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争”，顾名思义，就是朱老总与毛主席之间的争执与分歧；“陈毅主义”则由此衍生而来。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共领导人自然不可能在一团和气中从井冈山走进北京。
这其中有分歧，有痛苦，有迷惘，甚至还有背叛。在失败与成功的迭代中，共产党人也从幼稚走向成熟，毛主席、朱老总等人也从普通革命者成为世纪伟人。“朱毛之争”和“陈毅主义”，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
一、“朱毛之争”产生的根源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红军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即人们常说的红四军。
成立初期，红四军有六个团：28团、29团、30团、31团、32团、33团，共一万余人。六个团由三部分队伍组成：
一部分是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被编为28团。
一部分是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在上井冈山过程中收编的农民军。其中湖南宜章农军编为29团，秋收起义部队编为31团，湘南起义农军编为30团和33团。
再就是王佐、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被编入32团。
红四军成立不久，由于井冈山经济困难，补给不足，30团和33团返回湘南，其余4个团继续留在井冈山。
1928年12月1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同朱毛红军会合，这是另一支队伍。
对此时的红军来说，薪饷是头等大事，尤其是红四军组成复杂，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一度成为产生内部矛盾的主要症结之一。
六个团由于组成不同，战斗力、经济状况极不均衡。
其中，朱德、陈毅带来的南昌起义余部有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会师前的薪饷为每人每月12块大洋。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每人每月只有3块大洋。
待遇差别大，难免有人提意见，闹情绪，导致矛盾频发。
为缓和矛盾，毛主席在没有更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干脆来了个“一刀切”：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日发菜金5分，每月1.5元；每月再另发补贴2元，合计3.5元。
但待遇可以一样，战斗力却无法均衡。
六个团中，以28团战斗力最强，29团次之。每次有作战任务，都是这两个团冲到最前面；剩下两个团，31团打辅助，32团留下来看家。
这样一来，28团、29团贡献大，收获大，牺牲也最大，却要和其他两个团平分战利品，让两团官兵极为不满。他们看不起31团和32团，认为他们不会打仗，只捡现成的；31团和32团则说28团、29团有匪气，没有红军样。
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28团、29团人多枪好，不愿再把武器拿给31团、32团；31团、32团团在井冈山人地两熟，筹款筹粮有优势，也不甘心资助28团、29团。
内部的不和睦和物资的短缺，让29团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本是湖南宜章农军，老想着打回老家。有人负气说，要饿肚子也回家里饿去。
军内的不团结让毛主席很生气，对前两团提出严厉批评。朱德、陈毅作为两团的直接领导者，夹在中间非常为难。团与团之间的矛盾，让各团官兵也不待见别团的领导。
对这种情况，毛、朱、陈几位领导自然心知肚明。当时的情况是：毛主席轻易不到28团讲话；31团官兵也不太欢迎朱德。
在这种情况下，4个团磕磕绊绊地过了两个月。
二、八月失败
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省委两封信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
毛主席不同意，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让省委再慎重考虑此事。
恰在此时，湘军两个师向井冈山发动攻击，朱德、陈毅率28团、29团下山阻击。结果打退了湘军，29团却不愿回井冈山了。
朱老总自然不同意，强令29团回师；杜修经则趁机让两团进军湘南，团党代表龚楚也附和杜的主张。
老总见大家意见不一，只好同意进行民主表决。结果是多数人主张去湘南，老总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消息传回井冈山，毛主席又惊又怒。此时井冈山空虚，国民党军乘机围攻，没有了战斗力最强的28、29团，井冈山岌岌可危。
主席立即写信下山，要求两团立刻返回，但为时已晚。
说要打回宜章老家的29团，在攻占郴州抢了国民党大批物资后，一哄而散，除了副营长萧克强行收拢的200多人外，其他人多在回乡途中被国民党军截杀。
纷乱之时，28团二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队。袁的同乡好友、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信心满满地赶去劝阻，反被袁崇全冷血枪杀，令大家心痛不已。
关键时刻，28团一营长林彪率军包围了叛军，将大部分人带回井冈山，但袁崇全却逃走了。林彪因此事立功，回去后被擢升为28团团长。
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败”。红四军因此元气大伤，被迫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
“八月失败”暴露出的问题是：在大家意见不一的紧急情况下，是执行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还是实行民主，听从多数人的意见？
转移中，为减少敌人的注意力，红四军曾考虑过分兵计划，毛主席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强烈反对分兵，并于1929年2月10日以优势兵力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巩固了局面，增强了官兵信心，也加强了红四军内部的团结。
此战被陈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持枪上战场的战斗。
在当时来看，红四军组成复杂，内部各有山头，根本算不上正规部队。要把上万人的近乎“乌合之众”的一支部队打造成真正的革命队伍，就要解决磨合期产生的许多矛盾，其过程之艰难远非我们所能想象。
大柏地战斗之后，军内矛盾逐渐显露出来，这些矛盾，主要集中在军队建设上。
