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在历史何处”系列001
《她是幸存者》
Tastes Like War: A Memoir
韩裔美国社会学者格蕾丝·赵献给母亲的“文学葬礼”，追索其精神分裂症与“慰安妇”真相的回忆录，荣获亚太裔美国人文学奖、《时代》年度最佳图书、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科克斯》年度非虚构短名单。
她是靠泡菜活下来的战争逃难者，周旋有度的酒吧女招待，心怀美国梦的第一代移民，从容有致的“社区政治家”，涉足荒野的“黑莓女士”和“蘑菇夫人”……
她也是自闭家中的幻听囚徒，镇上敏感的“疯子”，不再与陌生人说话，不再接电话，不再出门，不再做饭，不再进食，不再活动，不再生活。
她载沉载浮的一生，始于殖民统治和战乱，终于精神分裂症和几近社会性死亡的状态。
“我的身体像一个夏天被遗忘的烂南瓜。”
曾经坚韧迷人、野心勃勃的女人何以衰零至此？那些被视为“可耻”的家族过往，究竟是如何衍变为持续系统性暴力的初始之环，最终摧毁了母亲的精神？
在母亲患病的晚年，一起吃饭的日子里，“我”开始走近这颗伤痕累累的复杂心灵，试图弄明白，是什么“杀”死了她。
这是一场直面自身隐痛的深情回望，记录了一个普通个体在历史暴力夹缝中的昂扬与坠落，也呈现了两代亚裔女性彼此依恋共生、生命缠绕的创痛与相遇。
这也是一份叩问真相与公正的锋利思考，驱散耻辱禁忌给养的历史幽灵，剖露共谋的沉默深处，被抹除的幸存者人生，让君子这个被认为不值得悼念的女人，得以在书中永久“复活”。
她不是耻辱的名词，她是从多重暴力与漫长创伤中努力活下来的幸存者
—— “那个女人，对我来说，是位英雄。”
作者格蕾丝·赵
以下是本书的两篇作者序言：
原版序言
（节选）
我这一生中至少有过三位母亲。
第一位是童年时期的母亲。我崇拜和敬佩她，我美丽的妈妈。她是一位富有魅力且悟性很高的社区政治家，总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以争取在我父亲乡下的故乡获得认可，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让她的孩子们过上了更有价值的生活。食物是她的第一道防线，用以抵御我们身处的白人工人阶级社区的集体无意识中那无所不在的对他者深刻而持久的恐惧。她拥有成为社交变色龙的天赋，既是一位魅力超群、令人向往的派对女主人，能向美国乡邻介绍韩国的异国风味食物；也是一位能让每个踏入她厨房的人都吃饱的热情厨师；还是一位为整个镇子提供野生食物的坚强无畏的食材采掘者。为他人提供食物是她的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她学着在那些总是而且只将她视为外国人的乡邻中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一种照顾他人的姿态，也是一种反抗的行动。而在重复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她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格蕾丝与母亲在高中毕业典礼，1989年
到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已经开始蜕变，就像蚕蛹长出了翅膀那般。她把曾经光亮的长发剪得很短。她每次剪头发时，就像有黑色的雪片落在我们的白色餐桌上，她总会说，“剪短发方便多了”。省事的发型搭配自制的宽肩西装，这个造型表达了她对于成为职业女性的渴望，不管她的实际工作报酬和地位有多低。她用自己赚的钱资助亲人来美国，同时支持留在韩国的其他亲人。这期间，我父亲每年有六个月要在太平洋上航行，她只能当一个半工半薪的单亲母亲。出于需要，她已成为我们家庭的支柱。
之后，她精神崩溃了。
她对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兴趣迅速发展成“夸大妄想”和“偏执”。她脑子里全是罗纳德·里根的阴谋诡计，没有余力去想食物的事。储藏室中存货的缩减或许是第一个信号，是精神躁动的前奏。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躁动将让我们的花园变得荒芜，让我们的橱柜一片空荡。
1986年，我十五岁，她患上了精神科医生所说的“炫彩精神病”。“炫彩”。用这么美丽的一个形象来形容这种恐怖病症。我的第二位母亲是从一片花田里绽放出来的。
……她成了幻听的囚徒，幻听让她不再去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不再与陌生人说话，不再接电话，不再出门，不再做饭，不再进食，不再活动，不再生活。……一连好多年都坐在沙发上，窗帘紧闭，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这位母亲幻听到的声音告诉她，她要隐形，要将自己变得小小的，坐在黑暗中，尽可能地减少进食，不要被外面的任何人看见。这就是我成年后的母亲，围绕着她，我才得以发展出成年人心理，是我不能任其消失，但也尚不能完全接纳的母亲。
她像是听从了排外主义者“滚回你的国家”的叫嚣，但因为她的来处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也就相当于她没有来处。她是个出生于帝国时代的日本的朝鲜人，父母都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工。战后，她回到了半岛，那时半岛已一分为二，被日军占领，战争已将它蹂躏得千疮百孔，后来，又因与我的美国父亲睡觉获罪，流亡到了海外。她向内的退缩似乎将她带回到那些冲突的发生之地，这让她想消除自身的存在，消失于虚无之中。
