到传播，而温暖的气候等条件则更利于元音的传播。Regier等学者发现，因极少见到冰雪，温暖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用同一个词指称雪和冰。有的学者也发现，不同气温环境下的着装差异会使人们对四肢有不同的认知，从而影响语言是否会用同一个词指称手臂和手、腿和脚等不同部位。Urban等学者甚至发现，海拔高度会影响语言是否用同一个词指称云和雾这两种天气现象。一定的气候变化与句法结构也存在相关性。气象变化（如降雨量的差异）等会影响语法系统中的句法结构或编码方式。Eriksen等学者发现，在具体语言中，天气事件倾向于被编码为某一种表达天气的类型，不同语言对编码类型的选择各不相同，如俄语使用论元型编码降水事件，而乔克托语（Choctaw）则使用谓词型进行编码。金立鑫也发现，气候极端恶劣地区，特别是常年寒冷地区极易形成通格句法结构模式，而适合农耕生产方式的气候区域则最早分化出主宾格句法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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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在语言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中，人文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也是热议话题之一。人文地理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要素。研究人文地理环境对语言演变及其功能变化的影响，彰显了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属性。
政治对语言的影响。人口迁移是对语言分布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之一，古代的人口迁徙往往与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如明洪武、永乐年间出现了数次移民，他们主要从山西洪洞向外迁徙，加上明清后的“走西口”运动等，这使晋语传播到山西周边的陕西、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藏语的存在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吐蕃王朝曾经盛极一时，藏族人口有过较大规模的迁徙，这使得藏语传播到喜马拉雅山南麓。行政区划调整与否往往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行政区划的稳定与调整对语言的分布也会产生影响。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是语言演变趋于一致的前提条件。行政区划的调整则会把原本属于不同语言或方言区的地域并入同一行政区，这无疑会促进各种语言或方言间的交流与融合。行政区划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重塑语言或方言的分布格局。以法语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百多年，法国国力强盛，在全球广泛殖民，法语也随之传到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一些原法国殖民地国家取消了法语在本国的官方语言地位，认定本国的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这使法语的地位降为一般性通用语言。
经济对语言的影响。经济活动对语言的影响更为直接、有力。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的语言中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地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地名保存了不同民族特有的知识和经验。以游牧民族为例，在游牧民族语言中，存在大量反映畜牧业文化特征的地名。牛汝辰调查了新疆青河县的200多条哈萨克语地名，发现与畜牧业生产有直接关联的就有百余条。耕地名称是农耕社会中用于指称不同农田地块的命名，它表现出独特的农耕文化特质，是传统农耕区的格局与风貌在语言符号层面的一种体现。基于对豫东南地区的耕地名称的考察，郑亚豪发现，该区域的耕地命名理据主要基于与耕地相关的理性信息，这些信息包含土地类型、功用、形状特征和面积等多种类别。当今人类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对语言的影响愈发显著。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语言数据作为最重要的数据类型则成为语言参与社会生产的一种新形式，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推动了语言产业等的新发展，语言产业、语言职业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力量。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语言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是观察文化最为直观的窗口之一。文化离不开语言，又在其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化要素，如服装、饮食等物质文化元素；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元素；法律、婚姻等制度文化元素；技术、情感、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等元素。李宇明等学者认为，印刷术增大了语言之间的差距，使有文字语言与无文字语言、城市语言与乡村语言等之间的“语言力量”越来越悬殊，这导致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不断形成压力，弱势语言的生态严重恶化。情感和情绪识别技术可以使研究者通过语言了解到说话人的情感和情绪，从而预测和推断他们的决策与倾向，这有利于洞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思维模式、心理特征和现实行为。
语言与社会各领域相关，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新文化地理学认为，地理等要素作为文化的“容器”，不是被动、僵化的，地理与文化之间不仅是分布、扩散、接触等物理关系，也是相互建构、生产的辩证关系。新文化地理学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这些关系研究涵盖社会、文化与地理等领域。从地理环境等视角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有利于推动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可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学理论添砖加瓦。
（作者系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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