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鸭子
编辑｜邱不苑
我今天又在地铁里漫游，想到你，想到你眼中映出的我自己。
当我们在中文里提到伦敦的地铁时，“地下铁路”这样的翻译缺少一份意味。当地人更习惯称之为“tube”，意为管道。这里的地铁构建了世界最早的地下交通系统，至今仍是伦敦人重彩生活的浓缩。挤上一管地铁，短暂停留，总是有一阵可以观察，总是可以等来奇遇。
今晚我刚看完电影，和朋友分别后搭上绿线车厢，没太多人。我一上车还是会走来走去，选一个宽敞的位置坐下，有闲情的时候我会挑选一个合眼的人，坐到对面。你知道，我的眼睛有喜欢偷看的毛病，特别是在这个没有网络的封闭车厢里。不过今天我有书页的陪伴，便一坐下就埋头读书，没注意到对面的人来来去去，也许早就换了好几轮。
下一回神时，我抬头准备看看车到哪儿了，却双眼对上了一个温暖的目光。她原来刚才一直在观察我。她一头银发，看不清皱纹，她坐在斜对面，微带笑意。“这个作家不错。” 她点头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在读这本书。”
一股暖流闪过，我低头看看手中这本绿皮薄本，心想原来这本书是有人读的。这是一本我在古书店两块钱买的书，纸页之间还存着时间的沉香。当时翻了几页觉得文字好嚼；我知道自己是被标题吸引，也许这本书可以给我答案。
我发觉自己有些脸红，对面人的目光依然温暖，我又抬头想要回应她的目光，对视的瞬间，我感觉呼吸仿佛被接住了。
认识你之后，我更能够享受拥有对视的超能力，你的眼睛富有创造力。城市里生活的人往往害怕眼神接触，似乎轻轻一撇就窥探到他们易碎的内心边界。能否接受并相信看人眼睛的直觉，是一个人是否能够接纳自己内心脆弱性的标志。这两年内我也开始愈发勇敢，越勇便越有运气。我可以看到更多双拥有同样清澈真诚的眼神的人，并与他们产生连结。他们让我感觉被看到，心底里涌出一种确信。
我还在想着怎么接话，她已经坐到了我的右边。她抬头看了一眼站牌，说：“我过一会儿就要下车了，但是看到你在看这本书，还是忍不住想跟你打个招呼。”
我对主动向我打招呼的人总是有好感，你也不例外。你不是主动向我打招呼的吗？那时我刚在一家全是白人员工的英国家庭餐厅找到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时，我还在四处张望。因为客人还没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做，我就盯着预订单，试图背下客人的名字打发时间。在一排英文名中，你的名字显得很短，一下子就记住了。
那是一个伦敦常见的阴天，我提前下班后匆匆赶到泰特现代美术馆，准备周末的导览工作。外面下着细雨，美术馆里人很多，蒸得空气闷热潮湿。我站在马蒂斯的《蜗牛》前，手里握着一个笔记本，心里默记导览词。突然，一双温暖的小手轻轻拍了我一下，我吓了一跳。一转头，就看到两个眼神真诚的女孩。
“我们是不是刚刚在餐厅里见过？你在门口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的名字！”
我当然记得你和 Sophia。中午工作时我还特别关照过你们。我知道你们一定不是伦敦本地人，从口音和穿着上就能看出来。
“这一切都太神奇了，中午在餐厅里没想到全是白人，让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你看起来很酷，让我们觉得很安心。你知道吗，我这个朋友Sophia这周过生日，所以我们在伦敦相聚。我们来自纽约，她现在在哥本哈根交换，我在牛津。能再见到你太棒了。其实我们刚才还犹豫要不要跟你打招呼……”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他大胆又挑衅，不仅在教育领域，在环境议题上他的反思也是激进的。他所呼唤的‘文化革命’是自下而上的……” 老人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我想要仔细地再看看她。她衣着朴素，一副黑框眼镜显得很有学者气息，最重要的是那双眼睛，我对她充满了好奇。
我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位作者，买这本书时只是被书名吸引而已，完全凭直觉。”
我说道，感到有些兴奋。
“他的说话总是一针见血，不是吗？你看刚才我所阅读的部分。”
School groups people according to age.
This grouping rests on three unquestioned premises.
Children belong in school.
Children learn in school.
Children can be taught only in school.
We have grown accustomed to children.
We have decided that they should go to school, do as they are told.