早在1928年4月，主席就制定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到八项注意），就要求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
另外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实行“由上而下的民主”，即：军队决策权归党的一把手，避免再产生像朱德那样只片面讲民主，在关键时刻却说了不算的情况；还有就是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由党组织推动地方行政工作。
当时红四军的直接领导机构有三个：一是红四军军委，二是湘赣边界特委，三是中共湖南省委前委。
而毛主席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又是红四军军委书记（后由陈毅接任），也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
按级别排序的话，由高至低分别是：湖南省委、湖南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
毛主席一人身兼前委、特委和军委书记，那么按照他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军队的决策权就都主席手中，这难免不让其他人产生想法。
1928年，毛主席还只有35岁，血气方刚，有时为贯彻自己的想法可能会“专断”些，偶尔也会发脾气批评人。虽然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将领对主席的意见基本持积极支持和拥护的态度，但对有些问题还是有看法的。
比如：
“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
“从上而下的民主”不是等同于“家长制”了吗？
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
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
在分歧得不到解决，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朱毛之争”。
前面说过，红四军的直接领导机构有三个，这种叠床架屋的组织形式对工作的开展很不利。
为解决这个问题，在1929年2月的罗福嶂会议上，通过了改红四军军委为政治部、行动由前委统一指挥的决议。
改完后，军部与政治部平级，均接受前委领导。政治部主任仍由毛主席兼任。
不过这样一来，主席集党、政、军、地、财权于一身，权力更大了。搞得朱、毛、陈以及下面的干部对他有看法，说他“喜欢揽权”，搞“家长制”。
三、二月来信
当年4月3日，主席收到了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发来的“二月来信”。
“二月来信”是我党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对红四军的前景比较悲观，要求红四军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让毛主席和朱德要“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二月来信”引起了大家的强烈抵触。
主席认为这是要把部队葬送掉：“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朱老总也深感不满，彭德怀则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位。
两天后，毛主席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复信，批评“二月来信”太过悲观，不切实际。
不过，毛主席和朱德对自己的职务和去留问题比较克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时建议如果朱、毛离开，由刘伯承和恽代英接替。
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不客气地批评中央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中央来信表示不满，但他从军人服从命令的角度，认为主席对待“二月来信”的态度也有些过分。
看到多数人对“二月来信”持反对态度，毛主席干脆把中央来信和红四军前委的复信一起交给各支部讨论：朱、毛该不该走？走一个还是两个都走？谁来接替？等等。
四、刘安恭引发前委、军委之争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带着中共六大文件来到红四军。
刘安恭是四川永川县人，曾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过军事。因有“托派”嫌疑，被苏方遣返，中共中央也因其“托派”嫌疑，把他送到苏区。苏区消息闭塞，认为他是中央派来的大员，所以当时红军讨论问题，都想取得他的支持。
刘安恭留过洋，又学过军事，讲起国际国内局势口若悬河，让大家很是佩服。一时间，他的意见在红四军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刘安恭和朱德、陈毅都是四川人，他从苏联带来的“一长制”——军事首长负责制与朱德的观点比较接近，所以刘、朱二人走得比较近。
陈毅则认为刘安恭下车伊始，就对红军内部分歧问题乱发表意见，有欠妥当，提醒他应注意团结。但刘安恭不听他的。
此时，毛主席已感觉到大家对他身兼多职有意见，而且他确实也忙不过来，就在前委会议上主动提出，由刘安恭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这样一来，刘就位于朱、毛之下，陈毅之上。
这个意见在前委扩大会议上得到通过，但陈毅和林彪投了反对票。
刘安恭就任政治部主任以后，提出成立红四军的最高党部，即恢复红四军军委。
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是由红四军军委改组成的，如今再次恢复，显然是刘安恭想扩大自己的权力。
毛主席作为前委和特委书记，不便对刘安恭的提议表示反对，但是陈毅林彪却坚决反对。
即便如此，会议还是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
5月23日，朱德、刘安恭联名给中央发去《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让军党代表毛主席署名。
刘安恭就任军委书记以后，再次提出将临时军委变为正式军委，并决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前委只讨论红四军军事行动，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
刘安恭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让军委脱离前委领导，是下级党委擅自作出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决定，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同时，刘安恭还在军内散布一种观点，即：
