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学导演，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人|韩国中央大学|韩国电影

7月8日，筹备许久的《青少年电影集训营（全英文班）》，就要开课了。

在这门课上，我们分别邀请了，硕士毕业于韩国电影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导演系的宋海迪、硕士毕业于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电影导演专业的王崑琳，和毕业于纽约电影学院的Raineece，以及获得查普曼大学摄影专业艺术硕士的Sherry Qian 。

在开课之前，我们先采访了宋海迪。

身为映海传媒创始人，宋海迪的身份还有导演和编剧。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的她，本科获得了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学士学位，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的双学位获得者。

入行以来，宋海迪编剧并执导《不可追溯》《注射》等作品，获第2届NEW ERA青年电影季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提名)和最佳影片(提名)，还入围了第9届首尔超短片国际电影节、第8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国内外18个电影节。

宋海迪

在这次采访里，宋海迪跟我们分享了她选择电影的始末，对影视教育及电影创作的理解，以及电影行业下行、青年电影人难出头的理解与认识。

以下是我们对这次采访内容的精编整理。

从学传播学，到学电影

您早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又去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来又跨行转到电影这个方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跨度？

宋海迪：高中时的梦想是做调查记者，因为想去国内最好的新闻学院，就报了中国传媒大学。但大一的时候，新闻理想就破灭了，因为发现做调查记者是一件过于理想主义的事情。这个梦想的破灭，意味着我需要重新寻找方向。所以当时我把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能折腾的方向都尝试了。一个是去考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双学位，在北大从大二读到大四。那时候上课是在北大和传媒大学两边跑。另一个是跟着北大软微学院的师兄们，一起做手机游戏创业。

也就是说，当时我尝试了三个互相完全没关联的方向，而且每个方向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纯粹是因为我当时很迷茫。等到大四的时候，我发现这些都差点意思，就想在最后再折腾一把，就去折腾了电影。

宋海迪

在这之前，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爱好，喜欢看，并没有别的特殊的东西。在决定去学电影之前，我先尝试着自己写剧本、做导演和制片，在啥也不懂的情况下，去拍了一个短片。这么做是因为，在我之前的三次尝试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不能站在围墙外面，去看一个专业或方向，因为那里面很容易充满你不真实的想象，你必须深入其中去尝试。这就是当时我拍短片的真实想法：先折腾一部短片，感受一下过程。

拍摄这部短片的过程真的很痛苦，但做后期的时候，我却只有一个想法：下次要拍得更好。那一刻，我感觉心里的某一个开关被打开了。虽然它让你觉得痛苦，但你还是能体会到创作的乐趣。

拍完这部短片，我才决定去学电影。当时考虑了美国和韩国。之所以选择韩国，是因为2015年我毕业的时候，中韩关系非常好，而且韩国的影视娱乐一直做得很不错。韩国电影也是向好莱坞学习，但他们很擅长本土化，我就想去学一下这种本土化的思路。

在片场工作的宋海迪（右）

我是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在韩国中央大学读书。在此之前学完了韩语6级。在韩国学电影，韩语必须过关，因为无论是写剧本还是上课、拍片，都需要用韩语，韩语不好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当时我申请了两所学校，很幸运，都被录取了，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因为它是韩国电影的最高学府。我在首尔待了3年，2019年初才正式回国。

在韩国学电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宋海迪：我跟很多从美国学电影回来的朋友交流过，比较两个国家在电影教育上的不同。对比来看，韩国中央大学是一种魔鬼式的教育。比如说招生最多的导演方向，它所有的课程设计，都是为培养导演设计的，教学时把你当成独立电影的导演去培养，让你掌握每个环节应该掌握的技能。比如，写剧本就是韩国导演的基本功，没有哪个韩国导演说自己写不了剧本。它的课程，绝大部分就是实践、不停地拍片，所以那几年我基本上没有离开片场的时候，就是始终在重复电影的制作流程，拍了非常多的短片。

在韩国求学时的宋海迪（右四）

中央大学的毕业要求，也比较严格。作为导演，你得拍满三部短片。但这还不够，它还有一个积分制，你得在剧组里扮演过其他角色，比如编剧、场记、制片、灯光助理、剪辑、美术、摄影助理等等。每扮演一个工种，就会获得一个积分。这其实就是在鼓励你，作为导演，也得知道其他岗位上的人都在干什么，他是怎么想的，剧组是怎么运转的，而不是让你只待在自己导演的位子上。所以在韩国学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片场，不断地重复这个专业流程。学完这些，哪怕有一天你的片子没钱了，也没人了，只有你自己，你依然能把这个片子完成。

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每个部门必须把人都配齐，各司其职，用非常工业化的方式推进。韩国这边不是，它是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无论钱多钱少，你自己想办法。学校可以提供机房、机器或场地等，但其他问题，都要求你自己解决。他们认为，这是导演的基本素质。

在片场工作的宋海迪（中）

发行垄断、电影下行

异国求学的经历，会不会影响您创作时在题材上的选择？

宋海迪：在韩国学电影的经历，让我更喜欢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毕业回国后，就非常希望能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想去关注那些不容易被看到的人。

在创投时，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宋海迪：但到现在也没有开机。基本上最近几年，大部分青年导演的状况都相似：哪怕拿了很多奖，甚至签了公司，片子也依然很难拍出来，行业是真的没钱了。

这两年思路上有一些转变，因为电影养活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是把电影创作当成梦想，先创业赚钱，未来能直接做出品人，想拍什么拍什么。

在片场工作的宋海迪（左）

青年导演都有这样一个痛苦或挣扎的过程。也有很多人在想：能不能保持低成本？多年前，20多万就可以拍一部《路边野餐》，现在好像起步就要三五百万甚至上千万。

宋海迪：在我看来，无论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都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的原因是，缺乏一个良好的发行渠道。如果有非常健康的艺术院线，或者非常健康的发行环境，让大家展示作品，问题就能解决。

如果你有发行渠道，能让片子拍出来后发出去，那我相信，许多青年导演都能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两三百万的投资。但现在的问题是，拍了之后发行的门槛太高，你的作品好不好，值不值得拍，值不值得发，只由少数几个人决定，局限性很大，最后再有激情的作品，也可能阴差阳错变成了硬盘电影，没办法与更多人见面。

现在的电影项目在推进的时候，演员是否愿意合作、大牛主创是否愿意加入，不仅会看故事本身，也会考虑是哪家公司发行。如果有大牌发行公司愿意合作，那就好谈很多。但这对于新人导演来说，真的很难，因为大家没那么多资源。

宋海迪

另外，时代已经变了，全世界的电影行业都在下行，看看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进电影院就知道。电影曾经是低成本、体验拉满的娱乐方式。但现在，一方面是好看的电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可替代电影的娱乐方式实在太多。而且电影票也很贵，那大家当然更愿意在家刷短视频，连我自己都很少进电影院。这是个全球现象，不只是在国内。

作为电影人，尤其是青年电影人，真的不能再逃避了，必须要正视残酷的现实，振作起来。不要再依赖传统的上升路径，因为那条路已经越来越窄，必须要冷静思考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出自己的路来。

现在有的朋友开始研究AIGC工具，尝试降低制作成本。有的朋友彻底放弃迎合资方审美，用拍短剧赚到的钱，去拍自己喜欢的独立电影。还有的朋友开始做个人IP，试着建立自己的渠道，想办法让自己的作品与观众直接见面。我想，每一代青年电影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困难，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难题，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