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清朝的康熙是雍正的父亲，乾隆的祖父。康雍乾三代当政共超过134年。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文韬武略方面多有建树，康熙是早期建基人之一。他尊重中原的汉文化，对西方文明亦持开放客观的态度。
当年西方传教士可以直接和康熙交往，原因有三。第一，他们引进西方医学，帮助康熙治好疟疾，更惠及一般民众，于公共卫生颇有建树。第二，他们引进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和天文。几何原本被翻译为满文，此外还有算术、三角和代数，以至天文地理、气象环境和世界地图及时钟道具，各方面的先进科学知识来自西方，大开康熙以下满朝文武的眼界。第三，他们引进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本土的儒教、佛教和道教相比，有参考对照的作用。这些传教士让康熙脑洞大开，封他们为侍讲人，可以在御前行走。侍讲人（有不同级别）就是伺候皇帝读书、宣讲知识的专业人士（现代的称谓应该是辅导员、导师、助教或讲师）。
可见中华文化一贯开放包容的传统，并不排斥西方的一套，而是文明互鉴，取长补短，择优舍劣，这样才有全人类文化文明开放，吸纳，进步和创新的可能。中国有不少原创历史文化遗产，例如汉方药，节气节日，丝绸瓷器，种茶酿酒，祭祀礼仪，政府架构，庙堂建筑，城市规划，曲艺乐器，更不用说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日本学术界有倾向否定日本文化不少源自中国，他们不断学习吸收改良适应之后，才有日本文化的今天。韩国学术界更有倾向把原属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据为己出，发展出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沙文主义，有自大狂。这真是令人遗憾，相当可笑，也十分可惜。
康熙对于西方宗教的圣经也颇有接触和体会。他采取开放的态度，甚至曾一度愿意表示相信天主教里面的一些教义，这方面历史书上有详细论述。康熙在国事纷繁之际，不仅充分利用工余时间向侍讲人学习圣经和属灵书籍，还经常和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外国传教士谈经论道。他写过不少以教会为题材的对联和诗歌。现今教会流行的“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的对联，表达对造物主（天道，大自然）的崇敬，据说就是康熙的杰作。
康熙据说曾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名为《康熙十字歌》，是一篇体会耶稣基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经故事的即景佳作。全诗用了不少量词，包括十、半（2次）、百、丈、分、四、方、三、两、五、千、寸、六、尺、二、八、九、一、七、万、成、番、品、垓；仅56字，就总共用了25个量词，如下：“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本人认为，康熙所谓御撰的文字颂赞耶稣，只是他喜欢随意地以作诗来抒发感慨，是一个随时随地都有诗性的人。他不但给基督写诗，也给各类神话人物写诗，道家和佛家的满天神佛都在他的诗作之内。写诗是康熙的日常娱乐，大事固然写诗，小事也要写诗。现存有《康熙诗词集注》共50万言，其中校注45万言，古今体诗合计1135首，词12首，共1147首；真是多产。
我们看今天，以色列滥杀无辜，作为“上帝的选民”，完全违背圣经所谓神爱世人，要和平，重怜悯的基本教义，完全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深刻反省单边主义、个人化的唯一真神的宗教迷信。开明的信仰可以，不可盲目地迷信。
正确的文化思想，应该立足中华民族接近6000年的文明史，应该以过去100多年来觉醒后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历程；应该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部分，批判其糟粕；优秀的文明部分无问东西，应该融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于一体，同时吸收及借鉴西方以及其他地域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大格局和新气象。
对于文化、历史、哲学和宗教，我们需要以虚心的态度，从发扬中华文化的角度，破除迷信，树立必要的、正确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自强的基础上实现新时代深层次的文化认识，突破迷信西方的认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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