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浩
Ho Tam
孔德 & 贝弗里奇
Condé & Beveridge
■ Ho Tam，2010年
摄影：Ho Tam
卡罗尔·孔德和卡尔·贝弗里奇是二人艺术组，35年来一直活跃在加拿大艺术界。孔德1940年生于加拿大哈密尔顿，贝弗里奇1945年生于渥太华。1966年他们在多伦多约克维尔的嬉皮士区结识，当时还在各自独立创作。随后他们开始共用一间工作室，后来前往纽约待了7年，这期间逐渐成为合作伙伴，自70年代后期起开始共同创作。他们与加拿大多个工会有着合作关系，作品多针对社会政治问题。目前孔德和贝弗里奇居于多伦多。
孔德 & 贝弗里奇在工作室
2010
摄影：Ho Tam
"摄影是一种大众语言。除却许多形式上的顾虑，我们发现摄影比别的媒介有更多的话语空间。"
——孔德 & 贝弗里奇
摄影师访谈
Ho Tam：你们是怎样开始合作的？
孔德：我们以前接受过绘画和雕塑训练，多年来各自进行雕塑创作。1969年我们都去了纽约，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教课，从而开始讨论怎么合作。
贝弗里奇：我们在纽约曼哈顿苏荷区住了7年，对当时兴起的反物质主义（dematerialization）和文化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创作中开始涉及妇女运动等更多的社会题材。我们也考虑和讨论到个体艺术家之间的竞争，想为什么不合作呢。我们开始质疑艺术的价值和目的，思考艺术界的政治问题。所有这一切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Condé & Beveridge
NaC 7 1907
1999-2000
Ho Tam：你们是如何开始以摄影为媒介创作的？
孔德：我们都是毛泽东主义者，受到中国60、70年代的艺术形式的启发，因为那其中有一种简单易懂的叙事和表达的元素，能把想法很直接地传递给劳动人民。我们开始逐渐转向摄影，因为它是一种很实用的艺术媒介。我们每天都与摄影接触，图片无处不在，公交车和杂志上到处都是，并且总是在推销某种思想或某种产品。这全都是因为摄影能接触到大众，不然广告公司就不会如此大肆使用图片了。它是劳动人民一看就懂的媒介。
贝弗里奇：摄影是一种可行的合作工具。它不需要手工创作，因此不会出现绘画或卡通创作中的问题，那样的话我们就得轮流画——那可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此外，摄影是一种大众语言。除却许多形式上的顾虑，我们发现摄影比别的媒介有更多的话语空间。
Condé & Beveridge
NaC 5 1400
1999-2000
“《不是一个关怀——医疗护理的简史》系列针对医疗护理的发展历程，探索了从前到现在社会面临的医疗危机。这个系列的12幅摄影作品分别描绘了人类医疗护理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描述对象由人的出生直至老年。每个时期的护理者、相关医疗技术和药品，探讨了在该种情况下到底谁能真正受惠。在创作过程中，两位艺术家接触了许多医疗保健工作者，了解他们的工作心得以及当前医疗行业面临的危机。”
Ho Tam：你们创作的主题是什么？
贝弗里奇：从纽约回到多伦多后，我们开始支持工会运动，为他们制作旗帜和标语。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不同的工会组织以及参加运动的各类人士。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劳动者合作，聚焦社会正义。我们想搞艺术，而不是做生意。
孔德：我们受临近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十年前卡尔病得很重，入院接受治疗，那时我们的创作题材便围绕医疗历史和医疗系统问题，并与医疗工作者协会进行合作。那就是《不是一个关怀》系列。
贝弗里奇：如果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没有感同身受，就无法同人们真正建立起联系。从根本上说，我们想让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实现更广义上的民主化。
孔德：你为社区争取权利的过程中，既要反映你作为其中一分子的意见，同时也要听取社区其他人的声音，这是个反复沟通的过程。这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你得让工人和艺术家互相了解，另一方面还得争取主办方的支持，这需要双重平衡。
Condé & Beveridge
NaC 3 Egypt
1999-2000
Ho Tam：能否谈谈你们的创作过程？
孔德：每天一开始，我们就坐在桌边谈论要创作的题材。通常卡尔做笔记，我们两人讨论甚至争论作品的主题、策划和表达方式。最后我们进入工作室，制作布景，搭建设备，摆好模特，然后拍摄。
贝弗里奇：我们要设法找到描绘主题的最佳方式，因为我们的主题一般都很复杂。我们总是在思考，也观看别人的作品，有时还研究艺术史。
孔德：我们的工作程序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讨论，从对方的角度理解其想法，这对自己的观点也是一个修正和补充。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因人而异，理解这一点对于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极为重要。