We have expected them to know their place and behave like children.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上学的孩子在大街上是多么显眼的一群人。每天早晚，上学放学的特定时段，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穿梭在各式各样的大人中间，汇集到学校里消失不见。有些时候，越注视观察，越觉得荒谬。为什么学校总是高墙耸立，总是有门卫和老师站在门口保卫着什么，学生一定要走进校园。
“门卫像是牧羊犬，学生像被驯服的乖乖的小羊，老师在教室里数羊，一个都不能少。不过，孩子们并没有游牧的幸运，每天在两个羊圈里徘徊。一个是家，一个是学校。” 她朝我眨眨眼睛。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我惊呼。“我来自亚洲，每个人都穿着一样大小的校服，松松垮垮不和身体。感觉身体被套住，思想也被禁锢。
“高中后我独自前往加拿大；必须穿校裙，正装，和皮鞋。走在街上的时候，这身看起来得体的衣服却让我觉得无比脆弱不安。女性特质被凸显了，就害怕被尾随。结果真的被尾随了，我还得安慰自己这是正常的事儿，第二天还是要穿校服才被允许进学校。”
“这太糟糕了！”
“当然！实际上，校服真的重要吗？不过是圈养的标签。校服让我们的‘羊态’公然暴露在大街上，宣扬正统道德的人就认为应该把孩子当作弱者来保护；假定我们只是小羊，一定会被恶狼攻击。每天看到孩子们穿校服走在上学的路上，就觉得那般模样不断强化了整个社会中孩子一定是弱者的身份...”
学校本来应该教学生什么是积极和自信，但学校的框架却浪费在规训学生上，错误地用羞辱和低位感推动学生的生产力。这本质上是在把鲜活的个体打磨成大小差不多的螺丝钉。
我们从出生开始，每长大几岁就换一个“羊圈”，毕业之后，仍然有一大批人变成社会的羔羊，脑子沉沉，看不到自己内心感受的上班族，通勤，打卡，不对话，不相信沟通，不敢直视他人的眼睛。我之所以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这个标题，突然把我心中急切却混沌的问题，变得具体起来。
这本书叫《去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从一个解构“学校”的概念开始，我能理解为什么我自己排斥现有既定的社会框架，并且找到和其对话的可能性吗？
一口气说了好多话，我不禁脸红了。不知不觉间竟把手搭到了她的手上，轻轻地。下一秒意识到自己似乎有点失礼，刚想把手抽回来，她也轻轻地把手搭到了我的手背上。她温热的手心有些粗糙，像是记忆里爷爷的质感。爷爷是家里唯一喜欢听我说一些不正经话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要倾诉，在这本书中我想要寻找的答案，从过去到现在都极其激烈。
“在这个时候遇到你，我觉得太奇妙了！”
我不知道这双手的她在和我一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样的困惑呢？
“我在作者的文字里找到了力量，让我觉得自己离经叛道的自我探索得到了支持，不再显得幼稚。昨天我收到邮件，正式退学了。我还差一年就毕业，但我还是决定退学。事实上，这完全不是冲动之举，我花了两年反复思考。”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她温润的目光告诉我，她在认真听。
“在申请退学的过程中，见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时，没有人让我感觉到我在和人对话。他们总是面带微笑，面前有一台电脑，总是有学生在排队等待。这两年，我学会了不再期待有人能帮我解决问题。果然，得到的回复只是一张便利贴，上面写了一个邮箱和一个电话。”
我本来是想要得到一点退款才提早申请退学的，申请时我声明了我的目的，并希望有一个谈话，但被学校的各个部门推来推去，没有人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不留神间却冷不丁地收到一封通知。学校在没有跟我洽谈过就通过了我的退学申请。让我觉得很沮丧，这么多年还是找不到与这个机构能够平等对话的桥梁。
英国的大学依赖来自其他国家，尤其亚洲的国际生赚钱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不成文的共识。这种常态代表着两种必然的不平等，学费和签证。
学费数字的悬殊无论如何都将本地人和国际生中间画了一条看不见的线。英国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占有天然的优势，却看不懂亚洲学生的羞涩背后背井离乡的期待和恐惧。他们无法共情这种高投入的沉默成本可能带来的压力，于是在沟通的过程中缺少倾听的耐心，常常映出一丝冷漠。
签证的问题更不显性，这种恐惧可以体现在特殊的时刻，但却是根本和核心的。国际生的居住身份被学校控制着，学校有权在任何时候解释学生的居住资格。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最近的纽约，你不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是2024年的5月，哥伦比亚大学在校园里搭建起‘加沙团结营地’，声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反对战争。他们呼吁学校撤资相关投资项目。校长的清场回应却令人唏嘘。一声通告下，一大批学生被停学了。本科生，本地生大多站在前线，而留学生一旦参与这样的社会活动，就在承担失去合法身份的风险。
高等学府总是宣称自己在教育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而这群站出来的年轻人却陷入了困境，自由的意义何在，公民的含义又是什么。我在新闻里看到，你那边的政客在媒体面前呼吁学生要懂事一点，‘不要浪费父母的钱了’。我感到气愤，这又是一种系统性的恶。政客们在善用学生这个社会身份，借助早就普遍存在的羞耻心，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很糟糕。你之前是哪个学校的…?”
