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漩涡，是推坚陷锐的浪！”|世纪|勒庞|民族主义|群众|艾青

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

20世纪的上半叶，群众作为中心概念，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思考自我和国家，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像载体。在心理学家、革命家、文学家的笔下舌尖，群众时而是非理性的“病态集合”，时而又是天真烂漫的“真情化身”。

而面对这样“浮动”的群众形象，各方精英也在“融入群众”的热望和“失去自我”的焦虑间艰难求索。

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肖铁的《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一书，通过对小说、哲学、诗歌和心理学论著的细读，分析了现代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中群众的核心性和历史性，勾勒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的思想脉络。作为第一本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中群众美学与政治的深度研究，本书审视了革命时期现代群集想像的许诺和羁绊，也放眼于后革命时期集体生命的重新思考。

正如杜赞奇所说：“这本书恰逢其时：在世界各地，民粹民族主义的时代再次来临。我们有必要读一读这本关于现代群众起源的杰作。”

“我”与“群众”的相遇和融合

肖铁文

摘自《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导言，略有删节

那边是什么—那么多，那么多……

无数的脚，无数的手，无数攒动的头颅……

在窗口，在街上，在码头上，在车站……

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

这是可怕的奇迹：当我此刻想起了

我已不复是自己，而是一个数字

这数字慢慢地蜕变着，庞大着

—直到使我愕然而痉挛

我静着时我的心被无数的脚踏过

我走动时我的心像一个哄乱的十字街口

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

艾青，《群众》，1940年

艾青的《群众》是浓缩的舞台剧，上演了一出曾让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驰神往（当然也不乏心惊肉跳）的经久不衰的故事：“我”与“群众”的相遇和融合。当远处那个如同希腊神话中百臂巨人赫卡同克瑞斯（Hecatoncheires）一般多头、多臂、多足的“群众”充斥了诗中“我”的视线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经历一个缓慢但坚定的蜕变：他已不复自我，而演化为一个不断膨胀扩张的“数字”。

或许是因为“数字”势不可挡的体积，或许是因为蜕变本身，这个“可怕的奇迹”让诗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愕然而痉挛”。身体的惊厥和心理的错愕因何而生？它们是否暗示了主人公面对“不复是自己”的蜕变时自我保护的本能，暗示了他对那个正被庞大数字所吞噬的自我的浪漫依恋？抑或是超越自恋小我之狭隘而产生的一种无法遏抑甚至让自己都惊慌失措的激动？在这一刻，诗人的态度含蓄朦胧，耐人寻味。

艾青《群众》

就在诗人之“我”幻化进那个巨大、忘我的数字时，“群众”似乎也幻化进了他的身体。沉静时“心被无数的脚踏过”，走动时“心像哄乱的十字街口”——这样的意象和比喻让读者不禁猜测：下一句中的群众（“街上是无数的人群”）是否就存在于“我”的心里？而在《群众》这首短诗的结尾，当诗人写到“我”突然“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时，个体与群众的融合作为“可怕的奇迹”之终局跃然纸上。艾青的“我”终于分裂成了一个观看者和一个渐行渐远的被观看的对象。诗人不仅把超越自我、融入他者的瞬间转化成了美学景观，而且把作为观者、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与那个收缩成一粒粉尘般消失在人群尽头的自我分裂开来。仿佛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分离，艾青或有意或无意地满足了诗人面对自我主体性消解（“我已不复是自己”）的变形记时能置身事外的幻想。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自我割裂的渴望（既期许能忘我地融入集体，又希冀保存具有自我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激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关于个体与群众关系的深刻焦虑。

艾青的短诗捕捉到这种焦虑中一些最引人深思也最持久的矛盾：比如群众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和群众作为欲望的对象（期盼“滚在他们里面”）之间的紧张，比如保持必要的距离（观察、认知的前提）和希望无限缩减这种距离（交融的目的）之间的背道而驰，也比如既超然又认同（“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的内在张力。“群众”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叙述自我、憧憬政治和理解生命形式的至关重要的想象载体。

