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有写日记的习惯，由于他在战争年代一生充满传奇和争议，在这些历史关口中，他的日记聚敛和透析许许多多的关键节点，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有些幕后细节、真相以及重大历史疑问很受一些后世研究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摧枯拉朽、秋心扫落叶之势，一举歼灭其数百万部队，颠沛流离的他惊魂未定逃亡，日记中记述寝食难安而噩梦连连：
“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无疑是心情十分沉重的。
当然，接下来他不断地反思失败的原因，首先从大的层面来说，打败自己的对手前期很弱小，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固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而自己表面上强大，由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结果是根本没有形成体系，失败也在所难免。
其次是对人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敌人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自己的对手是一支“有主义、有纪律、有组织、有训练、有灵魂、有根底的队伍”。而自己的那帮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特别在日记中声称最令他愧悔无涯的就是用错了人，“信任刘斐为作战次长被对手渗透利用以致军事崩溃之惨状者。”
据后人撰文回忆，民国有三个半军事家，分别是蒋百里、杨杰、白崇禧，蒋百里是将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杨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事战略家，军学泰斗，曾任陆军大学校长。他两人理论虽高，但终身并没有真正长期主持过战略部门的职责，充其量只能算是军事教育家。而白崇禧虽以“小诸葛”见称，也曾经在北伐战中建功，但后来也只是不精于战略的一个副主任委员而已。
而半个则是刘斐，此人刘斐不但主持国军全盘作战计划，而且敢说敢做，深得老蒋信任，老蒋曾经在日记中写到：晚为章（按刘斐字）讲整军与兴军要点，皆基本纲领之谈，得此一小时卅分之谈话，余以为无上之药石，为章其能识其大者乎？在此愧悔奋激，雪耻自矢之时。可见他对刘斐的评价之高。
老蒋总结过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何全赖在这位名曾经十分信任，后来却认为他失败的根源的刘斐身上，他是何许人?他便是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第五战区临时参谋团成员、参谋处处长，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组组长，军令部第一厅中将厅长、军政部次长、内战期间任参谋次长，他在国民党军界的地位之高。
刘斐，出生于湖南醴陵姚家坝乡（今芦淞区白关镇）潭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刘斐随祖父读书认字，数年后，考上了醴陵朱子祠高等小学。要强的他，并不甘于悲惨命运，于是从小就刻苦读书，但那个时候没钱没权的农家子弟注定很难出头，在成年之后刘斐一度很迷茫。但在这时刘斐遇到了他一生的第一个贵人——中医名医邹益经，看中其是潜力股的邹医生将漂亮的女儿许配给刘斐。
恰在此时，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桂军出兵援湘，白崇禧奉命率本连驻扎醴陵姚家坝车站，因士兵水土不服，大都染病，白崇禧亦病倒在床，于是被请邹医生到军中为患病的官兵医治，经他的精心调治，军中病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白崇禧以金银酬谢，为邹所拒绝，只向他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有个女婿想参军，让他跟着你吧，白崇禧满口答应，这个女婿就是刘斐，便跟随白天来到广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俗话说，英雄莫问出身低，刘斐虽然出身寒微，但在往后的风云际会中，在军营中能平步青云，可以说起步之初全靠自己的能力突出。刘斐自打来到军营，一开始是一名录事，那便是记录军队事情的人员，他虽然没有受多少教育，但由于天资颇高，练就一手好书法，那时的他小小年纪，不仅抄写文件，工整劲手，而且字里行间颇带一些书卷气，同时，他还能够写大字，练的是颜真聊的楷书《双鹤铭》，浑厚朴实、圆润婉转、点画精到。
真的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白崇禧偶然看到他替人家写了一张条幅，他觉得写这字的人根底很深，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连部录事刘斐的杰作，知道平常的报告抄写得很好的一个人就是他。由于受才心的驱使，便立即叫人把他唤到跟前，只见此人眉清目秀，对答如流，颇为讨人喜欢，于是便把他调到指挥部工作，除了抄写之外，还教他试办拟稿的差事。刘斐本是一个聪明人，学起东西来极快，很快他的拟稿就得心应手，受到上司的多次表扬。并由一名准尉司书晋升为中尉书记官，随后把他送到军事讲习所进行培训。
通过培训一年多毕业之后，他回到指挥部继续工作，此时长官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他回答得很好，而且既经训练，人更加显得英俊，领导自然欣悦，便把他留在指挥部担任见习参谋，没过多久便晋升为少校参谋，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干着参谋的业务，并且帮助领导取得了一些战绩。在这一时候，他极得上司的信任，不仅充当参谋业务，甚至兼任过秘书工作，还参加过一些机密事情，可谓是极得上级宠爱。此时年轻气盛的他颇有些踌躇满志，一些同事对他有些微言。人缘较差，上司看到这一情况，认为此人堪当大任，久居此处成长会受到影响，决定让他接受现代兵学知道，给他送到外面深造，于是把他送到东瀛留学，进入日本士官学校。
在日本读书的这几年时间，刘斐幸运地“躲”过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军阀混战以及“围剿”红军的战争，这也使他成为桂系中极其少有的身份“清白”的将领，是一位从来没有身红军开过枪的一名国军将领，要知道，无论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的“白色恐怖”，还是后来在长征中堵截红军，桂系都是急先锋，特别是在红军长征时的湘江之战，与红军结下的梁子可谓是较深的。
