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法国游历中，看到那些曾经属于领主的城堡，忽然想到这个话题：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战败一方不会轻易投降，选择跟敌人拼死的居多；但在欧洲古代乃至现代战争中，投降几乎是家常便饭。
这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国文化本身就更鼓励牺牲自己、与敌人拼死搏斗的行为；西方文化则鼓励保全自己、审时度势，而不是盲目牺牲。
事实上，美军的守则确实不鼓励士兵盲目与敌人死拼，或者拒不投降。我们看到的很多战争电影亦是如此，像《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如何救一个士兵的命，《血战钢锯岭》则讲的是一个士兵拒绝杀人、救助伤员的故事。
总体来说，欧美的战争片，对于奋不顾身牺牲自己这种行为很少有正面的宣扬，倒是宣扬“怕死”的故事挺多。
中国古代对于投降之后回来的人，还会充满道德攻击，秦桧便是如此。
先不管秦桧是什么样的人，他投降金国后又设法逃回来，本就是九死一生，按理说大宋这边应当厚待才对。但事实上，秦桧一直在被怀疑通金，从他回来的那天起，他就一刻不停地受到质疑。
还有汉武帝时期的李陵因为投降过而被重罚，甚至连带了为他说话的司马迁，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就像“忠烈”一词，便是鼓励牺牲的。“满门忠烈”，就更是意味着满门死于战争中的拼死搏斗。
在中国人看来，投降乃是极大的道德污点，是怂包、是懦夫、是不够忠诚。
中西文化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西方人懦弱吗？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评价极高的日剧——《幕府将军》，里面就细腻地展现和审视了日本文化，其中蕴含的牺牲精神，跟中国异曲同工。
该剧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剧中有个英国人，误入古代日本，并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化碰撞。每次剧中有日本人因为“忠烈”而选择自杀或者牺牲的时候，这个英国人都十分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死？
剧中的那位日本女主角则向他解释说，因为日本人是为了“义”之类的概念而活着，生命只是附属于“义”的。
同样效忠领主，欧洲人很少为了领主而主动赴死，但日本人为领主而死乃家常便饭。
儒家文化圈内，基本都是倾向于鼓励人为了“忠义”而活，当然也就鼓励为了“忠义”而死。
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下，个体的生命其实并不是对个体负责的，而是对集体、大局、某种理想而负责。当集体需要个体做出牺牲时，个体如果不服从，便是自私的表现，要受到道德上的压力。
然而西方的文化，骨子里恰好相反，是鼓励个人主义的。也就是说，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此一般来说也只有为了自己，才会选择死，比如决斗。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西方人总是为了“自由”这种命题而死，东亚人却总是为了“大义”而死。
可以说，西方的价值观之中，个体的生命是最高的存在，没有什么能超越它。
我们能看到这种文化渗透在西方的各个层面。
从国家的政策来看，他们优先考虑个体的生命权，很少用国家利益之类的去压制个体。在前几年的大流行期间，西方国家虽然关闭了边境，也根据法律实施过居家令，但还是一直给各种特殊情况开着绿灯，比如有直系亲属死亡需要奔丧，有重大疾病必须前去治疗，有直系亲属必须团聚，等等。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颁布这些条例时的解释：尽管这种豁免权对病毒流行来说是危险的，但不能因此而丧失基本的人伦。
欧洲不少国家甚至还给孩子专门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在大人陪同下出门，理由是“不能让一代孩子失去童年的自由”。
这当然是非常两难的选择，但确实体现出西方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受到了文化上的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尊重个体生命的最基本需求。
反之，东亚的集体主义则往往有将人工具化的倾向。
就像我前面说的日剧《幕府将军》，里面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工具人，他们都必须将自己的生命附庸在某种集体的观念之上。
所以剧中日本人动不动就会死，死得都很容易，而且常常以死为荣。
剧中那位英国人，也效忠于英王，并且要为祖国和信仰作战，但他从未觉得自己需要主动献死、以死为荣。他反而总是觉得，自己活着才是对国家和宗教信仰最好的回报。
在中国古代，个体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在小家庭里，是儿子、女儿或者父亲、母亲，家庭角色远大于个人存在；在大的方面则必须与国家紧密连接。所以有“家国情怀”，也就是说家国几乎不分，它们都是高于个体存在的。
尽管说这只是文化上的差异，但东亚将人“工具化”的倾向，的确会容易造成个人的命运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古代历次的王朝更迭、民间起义，死人都常以千万计，达到了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
黄巢起义时更是将人工具化的“典范”，命令部队直接吃老百姓的人肉，吃掉了至少几十万人。
即便不谈死亡，集体大过个人的观念，也一直让东亚人活得压抑而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总是看起来在傻乐，而东亚人总是郁郁寡欢、思绪良多。
把人当人——简简单单四个字，其实内涵极深，标志着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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