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将军在革命年代属于人民军队中的后起之秀，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都不算特别突出，但到了解放战争却成为野战军的参谋长，堪称突飞猛进。
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他个人能力很强以外，也离不开粟裕的提拔。原本他只是纵队副司令员，因为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文章，被粟裕点名要到身边工作，之后就逐渐闻名全军、成野司的高级干部。
令人感慨的是，粟、张两位将军都重情重义，运动时期张震曾被打得遍体鳞伤，粟裕不顾被牵连的风险毅然伸手相助。
而张震后来一直在为粟裕恢复名誉奔走，那篇平反文章就是张震与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产生了一段贯穿一生的友谊！
粟裕备受压力，张震撰文正名
1947年7月中下旬，华野主力在南麻、临朐接连吃了两个败仗，自身减员高达21586人，部队上下很多人开始发牢骚，士气相当低落。
作为华野的领导，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人都有一定的责任，陈毅和谭震林就希望粟裕代为起草一个检讨，然后联名致电中央承认错误。
粟裕答应了，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检讨的角度也是基于南麻、临朐出现的问题，以及将来该如何避免。
但陈毅、谭震林看后都认为不深刻。谭震林当时已接到命令要率部前去支援胶东，临行前还特意写了封信批评粟裕，从苏中开始说起，将粟裕犯过的错误数落了一遍。
内容中有这样一句：“常常粗枝大叶，战略缺少远见”，语气非常严厉。把信写完，谭震林就走了，委托陈毅把信交给粟裕，连面都不愿意见。
陈老总对信上的内容比较认可，去找粟裕时也隐隐有批评之意。两人的态度，让粟裕也发火了，直言那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检讨也不用联名了。
当时华野内部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为主，陈毅、谭震林意见相同，远在鲁西的陈士榘、唐亮都是老资历，大概率也会支持陈老总。
在这四比一的局面下，军中对粟裕的质疑增加了不少，让他备感压力。
关键时刻，华野二纵副司令员张震写下《改进我们的战术与指挥商榷——从打子母堡说起》，对南临失利进行了全面分析。
综合了我军的通信、后勤保障、士兵战术、子弹消耗等情况，再对比敌人的工事部署、火力防御等势态，以及天气、道路等客观因素，总结出一个答案——战事失利是多个层面导致，绝非指挥这单一问题。
他的文章发出后，很多人对内容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仔细一想，还真是多维度的问题，粟裕的处境随之好转。
而粟裕则从文章中敏锐地察觉，张震有出色的战术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很适合干参谋工作。还有这不落井下石的高贵品质，也值得托付信赖。
于是胶东保卫战后，张震被火速提拔为华野副参谋长，由于参谋长陈士榘基本都在一线带兵，野战军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实际交由张震负责。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张震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胜任，1949年全军大整编时，就成为了名、实兼具的三野参谋长，在年轻干部中脱颖而出。
张震含冤被斗，粟裕及时伸手
张震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跟粟裕的提携是离不开的，在运动时期，他还靠粟裕救过命。
1967年夏，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张震听说学校里面出了离奇事，一些外籍学员受到环境影响，也要“闹革命”。
这种涉及到外交的大事，张震做不了主，就打电话给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希望能去北京汇报情况并获得指示。
得到批准后，张震跟一些相关干部前往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然而，此时的北京也比较乱，他们住了好几天，一直没得到开会讨论的消息。
张震心中忐忑，再度打电话给叶帅请示，询问事情该怎么处理，自己是走还是留？
张震不知道的是，就这么短短几天，南京那边已经发生大变化，很多矛头直接是冲着他来的。在这种背景下，留学生的问题反而没那么紧要了。
叶帅含糊地跟张震说，先不要回北京，就在京西宾馆住下，身体上有不适就去301医院治，其他的问题都先别着急。
那个年代的京西宾馆，是中央领导们保护干部的特殊地点，听说让自己留在这，张震也隐隐猜到些什么，心里非常煎熬。
不久后的一天，总参谋部一位副总长突然把电话打到张震这里，态度恶劣地问：谁让你来北京的？赶紧回去。张震用同样的语气回答：叶帅批准我来的，你管不着！说完就挂断电话。
虽然有叶帅照顾，但张震觉得一直窝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就在一个月后返回南京，想自己去面对。
然而，局势的恶化超出他的想象，刚下飞机，军事学院就有两批人前来“迎接”。为了抢张震，双方还动起了手。
最终张震被其中一批人带走，住在汽车厂里。所幸这些人还能沟通，没怎么折腾张震，一个多做后还主动将张震放回。
但张震刚到军事学院，还没开始工作就被另一批人带走，这次被关在一处简陋平房中，对方的态度也差了许多。
此时的张震在那些“造反派”眼里就是香饽饽，谁抢到，谁的话语权就大，所以很多疯狂的事就出现了。
1968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张震起床去上厕所，没想到突然被人用绳子套住强行从两米多的围墙上拖出去，他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才发现，这是另外一群“造反派”，所做之事更加极端。
张震被拖行了几十米，还被铁棍敲打、拖鞋拍脸...军事学院与张震相熟之人获悉此事后无不流泪，可也没人敢帮手。
当天的批斗结束后，二儿子偷偷找到张震，拿着他的血衣进京求助，找来找去，找到了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
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很敏感，粟裕的秘书死活不让张震的儿子进入，导致未能见面。好在还是有人告知了粟裕，粟裕大骂秘书“多管闲事”，随后马上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听后很气愤：这样搞怎么行？我打电话交代他们。有总理和粟裕帮忙，张震的情况总算好转。
他被送到医院救治时，身体已很差，接连呕吐、难以进食，若再晚一段时间，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粟裕一生心结，张震完成遗愿
这次救命之恩，让粟裕、张震关系更加亲密，此后彼此的来往更多。
1981年粟裕突发脑溢血，虽抢救过来，但他自感时日无多，就特别想回老家看看。奈何院方为他检查身体后，不同意他远行。
当时张震在广西下部队调研，听说了此事就专门在返程时绕到会同，为粟裕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看望了粟裕在老家的亲人。
粟裕在病榻前看到乡亲们送的土特产和自己曾居住过的房子，脸上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
1984年，粟裕病逝，他到死头上还是戴着“帽子”的，这是他一生的心结。张震曾经也多次为粟裕出声，奈何职务不高，没起到什么作用。
直到1993年，已是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看到金治、谭肇之、秦叔瑾、黄亦凡、黄野松五位离休干部联名的《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申请后，意识到时机终于到来。
随即张震努力上下疏通，还专门去粟裕遗孀楚青家里说明情况，最终在1994年12月25日，张震和刘华清联名发表文章《追忆粟裕同志》。
里面明确提及1958年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是历史的一个失误，为粟裕恢复名誉。这一天，他们都等了几十年！
两位将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感情格外深刻，即便有一方已经不在，剩下的人也没有忘，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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