刘斐通过潜心学习四年后，回到祖国，此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斐被任命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职位，这在当时是一个莫大的殊荣，因为这个作战组对当时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起了很大作用，而刘斐作为作战组组长，更是直接领导策划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兵法云：“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兵法又云：“胜败之数，首决于兵要地理与用兵时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作为对日作战组组长的刘斐可谓是深谙此道。抗日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日本又想搞蚕食了，准备把华北搞一块出去，随后蚕食一块稳定一块。识破日军阴谋的刘斐建议要么不打，要么就大打，全国一起来打，使日本的蚕食策略落空。
于是，便有正面战场惨烈的淞沪会战，这一战，其实是调动日军的一步，把日军从华北调到上海来，不过，这个地方是属于平原地区，又在长江入海口，日军能出动海陆空协同作战，对于只有陆军的国军十分不利，不宜大规模作战，此时，刘斐向蒋建议“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结果是老蒋信心满满，毕竟兵力占优，又有想在外国人面前打一仗好争取国际援助的想法，根本不听刘斐的，打到后面就失控了，结果便有血肉磨坊的惨烈之战，兵力损失很大，幸亏退了出来，不然精锐就全没了。
在南京战役，刘斐建议，南京要守，毕竟是首都，但不能大守，因为守不住，做象征性防守就可以了。本来也是这样决定了，一个湖南老乡唐生智拍案而起，要誓死守卫南京，结果南京十万大军只守了数天就败了，损失也是很惨重。到了后面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刘斐也曾经准确判断日军的行动，并提出应付之策，但都没有被蒋介石采纳。
可以说，整个抗战中长期担任参谋次长的刘斐是表现出了高人的判断力，他敢于发言，又勇于判断，结果也往往证明他是对的。同意他的，往往就能取得胜利，比如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就是带着他去打的，当时定了诱敌深入之计，取得了第一个正面抗战大捷。
当年，国民军的一些作战部队的将领，声称刘斐只是纸上谈兵的人而已，却认为他军事水平其实非常一般，淞沪会战刘斐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导致日军在金山卫成功登陆；南京保卫战时，他劝老蒋留下军队进行象征性的防御，结果再次让国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后来刘斐之所以能够扶摇直上，一方面固有赖于他的钻营，同时也因他有了日本士官学校那样的一块金字招牌。还有一点是人所难能的就是他能饮酒、能唱京戏，又写得一手好字，这在官场的交际场合中，是极够条件的。加以擅长词令，谈吐风雅，娓娓动听。且又能够不知以为知，一个问题，只要他懂得一二分，便会运用是否玲珑的言语，自圆其说。不已，他不能够旁若无人，大言不惭，乃至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假如你能够聆听他说的一席话而不细加分析，真像是听到一位学者、教授或者是专家在讲学，也像是听到一位雄辩家在演说，头头是道，面面俱圆。当然，要是你慢慢地去体味他讲的内容时，却又是空无一物。
举个例子说，抗战时期，他身负军令重责，参与戎机，从来没有听到过在那一次大会战中，他有了不起的贡献，或者在那一次战役中，因为他的卓越见解、判断与处置，打了个大胜仗。他之所以能成为战略家，完全是由于他对最高当局每一次的判断与布置，事前曾作有条理的分析，事后又敢作大胆的批评，在会议席上，他大出风头。当然，也有人说刘斐最厉害的就是提议封锁陕甘宁所有的黄河渡口，防止日军参照蒙古灭南宋的策略，同时他力推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经典论断也颇有名气，为此他的职务晋升为中将参谋次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
通过抗战时期的实战验证，到解放战争，老蒋终于相信刘斐的能力了，把他召入作战室，很多时候也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此时的刘斐却是昏招迭出，辽沈战役，西进兵团之撤退首败于“地”与“时机”，撤晚了；淮海战役，国军主战场似可铺得大些，却将50万兵力集中于碾庄、双堆集、青龙集三个窄小狭长的作战地带总宽不超过几百里干等着对手被围歼。刘邓大军豫西佯动，使国军华中剿总中计，先驱诱使黄维第12兵团西奔南阳，以致延误东进，造成分散，既犯了“地”与“时机”的错误，又犯了“制人而不制于人”的先胜之道。
据记载，从会战计划制定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斐参与了所有重要会议。刘斐一面将所有军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战计划和盘给了我军，一面故作错误布署包括叫黄伯韬一个兵团去救王泽浚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挨打，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叫刘峙放弃工事极好粮弹储存极丰富的徐州，加快了东北和华北近百万国军覆没。
而针对战场上的失利，刘斐自己则在一些公开会议上强调：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敌人走。敌人以快打慢，围点打援、以多吃少，我们在战略上被动，所以打败仗。
当然，刘斐在解放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是帮助程潜起义，加速了湖南的解放。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秘密飞抵广州，争取桂系李、白二人起义，但未能奏效。最终，他与44名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知名人士，联名宣布起义，随后应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正是他的这些行动，老蒋认定他是“大叛徒”，直接导致称刘斐是失败的根本，
其实，客观地说，刘斐只是谋士，他的职责就是出谋划策，这些计策正确与否，是否执行，主要取决于指挥官自己的判断。刘斐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老蒋采纳，错误意见却被采纳了，这只能说明老蒋这个指挥官的昏庸无能，并不能说明刘斐的无能。试想下，如果刘斐的正确意见全被老蒋采纳，错误意见被拒绝，那历史上的刘斐给我们的印象，恐怕就变成了老蒋的超级智囊了。要是说起失败的根本原因，老蒋这个“运输大队长”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鉴于刘斐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起义后的刘斐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体委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官到副国级干部，1983年4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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