但我们移民前往的小镇不是避难所，而是另一个存在专横暴力的地方，在那里，被拯救的人必须持续为所谓的获救付出心理代价。让她成为美国人的城镇也是导致她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地方。
开始通过写作让母亲复活这一项目时，我只有两位母亲，即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前的母亲和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后的母亲。虽然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找回第一位母亲，但我希望至少能理解是什么力量杀死了她。我研究与写作的十年历程，始于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终于我第一本书的完成，正好与我为她做饭的那段时间吻合……每当饥饿感得到满足，她都会向我展示养育过我的第一位母亲的闪光点。而这也反过来滋养了我的希望。我继续在我阅读的每一本书、烹煮的每一顿饭里寻找她的影踪。在试着了解她是如何从第一位母亲变成第二位母亲的过程中，第三位母亲诞生了。
第三位是我三十多岁时的母亲，她逐渐接受了我为她做饭，开始教我做外祖母曾为她做过的食物。慢慢地，通过吃这些食物，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通过烹煮她儿时的食物、了解她的早年生活，我也找到了一条路。
我不再被把她当成疯女人的想象所束缚，而能够将镜头拉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她。这位母亲允许我调查她一直向我隐瞒的过去，这也使得我能够想象她在成为我母亲之前的样子——少女时代的她，生活在朴正熙政权统治的战后韩国，那是美国军事霸权崛起的年代，她在一处美国海军基地工作，向美国军事人员兜售饮品，可能还有性。虽然促使我开始研究的动力是第二位母亲，但支持我完成研究的其实是第三位母亲。
……矛盾的是，让母亲重新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正是她的缺席。我悲痛不已，许多早已被遗忘的记忆都被唤醒了，这些记忆被埋葬在她的疾病重压及我花了十年去研究的创伤性历史之下。在这些记忆中，第一位母亲迷人、能干且惊人地高效，或许与刻板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截然不同。在这些记忆中，食物总是居于最显著的位置，无论是作为快乐之源、收入之源，还是更为基本的谋生手段。在回溯吃饭场景的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让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也找到了让她活下去的动力。
我想把母亲的碎片收集起来，编织成一个关于她幸存的故事。我想通过写作让她复活，让她的遗产留存在书页上，并以此来发现我自己的遗产。
1971年，1岁的格蕾丝与母亲在釜山
被禁忌的，被抹除的
——中文版序
用我的挚友、本书人物之一的话来说，《她是幸存者》是为我母亲举办的一场“文学葬礼”。直至朋友说出这番话，我才完全意识到，在母亲六十六岁时突然不明不白地去世十三年后，我写作这本书，是在回应内心难以平复的伤痛，这伤痛不仅源于失去了母亲，还源于因未能恰当悼念她而产生的整体性挫败。是否该将母亲的一生公之于众呢，家人和我无法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需要为她举办葬礼，”一位家人说，“因为没人认识她。”的确，在人生的最后十四年，母亲几乎不曾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有过交流。而在那之前，她的人生真相也曾被其他许多方式遮盖。她过去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对我来说，这就更有理由让她的生命重见天日。
在母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本书记叙过的一些场景涌上了我的心头 —在我的童年，母亲是个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人，这都是我们的生活被母亲的疾病彻底改变之前的记忆。悲痛之中，我开始记录这些记忆，以寻回那位我早已失去的母亲的一些往事。将零碎记忆整理成回忆录的过程，是公开悼念她的未竟事业，也是对“没人认识她”这种论断的一种回应。
从某种意义来说，《她是幸存者》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始于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它的创作历经了三十年岁月。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母亲过去未曾言说的创痛早已悄然渗入我的现在，但也有一些时刻，过去会迸入此时此地，标记出其他有可能的开端，以及我写作中悼念的其他死亡。
这样的时刻一次是在1986年，我的少女时代，当时母亲的病症已变得明显，这也象征着我儿时所了解的那位母亲的死亡。另一次是在1994年，当时我开始应对一个家庭秘密的显露，也即我母亲曾在国家支持的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的系统中工作。这一刻，关于我父母如何相识的家庭虚构故事终结了，我的纯真年代结束了。这些死亡催生了全新的探索和知识。