红四军中有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喜欢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
毛主席本来准备在成立军委问题上继续让步和妥协，但刘安恭得寸进尺的做法，让他产生了“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
毛主席决定起而抗争——共产党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
就是说，党一定要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毛主席与朱老总二人产生了直接分歧。
主席认为，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部队，更有利于作战，因此不必在前委之下、特委之上非要成立军委，这样做，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朱老总等人认为，既然是红四军，就要有军委。他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之嫌。
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情况下，主席认为自己作为前委书记已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职务。
6月8日，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是否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
最终，在彭德怀、陈毅、林彪等人的反对下，会议表决结果是不成立正式军委。
但刘安恭会后仍对主席“党管理一切”的主张大加抨击，并提出各级负责同志要进行选举，限期更换，等等。他的这个提议，实际上还是要剥夺毛主席前委、特委书记的职务。
主席非常气愤，写信要求辞职，前委扩大会议也竟然同意了，并任命“中立派”陈毅担任代理书记。
五、红四军内部大讨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红军上下展开了“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问题的大讨论。
毛主席、朱老总、刘安恭也分别写文章发表在《前委通讯》上，陈述各自的意见。
毛主席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最大的组织原则”，“一颗子弹不问过党，都不能分配”。
主席还提出要在连队建党支部，由支部领导一切，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等等。
朱老总对在连队建立支部表示拥护，也不反对集权在前委，但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等等。
现在来看，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但过于绝对化。朱老总所争的，则是他作为前委集体领导下的一名军长应有的独立工作的职权，反对党包办一切。从军事指挥意义上来说，他的意见是合理的。
但他坚持在前委的基础上再成立军委，导致军队领导权分散，就引起了与毛主席的激烈交锋。
随着革命的发展 ，毛主席的“党管理一切”的主张，逐步完善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一切工作归支部”，则深化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这样，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政工作也有明确职责，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在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军阀部队的一大区别，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也是共产党人引以为傲的地方。所以，像朱老总这样在军阀部队待过的将领，才会主张军队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遇事要交由下级自由讨论，而不是长官一个人说了算。
但老总显然未能充分认识到，战争年代的军队必须集权，必须按级服从；遇到大事应该由领导层讨论决定，必须征求下级意见时，也要先由领导集体讨论拟定了方案后，再拿给下级讨论执行。而不是先由下级讨论，由下级决定最终方案。
八月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先让下级讨论，导致朱老总、陈老总等党政领导人无法控制和掌握住部队。
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加上主席当时血气方刚，工作态度和方法上难免有不为人接受的地方，就引起双方的争辩。
至于刘安恭等人攻击主席不服从中央指示和调动，显然是没有认识到主席为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的过人的英明和坚定。
以后主席顽强地顶住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也同样反映了主席这一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胆识魄力。
这场论战，双方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自然没有是非结论。然而，通过这个笔墨之战，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是为此争个人名利，而是探索战争年代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
当然，随着革命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朱老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
1962年，老总再上井冈山时，对陪同视察的毛泽民遗孀朱旦华说：
“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做宣传队、工作队，要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
老总说，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认为他没有学过军事，可是我已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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