"我曾经就读于中央圣马丁。” 它宣称为世界上最时尚的艺术高校；位于国王十字车站，校舍是由上个世纪的一个面粉厂改造而成。
学校内空间巨大却没有一个角落有信号。大门前有一片喷泉水池，在无数次冷风中，我就坐在石凳上面对水池打电话。热线的工作时间很短，或者和学生上课休息时间有冲突，常常打不通。有时确实打通了，却找不到相关的责任人。他们总是扔下一句，可以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试试，就礼貌地暗示我可以挂电话了。当我在学校四处敲门时，时常就是在一通嘟嘟的电话音和喷泉的水声中，失去了求助的信心。
我曾经求助过的事情有什么呢？
一年级入学时，我被确诊患有阅读障碍，学校本承诺给予额外帮助，但是被塞来的专项咨询师是外聘的，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在他三次迟到之后，我试图投诉以及换人。我试着打电话，嘟嘟嘟。
第一个学期末我意识到因为疫情裁员，各个印刷工作基本上都只剩下一个技师，而学生的量却是逐年倍增。印刷要求沟通和不断试错，很多学生临时大摇大摆的走进，却没有耐心等待。门口排满长队，熙熙攘攘，但没人看到年长的技师手下忙碌，穿梭在成堆的学生中间。我一般提前一个周预约，一早出现，也要不断的被冲进的要求打断。有一天我被耗到到4点，还有一小时就关门了，学生焦虑，态度并不好，整个房间气压越来越沉。没注意什么火药被突然擦着，学生抬高音量。技师连发脾气都没有多余的力气，指了指办公桌上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我才意识到他连午餐都没有时间吃。技师之后跟我讲，他向学校要求过过很多次，即使多招一个人都会很有帮助。他和我说学生试试也许有帮助。我又去尝试，嘟嘟嘟。
英文不好的韩国学生收到荷兰老师带有种族歧视的评论，她不知道该如何举报。我当面去质问，却被另外的老师挡在面前，说我要去指定部门去举报才符合学校的规定。我又打电话，对方搪塞要当事人出面才有效，嘟嘟嘟。
“摸索两年，我看紧了学校系统的恶。最后的恶的感受在一种速度的转变上：当他们意识到我已经收到了另外一个学校的offer时，第二天我就被通知我已经和他们脱离关系，我的卡失效了，因此60天后我就一定要离开伦敦。我总是找不到人的学费部门也紧接着回复了我的邮件，告知我没有任何可能得到退款。”
我越诉说，头越沉。低头看到我们的靴子上都沾满了泥。
“这个代价值得吗？我想了很久。现在学校里宣扬自由，然而我认为这种空洞的缺乏思考，变成了迷幻学生的一种泛泛述语。我反而认为我在反抗这个体制的时候，学到了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入学的第一个月我就意识到自己来错了地方，然而高等教育这个羊圈入场费极高，沉默成本自然更高。
我挣扎了一年，仍然决定离开。一年中，我四处挑战，碰壁。我深处艺术学校中，却缺少对于身处周遭的批判性讨论。那个时候的我是愤怒的——愤怒的我是幸运的，幸好我是一个执拗的人，不怕受伤，才看得更清楚。
之后我了解到，学校为了减少教职工开销，有六成以上的老师都是兼职合同。这些老师多数却是我们每天要互动的老师。糊弄学生的解释是，学校希望象牙塔里的学生能与真正的行业接轨，所以聘请的老师都还有另外一份工作。可实际上，兼职合同不受保障，不仅可以轻易解雇，而且按小时时薪算钱。一个疲倦又要生存的老师，一班30人，两个年级，一周就2天半，按工作小时对学生负责。分下来，一个学生分不到几个分钟。有的时候讲英文羞涩的亚洲学生，一年下来都没法让老师记住自己叫什么名字。
这些老师面对着手下60多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羊，逐渐学会一种官腔滑调。有些老师很擅长给学生最有效的解法，指出一条路；有些老师把所有收集到的问题向全班提问，于是大家一起咕咕一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看似在教书育人，实则是角色扮演。于是有些学生继续学习如何扮演学生。当讲述自己作品的时候，探讨严肃话题的时候，我亲眼见证许多人识相地把说到嘴边的问题隐藏，实际上所有人长期都真真正正地疑惑着。
学校告诉我们说，都已经是大学里的成年人了，要学会自我教育，要依靠自己。
要学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叙事。
你是自由的，可以创作你任何想要创作的主题。
这种话术可以堵住学生无休无止的问题；反正创作什么都是可以自己解读的，是自己的责任。创作什么也不会得到太多的反对的，因为反馈的声音也是极少的。浮于表面的夸赞，和几个月之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分数。没有对话，一来一回就没有了的创作环境。整个系统特别在意时间，于是我们分不到一双真实的眼睛了。
我想要被看到，四处碰壁，可是所有的眼睛都回避我充满愤怒的目光，于是我发现我孤身一人。
