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的时候,我说太可悲了,我们有六个大关的关长出了问题。赖昌星本身就是走私犯罪分子不奇怪,问题是我们内部的权力部门高级领导干部拉我们海关的关长下水,这个事情让我是很难受的,太可悲了。”

说此话的人名叫牟新生,1998年底出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后不久,“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曝光让他与赖昌星有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交锋,也是他从警30多年碰到的最大案件。

在这起案件中,单是厦门海关公职涉案人员就多达160余人,尤其让他想不到的是,当初中央领导对这起案件批示下发前6天,主谋赖昌星就已收到风声,后来得以成功出逃,原因都是“保护伞”在背后通风报信的结果。

1999年6月20日,就在牟新生带领调查组抵达福州迅速展开案件部署之际,赖昌星非但没有感到惊慌失措,反而口出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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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来人办案也需要当地配合,我们不怕!来一批我搞定他一批,就不信中央专案组的人是金刚不坏之身!”

如果将赖昌星比作枭雄,他的这盘大棋,众多游走于官场的“保护伞”就是他的重要棋子,正是因为这些“保护伞”的存在,他的成功出逃才成了必然。

首先就是帮助他提前获悉中央调查风声的“保护伞”,也就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此人从1994年到案发收过赖昌星不少好处,自然心甘情为他“保驾护航”。

因为李纪周的通风报信,赖昌星成功化被动为主动,为调查组设置了重重障碍,手段之阴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为关键的招数便是分批安排包括他自己在内的70多名走私分子外出避风,此举无异于将查处工作彻底“将死”。

从案件涉及整整600多名官员来看,调查组遇到的办案阻力可谓空前绝后,这群宵小之徒在赖昌星的运作下如同“铁板一块”,最终也促使调查组采取了非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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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调查毫无进展,调查组表面上摆出大队人马撤离的姿态,暗地里展开秘密监控,有意给赖昌星造成一种“风头已过”的假象,2个月后,放松警惕的他果真悄悄潜回厦门,调查组也因此等来了宝贵的行动机会。

1999年8月10日深夜,调查组雷霆出击,对赖昌星展开抓捕行动,200多名警员兵分五路,同时扑向他可能落脚的5个窝点,行动部署全程都做到了密不透风,偏偏赖昌星又一次侥幸逃脱,这一次帮助他的“保护伞”恰恰是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

冒着乌纱帽不保的风险,庄如顺将调查组行动计划提前告知赖昌星,让他提前带着妻儿老小以游客的身份逃往加拿大温哥华,也就有了“赖”在异国他乡整整12年的丑闻。

事实上,初到加拿大时,赖昌星对“国内摆平之后就回去”感到信心满满,与国内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整日赌博消遣的样子,好似时间真的能摆平一切,殊不知,他的“保护伞”乃至数以百计的官员正在遭受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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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案的600多人中,超过半数获刑,14人在一审判决中获死刑,前面提到为赖昌星通风报信的李纪周和庄如顺自然也得到了公正的审判与刑罚。

其中,李纪周被开除党籍与公职、判死缓,庄如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如开篇牟新生所言,诸如两人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纷纷落马,不仅可恨还很可惜。

李纪周就是典型例子,凭借家世背景以及自身努力,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从基层工作人员晋升高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也说明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与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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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年就连李纪周本人都想不到,此生政治生涯沦丧是从自己走进赖昌星的“红楼”开始的,在这起大案记载中,赖昌星借助“红楼”对不少高官展开“银弹”、“肉弹”攻击,其中的纸醉金迷与骄奢淫逸超乎想象。

此外,李纪周被拉下水之际,他不仅是公安部副部长,还是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凭借职务之便几乎满足了赖昌星大多数“走私刚需”,知法犯法之下,两人狼狈为奸,成了侵害国家利益的罪魁祸首。

所以说,李纪周被判死缓实属罪有应得,这也深刻映射出中国反腐方面的任重道远与暗潮汹涌,即便如此,我们依旧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遣送回国,堪称现实版“善恶到头终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