贝弗里奇：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同各个社区及工会的合作关系。搭建场景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其中有布莱希特技法的影子，因为我们要表达的意图是“搭建”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自然”或“自然主义”的问题是它基本上埋葬了意识形态，使之隐而未现，而“搭建”的图片则令意识形态更为直观可见。电影、广告等大众传媒会用到很多自然主义的技法，你得仔细分析一部电影才能看出意识形态是如何建构于其中的。但其意义肯定不是自然存在的，大多数都是人为建构的。
Ho Tam：是否有人对你们的作品产生误解？
孔德：在艺术创作中谈及政治，难免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但令人沮丧的是在圈里也有大量的艺术评论家对我们进行苛刻的批评。
贝弗里奇：我想是因为我们表达的东西太过直白。那些评论家说我们的作品说教意味太重。当今艺术界通常倾向模棱两可的作品，认为它们有解读的空间。但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模棱两可就意味着在他们眼前蒙了一层纱，你没有说出你的真正意图。工人阶级首先得看懂作品在说什么。艺术圈的人说我们的作品过于简单化，但对于公会的人来说，它们已经相当复杂了。
孔德：这是因为每幅照片里都有很多故事，而其叙事结构并非直截了当。
贝弗里奇：我们仍然在挑战常规，挑战标准的纪实形式。我们的作品对于观众来讲还是有点儿神秘莫测的意味的，需要细细品味。
Condé & Beveridge
The Plague
2009
“《瘟疫》描述了当前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危机。在国际机场的背景中，它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和当代人物：从哲学家亚当·密斯（Adam Smith)到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在前面的是当今愚蠢的金融资本家。图的左边描绘了历史上一个个重大经济危机，右边则是受害者及抗议者的声音。画面中还加入了成千上万的青蛙，一方面引用了“圣经”瘟疫的故事，另一方面它们作为环境变化的先知出现。"
Ho Tam：你们认为什么是好的摄影作品？
贝弗里奇：好的作品会讲述和倾诉某些东西，是对这个世界的感言，其内容和形式恰当好处地结合很重要。某些作品的形式尽管看上去很粗糙，但它的内容恰恰和这种形式极为合拍。
孔德：对我来说，是不是好照片同你对它的期待有关。如果你拍一张孩子的照片，那就是关于生活的一个瞬间，故事内容取决于你设定的情境——你是出于实时记录，还是艺术创作？二者都有自己的语言逻辑，摄影不过是一个捕获的工具。若你是个艺术家，那就得遵从其中的评判标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艺术作品都很戏剧化，虽然我们的创作不同于其他人，但也还是着眼于用照片讲述故事。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对那个时代的解读方式，摄影不过是你用来表达想法的一种形式。这跟画家和雕塑家所做的没什么区别。
Condé & Beveridge
FW fin flt
2006-2007
“《水的下落》描绘了全球化政治和滥用淡水造成的后果。其灵感来自勃鲁盖尔1562年的油画作品《叛逆天使的堕落》。"
Ho Tam：你们使用什么摄影器材？
贝弗里奇：直到4年前我们还在用4X5相机拍摄，扫描底片然后再打印。第一张完全用数码拍摄的照片是《水的下落》。我们现在用佳能5D，清晰度很高，拍完用Photoshop做后期。如果想要做一幅更大的图片，要有更高的分辨率，我们就把多个图片组合成一张。
Ho Tam：你们除了摄影还做些什么？
贝弗里奇：我们参与了很多工会运动。在贸易工会运动中，我们为他们打造文化艺术设施，帮忙建造了一个文化中心，后来成为了工会的博物馆。我们还参与策划了一个大型的社区活动——五月作品节，每年五月举办，把艺术家和工人们汇聚在一起。
孔德：有时我给家人织小地毯，也给工会做旗帜。我以前教过书，不过后来因为学校缺乏经费被辞退了。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没有什么闲钱去电影院和剧院。尽管没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我们很高兴能够继续我们的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Condé & Beveridge
Liberty Lost (G20)
2010
“2010年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多伦多举行，示威群众受到警方的大规模镇压。《自由迷失（多伦多20国集团会议）》创作灵感来自德拉克洛瓦的描述1830年巴黎起义的油画《领导人民的自由》（又称为《自由的路障》），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了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议会民主制的斗争，而《自由迷失》则表达了民主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的弊端。"
Ho Tam：你去过中国吗？对中国的摄影有何看法？
贝弗里奇：我们很久以前去过中国，但没待多久。那是1981年的时候，普通游客可以从香港入境去广东省南部附近。我们当时是要去澳大利亚的，在中国只逗留了几天。
全文完
图文转载自《前线——国际摄影艺术家访谈》编著 （加）谭浩、 策划编辑 曲扬毅， 现代出版社 ， 2011.7
编辑：leon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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