二十三岁时，我开始了一项计划，试图将母亲的生命经历作为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的背景进行了解，这痛苦主宰她的人生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如此之久。不久后，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为了给母亲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她一直梦想着有个孩子能拿到哈佛学位。在哈佛，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作品。她在论文《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的开篇写道：“我之所以会选择理论，是因为我很痛苦——我内心的痛苦太强烈，甚至到了我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我在绝望中选择了求助于理论，希望能够理——弄懂我周围及内心所发生的事 ……”读到这些字句的那一瞬间，我的研究开始呈现全新的意义。
也是在《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这门课上，我接到了一项写政治自传的作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写作母亲在美军营地的工作历史，以及我这个韩美混血儿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韩国出生的身世。调查她在韩国生活时期的社会状况，是我理解自身痛苦的一种途径。
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困惑，开始摸索她的历史与我的心理如何交织，这样的过程，加上阅读胡克斯作品的经历，的确构成了一种解放实践。借助理论（以及研究和写作）来理解我自身的状况，是我摆脱家庭耻辱桎梏的第一步，也让我明白：耻辱本身就是一种用于迫使受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
我成了贝尔·胡克斯的狂热读者，并且在一年后搬到纽约，拜她为师。在她的世界里，我接受了深刻的教育，不仅看清“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了解到写作可以成为抵抗这种父权制的一件武器。她鼓励我深入探索我的家族历史，成为一名作家，勇敢生活。
她还在另一篇题为《选择将边缘作为激进开放性的空间》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我们构想替代方案的能力，这类方案往往是临时构想出来的。从审美和批判性角度将这种经验进行理论化，是激进文化实践的一项议程。对我来说，这个激进开放性的空间是一个边缘地带——一个影响极大的边缘。将自身定位在这个地带，虽困难却必要。这里并非“安全”地带。人总是处于危险中……边缘性也是激进可能性的发生之地，是一个抵抗的空间。
这些观点使得我能够将自身的痛苦及疏离经历视作可能性，而不是缺陷，从而将之转化。在边缘寻找可替代的归属空间，并将其改造得更适宜居住，这成了我作为学者与作家的核心实践。
两年后，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不仅再次让母亲感到开心，也为我做家庭历史研究提供了结构性框架。我的好奇心受愤怒、悲伤和被背叛感驱动，我将情感上的不适视作我的智性向导。一些教师对我的研究所呈现的私人化和“过于情绪化”的特质表示怀疑或不屑，但我拒绝服从社会科学领域的“客观”准则。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这个特殊的边缘地带让我备感孤独，直至我在另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即帕特丽夏·克拉夫的课堂上找到一个激进开放性空间。她向学生们介绍了自传式民族志这一方法，说，其“目的在于对观察者进行个人描绘，这在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写作中通常是不被认可的……这样做是为了将民族志作者作为观察的主体—客体，从民族志作者的生活内部来探索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写我自身的家庭创伤，不仅是正当的社会科学研究，还能够使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去殖民化。
我为与博士论文做的研究，后来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也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我将重点放在“洋公主”这一人物形象上，字面意思即“西方公主”，但经常被译为“美国佬的妓女”，这群人成了萦绕在散居海外的韩国人心头的幽灵。这个形象在韩国可谓过分可见，但由于性工作所关联的羞耻感，或者由于其存在有损韩国和美国为自身及对方构建的叙事，她被一次又一次地抹除，或者被推入阴影中。无论是讨论朝鲜战争及其影响的地缘政治话语，还是与移民及美国韩裔相关的社会学论述，都抹除了她的存在，尽管她在其中意义重大。她往往是家人移民美国的第一环，因此也是美国韩裔的中坚力量。可即便是在这些没有她就不可能存在的社区中，她也是人们躲避的对象。美国韩裔家庭通常将这些女性称为“可耻的家庭秘密”。事实上，家庭正是抹除这些女性的最大力量之一。