正如艾青的短诗所示，20世纪中国关于群众的书写从来不是抽象的、淡定自若的，甚至很少能不偏不倚，这些群众的故事几乎总是展示出故事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入。在知识分子笔下，群众位于现代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核心，作为符号的“群众”，其复杂的政治和美学涵义，是与书写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忧虑分不开的，对前者的把握需建立在对后者细致入微的理解之上。

白浪砂《大众呼声》

群众是具有定义时代之伟力的历史主体，新的时代将是群众的时代——当这样的预言在20世纪初的中国（通过对勒庞著作的翻译和评介，但也绝不仅仅是通过勒庞）流通开来时，它远非不证自明或毋庸置疑，更遑论为人所心悦诚服的共识。又如艾青的短诗所示，对于很多为国族命运焦心挣扎的知识分子来说，群众从不是什么不言而喻、不触而发的他者，而一直是等待破解的谜，是需要被挖掘的意义，是期待切身感受的体验。

“一盘散沙”，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用这个惨淡冰冷的形象来形容他们眼中在内忧外患之际毫无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国社会。如何将松散如沙、一触而溃的旧中国转变为众志成城、有血有肉的新中国，一直是知识分子们心心念念的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群众”作为书写或动员的对象，作为想象的他者，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如果个体稀松杂乱如一盘散沙，那么有组织的群众可否成为建构一个勠力同心的社会政治有机体的基石和材料？身体的集合到底是自我觉醒的证明，还是迷狂亢奋的反映？加入群众，变成群众的一分子，也就是艾青所谓的“可怕的奇迹”，这对个体的心理与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问题的意义，以及它们的迫切性和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力，都深植于激变中的现代中国特定的时势语境，但提出类似问题的绝不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自觉地加入了跨国性的现代讨论，成为这个“群之纪元”里重要的表达。

罗清桢《大众起来》

20世纪上半叶，在心理学考察、文学艺术描绘和政治投入的三重聚焦下，群众成了理论研究和美学再现的焦点，其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是和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变革与期待密不可分的。这包括：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主权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从挟天意的君主向人民的转变；“共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在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不仅为新兴的政党政治规定了游戏规则，更催生了以“民主”“平权”“自由”为期许的新型政治生活，并随之带来了一套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群体行为的日常实践形式；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群集（一起生活、工作甚至避难）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和物理条件；当然，还有中国劳工力量在城乡中持久的政治表达和集体诉求，以及在参与性政治中愈发活跃的“公众”作为一种新的道德和权威之源在现代中国的兴起。

对群众的书写反映了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但绝非仅仅是它们的机械反射，不可被简单化约为社会政治经验之附庸。群众的理论和故事，为经验赋予内涵，让运动承载意义。它们不是外部现实的被动镜像，而是法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谓的“主动的再现”（active representations），它们“引导行动，在可能性的场域里规定了想象的边界，并划定了龃龉及论辩得以发生的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话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学和思想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迅雷《新时代的开幕》

本书研究群众（特别是有政治诉求和行动的群众）如何作为一个不断被争论又不断被创化的核心概念，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自我、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象载体。群众的故事和理论不仅书写群众，更在对群众的书写过程中，参与了对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以及对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新的思考，从而参与构建了中国的现代想象。对于20世纪上半叶政治、文化光谱上身份各异的学者、作家来说，书写群众无疑成为一种权力的技术，与各种新思想、新话语获取合法性的策略纠缠在一起。

本书关心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或者群众运动的动员机制，而是要看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如何通过寻求并发明新的词汇、阐释范式以及再现形式，从而使“群众”成为被言说、被规训的对象；看他们如何以科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名义，为各自的洞察树立权威，以便言之凿凿地描述群众行为与心理，为管理群众出谋划策，更自信满满地为群众代言、代行。书写群众的知识分子们时而自说自话，时而心平气和地你来我往，但也不乏针尖对麦芒的唇枪舌剑。梳理这些充满互动性的写作，需要跨越学科、政治倾向和再现形式的界线。

现代中国群众话语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激发但又禁锢了现代中国对“团结”的想象，扩展但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地平线。通过对小说、诗歌、哲学论述、心理学研究等不同话语形式的细读，本书希望能够凸显存在于新兴社会科学知识、新的美学再现模式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诉求之间常常被忽视的联系，从而揭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的复杂性及其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