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去世。

两年后,也就是1990年,张学良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并前往美国探访。

期间,张学良对人说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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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说:“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张学良的这句话说完后,立即引起了听者的兴趣。他不知道张学良为什么会这样说,而这样的一个惊天大秘密,有谁可以证明呢?

随后,为了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有可信度,张学良又说:“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那时候,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进行了一次近两年时间的访谈。其中,留下了录音带145卷,录音资料约7000多种。

后来,当代中国出版社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沈阳大帅府博物馆等单位共同组成编辑委员会,对这些影像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出版了一套7卷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

在这套资料中,张学良说了一段表达对共产党崇敬之情的话。他说:“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部队带光了……像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为什么要消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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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人物中,张学良从来不搞邪门歪道,也不搞阴谋诡计,算得上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了。因此,张学良的那些话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如果是这样,那张学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事情,也就有很大的可信度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张学良就算是中共党员,也一定不是一个一般的党员。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还要从1935年说起。

1935年10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张学良兼任了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

那时候,蒋介石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北,因此,蒋介石便让张学良代行总司令的职权。此时,张学良在西北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最高军队长官。

张学良的心中知道,蒋介石让自己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有两个目的。其一,蒋介石借张学良之手消灭共产党;其二,蒋介石借共产党之手,削弱张学良的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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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个目的,张学良和共产党都是两败俱伤,得利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张学良就是再单纯,也能看出蒋介石的这个目的。

然而,张学良却没有任何办法,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这是因为,此时的东北军已经离开了东北大地,变成了一棵无本之木。

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张学良只能带着东北军,按照蒋介石划定的行军路线,进入与红军对抗的位置。

在经历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3次战役后,东北军损失了近3个师。然而,蒋介石却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甚至连阵亡将士的抚恤都只是一张白条。

对此,张学良说:“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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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东北军,就连杨虎城的西北军和马家军,都是这样的情况。提到当时状况时,张学良说:

“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只会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去领?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 ”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想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有在将来“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机会,就必然要另想办法。就像张学良在后来说的那样:“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人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

因此,张学良与红军的高级领导开始接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1936年1月,张学良忽然接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发来的一封密电。

在这封密电里,张学良得知,在此前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已被释放回来,并要求和张学良见面。

这件事情,也称为了张学良接触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开始。后来,张学良先后接触了共产党员刘鼎和李克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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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张学良在刘鼎和王以哲的陪同下,亲自驾驶飞机抵达肤施(今延安),在城东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见了面。

这次见面后,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好感大增,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一只真正抗日的队伍,从心里认可了共产党的主张。

6月30日,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刘鼎,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提到了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然而,中共中央到底有没批准张学良入党,没有任何资料,更没有党员证作为证明。只不过,洛甫于7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表示“将来拟许其入党”。

7月3日,张学良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其中,张学良对周恩来称呼同志。

8月9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

在这封长信里,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信的开头,称呼张学良为:“李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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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共产党员之间互称为“同志”,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此,对张学良称呼为同志,也就显得十分亲近了,似乎张学良即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当然,张学良绝对不会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很有可能是一名特别党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来的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

“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可以看出,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是确定的。

9月22日,毛主席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而在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信中,称呼张学良为同志,却没有称呼杨虎城为同志。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共产党的身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换句话说,张学良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员,而杨虎城应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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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学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张学良的部下、后来的共和国上将吕正操明确表示:“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这一点,也得到了和张学良共事过的叶剑英元帅的肯定。

因此,张学良在晚年对记者说的“我就是共产党呀”的话,应该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