她的手还是那么温暖，我感觉到她逐渐抓紧了我。
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当时也是在车厢里，最后几天在摩洛哥的那个失落小镇。我们徒步了一天，身上脏兮兮的。我看着车窗外的荒野和灰蒙蒙的阳光。我反复跟你讲我一定要先离开不可，离开学校。
我在旅途中患新冠，那个时候的我胸腔里充斥着病毒战场之后的余温，脑子很沉，我没力气走什么路，模糊的视线也差不多只能停留在手前和脚尖。你对慢吞吞的我没有任何怨言，牵着我的手一路从土耳其，踉踉跄跄地落地坦吉尔。开斋节的小镇满街没有一个人，整个城市溢布让人眩晕的阳光，我们除了呼吸空白和发呆，没什么事儿可以做。
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也在掐着日子计算着。假期结束，我们就要回英国，我在伦敦而你直接回牛津。我很贪恋和你在一起的时光，你真挚地看着我的眼神，我们大篇大篇的对话。你可以代表的声音在我听来总是新鲜的，是充满希望的。你的哥大，你描述你学校和生活让我看到可能性。我不断地问你问题，问你和你身边的人的故事。试图在对话和想象之间的缝隙中寻找自己可以钻出去的可能性。我否认我的学校，不想回去；但是和你在一起，让我觉得我更看得到我想象的群体该有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的我紧迫，尖锐，彭发，很着急地想要反对我眼下一切。但是内心里知道，拒绝是为了寻找更优解的，是本能反应，是年轻鲜活的力量。
不过，夏天即将来临。你的交换结束后，你就要回你的纽约了。那是两年前的夏天，我在夏天来临前焦急地寻找一个答案。然而这纵身一跃便是两年多。
“当初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她站了起来，把背包背到身上，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眼神都没离开过我；我知道她快下车了。“40多年前我还是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个作者还来过我们学校做过讲座。”
她倚靠在座位旁边的柱子上，侧着头看着我，她的姿势有少女的气息。周围的人都开始准备下车，车厢里发出减速的噪音。
“那个时候我读建筑，我们的学校也是著名的离经叛道。他来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塞给我这本书叫我读。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真想多有一点时间跟你讨论，你很勇敢，眼里满是希望啊。”
车门开了。
“我可以问你当初在哪上学吗？” 我有直觉我知道答案，话语便冲出去，我也站起来到门口，她站在站台上，车门即将关闭。
“贝德福德广场的那个建筑学校，叫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下次再见啊，希望有机会！”
人群冲散，她被推走，车门关上，她在招手。
我也是，我忘记我怎么说的告别，我也招手。回来坐到座位上。拿出手机就想要给你发消息。
我深呼吸，想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我还能感受到她的目光。当认真倾听的眼睛感受到有什么被勾到的瞬间，灵感往往能够爆发。而任何创作都不可缺少是合作的能力，那也都是一个一个微小的关系连结起来的。我想我能过做出现在的决定，本质上都是因为这样的对视。我想写下这个邂逅，先给你听。
两年前我离开校园，反复思考着到底是在羊圈里还是羊圈外有更大的自由。幻想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个羊圈是乌托邦。我知道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心里也不完全是畅快的。
Jen，我刚才在车厢里遇到了一个女人；40年前，她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时，读过我手里现在的这本书，她现在看起来还是精神年轻。她曾经学习建筑。她跟我说她上的学校叫建筑联盟（AA）。
各种学校的名字听起来像是顺口的咒语，每次从口中溜出来的时候，都吐出某种情绪和颜色。
你知道的，我九月份也要去这个学校。
初见AA的开始是一场对话，有一个人在餐桌上听我吐着慌张和抱怨的泡泡，她看着我笑着说，“我们学校会喜欢你这样的人，这个学校不大适合所有人，但是你的话应该没问题。”
我当时挠挠头，说我可没想过我要学习建筑。
没想到两年之后我还真的晃荡到了这个学校门前。贝德福德广场上有36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住宅历史建筑。而今天的AA只占有32号到39号八栋楼，没有大门。36号是主入口，谁都可以进。