我认为，这个人物形象会被阴影笼罩，是由层层叠叠的集体幻想导致，但她所代表的，是从 1945 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美国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约一百万真实存在的韩国女性，还有嫁给美国男人并且移居美国的十万韩国女性。作为这一系列抹除动作的对象，“洋公主”的形象，以及和我母亲一样的女性被压制的历史，留下的幽灵般的踪迹将会潜伏于下一代心中。
我的第一本书用了亚伯拉罕与托洛克作品中的一个概念，即跨代困扰，作为理论框架。这两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学家曾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进行研究，此概念指出，一代人无法言说的创伤，会变成幽灵留存在下一代的潜意识中。困扰人们的并非创伤本身，而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沉默。“统治整个家族历史的话语”禁忌，给养了幽灵。
亚伯拉罕和托洛克认为，驱除幽灵的最佳方式是“将禁忌搬上舞台”。说出这些禁忌话语，并将其从能对一个家庭的潜意识造成严重破坏的秘密地窖，搬到公共舞台上进行表演，由此秘密的重量就会被分散给所有观众，这样一来，不管是经历过初始创伤的父母一辈的意识，还是继承了这些无法言说的秘密的子女一辈的潜意识，都能够卸下重担。幽灵也便丧失了伤害的能力。通过写作，我相当于在举行个人的驱魔仪式。
这份工作解放了我，最终也解放了母亲。在我开始向母亲分享第一本书的那一刻，母亲也开始表达将书拿去出版的愿望。也就是说，她表达了她想卸下自己长久以来蒙受的沉重耻辱，减轻自己承受的秘密负担的愿望。但对于那样一种自由，我的家人并没有都做好迎接的准备。
我希望用出版作品的方式，来“将禁忌搬上舞台”演出，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和那些想继续掩埋过去，尤其是我母亲的过去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还希望继续隐瞒我母亲当下的秘密，也就是她的精神分裂症。2005年前后，在我写作第一本书之时，某位家人向我保证，如果以后他们的孩子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到我母亲的真相，他们就会四处宣扬我“是变态，是骗子，是神经病”。我若是想出版，那他家就不再欢迎我，我也不能再和他家孩子有任何联系。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沉默，要么断亲。我选择的是断亲，甚至改掉名字，进一步与他们拉开距离，退到离原生家庭更远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母亲是唯一支持我书写的人。我最重视的，也是她的意见。
虽然写作的后果为我带来了终生痛苦，但做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并不困难。羞愧与耻辱已经主宰了我家族中如此多的人，但我不会再为其所困了，坚定地说出并感受到这一点，赋予我极大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也不会再被那些要求我粉饰母亲生活的人挟持。
将近二十年前反对我出版第一本书的家人，现在又继续否认这本书所依据的最基本、最容易核实的事实：我母亲在韩国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父亲曾是一名美国商船船员，母亲被确诊患了精神分裂症，我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为她做过韩国菜。也正是这些家人，希望不要为我母亲举办葬礼。我们早已被分隔在鸿沟的两岸，该如何纪念母亲，真相该揭露到何种程度，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永远存在分歧，但我不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这本书，以及我以学者身份出版的前作，都是我个人探索的一部分：我想要剥开包裹家族历史的层层幻想，纪念母亲，她比加诸她身上的矮化标签伟大得多。这本书是我将痛苦理论化的毕生结晶，这里的痛苦，不只是个体经历，也是深陷其中的个体与世代、地缘政治暴力与系统性压迫的历史残留。
曾经，我只能孤军奋战，但《她是幸存者》在美国与韩国出版后，母亲在韩国的一些亲人读到了我的作品，都站到了我这一边。这让我有机会和一些人建立起联系，他们对我母亲的了解是我从未有过的，而这本书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搭建了一个仍在不断扩大的网络，读者们现在能够将我母亲作为一个复杂的人来认识，从她身上看到自己、他们所爱之人，或者他们自身所处的更为壮阔的历史图景。我希望你也能从这个故事中发现自己的影子。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你也能和我一起，认识、缅怀和悼念那些社会认为不值得为之流泪的人。
2024年1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