学生和老师长得差不多，这个学校里也不都是真的和学习相关的人。这个学校小小的，但是往往到处挤得都是人，很多人就是在交谈着。我也是在这里，手捧一瓶啤酒，听一个路过的人随口谈起这里的历史。1847年，两个学生想要挑战既定的框架，在客栈组织以学生自治的夜校，逐渐在全球声名鹊起。之后的今天，“AA到底是什么”仍然是学生和老师在日常交流中闭口不谈的话题。
我有质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再继续上学。但是心里很清楚，我模模糊糊的在期待什么。我抓住了当初朋友随口的一个观察，开始时不时地就往贝德福德广场跑。AA不仅在空间上对人开放，也有遍布全球的公共项目。我一个没有建筑基础的人，凭着一腔热血，竟然2年内和在AA的名下做了不少事儿。
我第一年慌乱地从中央圣马丁休间隔年，同一个夏天就跑到了AA校内的废弃天井用回收材料做声音的表演。我遇到了一位非常赏识我的老师。第二年的夏天，我受邀回到同样的空间做助教；从学生到同事，如今他成了可以和我畅谈到深夜的密友。
借着惯性，那个夏天结束后，我又立马飞到日本参与已有23年历史的小白倉景观工作坊，在那里我十分确定，也许在AA，我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平衡。
23年前有一个日本老师来到这里，于是他之后每个夏天都带着全世界的学生来。在日本的小山村里，废弃的小学变成临时的夏日据点。当地方政府和AA合作，我们住在这个学校里，给四周的村庄建造设施。
教室的空间，似乎从小都是神圣的。讲台在前，是老师和权威的领地；课桌要排整齐。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学会穿梭在这样具体的空间意象中，被权威凝视。
但这个夏天的教室被拿去了椅子和讲台，全被铺上了榻榻米，从前后黑板还可以看出曾经的模样，而我们都睡在一起，我早就没有了那个空间能有的被控制的感觉。我们自己讨论我们应该建造什么，或者不应该建造什么。自己想办法和当地人沟通。每一年的冬天又有大雪有可能把作品掩埋，所以这个不受打扰的村庄里，到处可以看到时间和思考的残骸。
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第二年还会有新的人来，我们可以重建。
从日本回到伦敦后，我虽然不得不先回CSM读书，但我的内心早已确定，我要去AA。虽然国王十字车站到贝德福德广场只有20分钟的路程，但是我知道我跨越的距离，是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话，去回应那个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
曾经的我，在框架和体系中，无时无刻的都能看到人在被积压成不真诚的样子来吞咽自己的无奈。缺少被看到，没有讨论的空间，我担心会陷入无始无终的自我表达中，而离开真实的世界飘到空中去。我意识到我在觉察和无力的拉扯中，发酵出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迫使我不断反思。但想要回应这种焦虑，我意识到我必须要在真实的群体中找到锚点。
我认识到理想空间不能空无一片，需要学会打下梁柱。我不是真的想要拆掉一切去拒绝所有的系统，而是反思框架有没有可以呼吸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是自发的，在其中有没有可能被真实的看到。
在建筑中合作和沟通是必要的。优秀的人不应该独自闪耀，而该有能力互相依靠。为了沟通而进行的视觉化，建筑教育中要求把天马行空的语言落在纸上，特别是当参与同一项目的人对感官经验有不同解读时，我将这种训练视为在主观感知与客观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的手段。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学习过程，让我想到这不会是一个人的旅程，也因此感到兴奋。
曾经不知觉的我也以为，本能地冲到校园里，便像上了一列可以带自己通向某个目的地的列车。
我们每一个人坐车的体验都不一样。我们在车上发生的所思所想，上车下车，一不小心坐错车会把自己带到未知的目的地，不知远近的地方。我这次马上就要到站了，回家我要写下来这个故事，要写你是怎么一直看着我，
看我如水穿梭，又如风流动，逐渐一步一步向内拆解掉来自社会范式的枷锁。
至于之后真的能去到哪里，我不清楚，但再不去再带着焦虑期待。
希望可以保护一种轻松和自在，在自己选择搭起的梁柱中探索更大的自由。
写作手记
花了好长时间打磨，“写下”的轻松，愉悦到无法形容。
越写越感觉，文章里的我，还不够我。
现在摩拳擦掌准备再动笔，我的生命有好多切面，还有很多要写下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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